版本鑒定最基礎的任務是弄清楚一部書的刊刻時間、地點和刊刻者，對嘉靖本而言也是如此。但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著録來看，情况並不樂觀，有待鑒定或進一步鑒定的嘉靖本還有很多，嘉靖本的鑒定任務還很重。
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已經著録爲嘉靖本的二千六百多種版本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都没有刻書地，大概因爲當時條件有限，刻書地問題又比較複雜，所以此目對所收所有版本的刻書地是統一不作著録的。就嘉靖本而言，這二千六百多種書中大概只有八十種因爲刻書者特殊，可以直接判定刻書地，比如司禮監刻本、浙江布政使司刻本、西安府刻本等，其他絶大多數版本著録中均無刻書地相關信息。當然，這並不代表版本學界對其他二千五百多種嘉靖本的刻書地都不清楚，但作爲當前最權威的善本目録，這仍能説明這方面工作的薄弱。此外，嘉靖本中缺少刻書年份的有九百多種，缺少刻書者的有一千一百多種，刻書年份、刻書者皆缺的（即僅著録作“明嘉靖刻本”者）也達七百多種。這些大多有待進一步的鑒定。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著録的嘉靖本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此目已收録但版本項没有精確到“嘉靖”而僅著録爲“明刻本”者。如明嘉靖陳鳳梧刻本《儀禮注疏》十七卷，此目經部1811號著録作“明刻本”[1]。這一類嘉靖本數量應該很大。據粗略統計，此目著録作“明刻本”者當在千種左右。根據其版本著録體例，對於能判斷出刻於明初或明末的版本著録作“明初刻本”或“明末刻本”，則著録作“明刻本”者當爲明初至明末之間的版本。這一時間段内的刻本，當以嘉靖、萬曆兩朝爲最多。因此，這批“明刻本”中，嘉靖本恐怕不下二三百種，甚至更多。這種著録方式與此目編者謹慎爲主的指導思想有關，在没有確鑿證據的情况下，版本著録退一步，寧可不精確，也不能誤導讀者。第二類是此目未收録者。如天一閣博物館藏明嘉靖七年（1528）刻本《尚書義粹》三卷（存卷下）。這一類中收藏在大陸的數量大概不如第一種情况多，但是如果算上海外所藏，則其數量可能不比第一類少。比如嘉靖汪文盛刻本《儀禮注疏》十七卷，臺北故宫博物院、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和日本静嘉堂文庫各藏一部。這種未收録的嘉靖本，其鑒定情况總體上不會比已經著録的好，更需要進一步的鑒定。第三類是因版本鑒定錯誤而不見於著録的嘉靖本，如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陳儒刻本《五經》，此目收録於經部1號明弘治九年（1496）周木刻本《五經》之下。大概是因爲收藏單位提交時版本已誤，而此目編纂者未能核查原書或書影[2]。這一類的數量應該比前兩類少。(www.xing528.com)
嘉靖刻本存世數量當在三千種以上，目前我们對於這些版本最基本的信息，即刊刻時間、地點和刊刻者，卻有很多都還没有弄清楚，尤其是没有能够全面反映這些信息的專業目録可供參考。這不僅阻礙了對嘉靖時期刻書以及嘉靖本版刻特徵的深入研究，而且對所有涉及嘉靖本的學術研究都會造成不利的影響。更進一步説，即使這些刊刻情况弄清楚了，還有印刷情况，比如前印、後印等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的鑒定。嘉靖本鑒定要走的路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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