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式本中的官刻本在嘉靖前期之後，基本上已經分化出去，向蘇式本靠攏。私家刻本比較少，其演變情况與官刻本大致相同。而書坊本還在沿着原來的軌道繼續演進。這樣大概堅持了十年左右，書坊本也開始出現分化，一部分書坊刻書開始向官刻本靠攏，風格越來越接近蘇式本。於是建式本的核心部分也分化了。但這一分化並不徹底，直到嘉靖末年，許多書坊並未改爲新風格，仍保持着建式本的特徵。
在嘉靖後期剛開始時，大部分書坊本都還保持着建式本的風格。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劉氏安正堂刻本《新刊古今群書類考》（下編116），這是明嘉靖時學者凌瀚編纂的一部小型類書，書上有安正堂的廣告“嘉靖乙巳年秋月劉氏按官本梓行”，可見這也是營銷意識很强的一部書。此本版式爲白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字體仍保留了前期比較典型的建式本特點，筆畫彎曲較多，字形也比較扁平，横畫右端頓筆比較明顯。嘉靖二十四年書林宗文堂鄭希善刻本《春秋左傳》（圖4-14左）字體比較硬一點，但其跋文（圖4-14右）字體卻比較方斬。可能正文是翻刻而來，故較多地保留了舊式風格，而跋文則是新撰寫刊刻的，字體受新風格的影響較大。這是目前所見書坊刻本中最早的方體字，大致擺脱了建式本字體而帶上了蘇式本風格。當然這種風格還很不成熟，字體極不規整，刀法也比較粗糙，很多筆畫出鋒都被切掉了。而且這還不是一整部書的風格，只是一篇跋文。其他大多數書坊本還都是比較典型的建式本。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劉氏安正堂刻本《四明先生續資治通鑑節要》[11]、嘉靖三十年（1551）張氏新賢堂刻本《新刊性理大全》[12]，雖然字體風格都比較硬，但大體還是屬於建式本。
圖4-14 嘉靖宗文堂鄭希善刻《春秋左傳》 浙江圖書館藏
現在看到的比較早的整部書都轉變爲方體字的書坊本爲嘉靖三十一年（1552）余氏自新齋刻本《新刊憲臺釐正性理大全》（圖4-15），版式爲白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字體方斬，筆畫拉得比較直，横畫右端多呈三角形狀。這種字體與官刻本剛開始轉變風格時的字體比較相似，雖然已轉爲方體字，但與成熟的蘇式本還有明顯的差距，没有典型蘇式本的那種神韻，但大致模樣已經具備了。從此，余氏自新齋刻書就走上了新風格之路，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新刊性理會要》、嘉靖四十年（1561）刻《新刊正續古文類抄》，尤其是後者，版式風格已經比較成熟，字體頗爲精整雅飭。
圖4-15 嘉靖余氏自新齋刻《新刊憲臺釐正性理大全》 蘇州圖書館藏
楊氏歸仁齋的演變路綫與余氏自新齋比較接近。歸仁齋刻書字體從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開始向方體字過渡，到三十八年（1559）刻的《大明一統志》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再到三十九年（1560）刻《通鑑綱目全書》已基本上完成了向方體字的轉型。到嘉靖四十年（1561）刻《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圖4-16），方體字更成熟了一些。此書卷端題“知建陽縣事南海鄒可張訂刻”。按，鄒可張，南海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舉人，嘉靖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1562）任建陽縣知縣[13]。由此可知，此書的刊刻與官方有關，有可能是知縣委托刻書，此書的風格很可能會受此影響。歸仁齋刻本雖然已轉爲方體字，但版心下方都是粗黑口，這與蘇式本差距比較大。嘉靖四十三年（1564）歸仁齋刻本《三蘇先生文集》（下編118），版式變爲白口，但字體仍然保留了較多的建式本特徵，尤其是横畫收筆處頓筆成長點，所以此書也很難歸入蘇式本。這種情况説明書坊本的分化情况比較複雜。此外還有一家轉變較歸仁齋成功而略遜於自新齋的書坊，即詹氏就正齋。嘉靖三十一年，就正齋刻《殿閣詞林記》，版式爲白口，四周單邊，雙順黑魚尾。字體表現出明顯的方體字特點，但不太成熟，與自新齋刻《新刊憲臺釐正性理大全》相近。
圖4-16 嘉靖楊氏歸仁齋刻《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上海圖書館藏
還有更多的書坊則堅持原來的風格，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葉氏廣勤堂刻本《新刊性理大全》、嘉靖三十一年雙桂書堂刻本《新刊性理大全》、嘉靖三十二年（1553）書林楊氏清江堂刻本《新刊參采史鑑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嘉靖三十二年書林陳氏積善堂刻本《新刊地理天機會元》等均屬此類，其中《新刊參采史鑑唐書志傳通俗演義》的版式仍是粗黑口，而雙桂書堂刻《新刊性理大全》、積善堂刻《新刊地理天機會元》的字體都很接近前期的建式本。但就總體趨勢而言，即使是堅持建式本風格的，字體也變得越來越硬，這方面最典型的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劉氏安正堂刻本《禮記集説大全》（圖4-17），筆畫已經拉得很直，但還没有完全擺脱建式本的藩籬。安正堂是建陽很有分量的書坊，它的變化反映了建陽書坊的發展趨勢。
圖4-17 嘉靖三十九年安正堂刻《禮記集説大全》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此外，還有兩種委托書坊所刻之書，對我們認識版刻風格的選擇、演變也許會有一些幫助。第一種爲明許應亨文集《石屋存稿》（圖4-18），此書有嘉靖三十九年（1560）劉佃序，云：“君（許應亨）之兄茗山許公爲閩大參，余自閩郡叨轉山東臬司，辭公。公出其《存稿》六卷以示余，余亟請梓之……迺付建陽尹鄒子校正刻於書坊。”“茗山許公”即許應亨之兄許應元，時任福建參政。“建陽尹鄒子”即建陽知縣鄒可張。劉佃曾任建寧府知府，是鄒可張的上司，故將書稿交給鄒氏，命其刻於書坊。此書版式爲白口，四周單邊，單白魚尾，字體爲比較成熟的方體字，整體上是比較典型的蘇式本風格。另一種是明人孫宜詩文集《洞庭集》，此書由孫宜之兄孫宗刊行，書前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孫宗《重刻洞庭漁人集叙》，云：“《洞庭集》，余弟宜撰也……刻之山齋，庸代手録，然其刻顧不甚工也，會余令玉山，蓋天下通衢，學士大夫多知弟者，亟欲得之，倉促無寄，輒不能應，幸玉饒紙，去閩密邇，而建陽書林人吴世良者素好事，來請翻刻，余因捐俸託之。”[14]孫宗時任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知縣，緊鄰福建之建寧府，故將書交於建陽書坊主吴世良刊版。此本版式爲白口，四周單邊，單白魚尾。字體也是方體字，只是字形略扁，不太規整，屬於不太成熟的方體字。此書之刻早於《石屋存稿》七年。上文已提到，率先轉型的余氏自新齋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才刻出不太成熟的方體字，因此，此書字體不够成熟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交給書坊刊刻的書，全部都是蘇式本風格，恐非偶然。這反映出刻書者的需求與傳統書坊本有所不同。刻書者或者説委托人所偏好的風格爲蘇式本風格，因爲蘇式本是當時的文人雅趣，是士大夫間流行的風氣。而傳統建陽書坊所刻大多是建式本。但因爲此時書坊已經出現了分化，有部分書坊可以刻出蘇式本，因此就出現了這種現象，在絶大多數書坊所刻仍爲建式本的情况下，文人或士大夫委托書坊所刻則是蘇式本。從一方面來看，這種市場需求會給書坊帶來一定的壓力，促使它們向蘇式本轉變，余氏自新齋的轉型和書坊主吴世良的翻刻大概就屬於這種情况。但從另一方面來説，相對於蘇式本而言，建陽書坊主要面向低端市場，以價格低廉取勝。而低端市場不一定有文人雅趣這樣的需求。或者説，價格低廉和文人雅趣不能兼得，那麽書坊走的路綫，正是價格低廉。换一個角度看，書坊也可能對市場進行了分割，針對有品位要求的，比如刻文人的集子，就刻蘇式本，數量可能不多。另外對於没有品位要求的如日用類書、小説、舉業等，仍照舊刻建式本。這也許是建陽書坊仍然可以堅持下去的原因之一。
圖4-18 嘉靖鄒可張刻《石屋存稿》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建式本第二次分化的規模似乎不如第一次大，分化成功的書坊比較少，有的書坊轉型不徹底。這次分化一直延續到嘉靖末期，最終爲建式本留下了不小的遺産，即許多書坊仍在堅持着建式風格。這直接影響了隆慶以至於萬曆時期的版刻面貌，給萬曆朝的版本風格發展帶來了重要影響。
【注释】
[1]此本藏天一閣博物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著録，僅著録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史部7679號），版本作“明成化十一年劉氏日新書堂刻本”。經比勘，國圖本有部分版片與天一閣本相同（如卷二、卷三），而另一部分爲重刻（如卷九、卷十），則國圖本當作“明成化七年熊氏中和堂刻十一年劉氏日新書堂重修本”。(www.xing528.com)
[2]《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6册第142頁收録安徽省圖書館藏本，卷端書影字體接近蘇式本的方體字，臺圖藏本卷端書影與此同。查安徽省圖書館此本已被《四庫存目叢書》史部第58册影印，其首卷前二葉字體與後面不同，且版心無寫工、刻工名，後面皆有，則前二葉疑爲補版。又此本另有後印增補本，著録作嘉靖十八年（1539）傅鳳翱刻二十七年（1548）浙江布政司增修本，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及《續修四庫全書》第457册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即是。增修本在前一本首卷首葉前增刻四葉，將原首葉前三行剜改，以與增刻文字續接。增刻者爲蘇式本風格。
[3]明李選《侍御李公行狀》，明李元陽《中谿家傳彙稿》卷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版《叢書集成續編》第142册影印《雲南叢書》本，第489-490頁。
[4]明李元陽《中谿家傳彙稿》卷八，第707頁。
[5]明李元陽《中谿家傳彙稿》卷六，第658頁。
[6]《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6册第205頁收録大連圖書館藏本。
[7]《易占經緯》前金城刻書序末無署銜，查《明世宗實録》卷三三六嘉靖二十七年（1548）五月己卯有巡按福建御史金城與巡撫都御史朱紈會奏之事（第6144頁），知刻書者金城即福建巡按。
[8]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第289頁。
[9]此版有清乾隆十三年（1748）重修本，前有乾隆十三年于敏中序及“金匱山房藏板”内封，傳世者多重修本，常缺此序及内封。重修本《氏族略》卷端字體不精，三行末“校”字末筆捺極短，版匡高約18．9厘米；原版字體精整，三行“校”字末筆正常，版匡高約19．5厘米。天一閣藏原版、重修本各一部。《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4册第203頁所收書影爲山東省圖書館藏本，乃原版，但文字説明爲重修本之尺寸，蓋圖録此條係合併山東省圖書館、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四家而成，文字説明當爲某家所藏重修本之資料。又《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6册第3頁收録者爲重修本，文字説明合安徽省圖書館、寶應縣圖書館兩家而成，書影無館藏章，不知所據爲何家藏本。《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3册第11頁收録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爲原版。臺圖藏三部，兩部原版（書號04465、04466），一部重修本（書號04464）。
[10]《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7册第22頁收録天津圖書館藏本。
[11]《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4册第274頁收録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12]《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4册第274頁收録山東省圖書館藏本。
[13]趙模纂修《建陽縣志》卷五葉一〇，民國十八年（1929）新明印刷所鉛印本；清潘尚楫纂修《南海縣志》卷二〇葉五五，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
[1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8246、8247號著録《洞庭集》嘉靖本兩部，一爲孫斯億刻本，一爲孫宗刻本，然就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二本而言，二者實爲同版，皆爲孫宗刻本，後者爲後印增刻本。另孫宗刻本下藏地有天一閣，天一閣所藏實非孫宗本，其刊刻不甚精，當爲孫宗叙所云“刻顧不甚工”之孫斯億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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