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刻本研究：前期建式本及其第一次分化

圖4-7　嘉靖劉氏安正堂刻《詩經疏義會通》國圖藏

嘉靖初年，建式本在整個福建乃至其周邊地區都非常盛行，尤其是在其核心地區建陽，其書坊刻本沿襲明前期之風格，幾乎難以區分。如嘉靖二年（1523）書林劉氏安正堂刻本《詩經疏義會通》（圖4-7），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字體較粗而軟，字形偏扁，横畫右端頓筆十分明顯，是很典型的建式本。這種版刻風格，在嘉靖初年的建陽書坊刻本中最具代表性，比如嘉靖元年（1522）宗文書堂刻本《新刊周易纂言集註》、嘉靖元年建寧書户劉輝刻本《詩經大全》、嘉靖二年劉弘毅慎獨齋刻本《西漢文鑑》《東漢文鑑》、嘉靖三年（1524）鄭氏宗文堂刻本《新刊通鑑綱目策論摘題》、嘉靖七年（1528）詹氏進賢堂刻本《新刊三禮考註》、嘉靖九年（1530）劉氏安正堂刻本《禮記集説大全》等，均是此種風格。

嘉靖九年（1530）劉氏安正堂刻本《春秋胡氏傳集解》（下編110）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此書雖由書坊刊刻，但實際上是由私人委托的。委托者爲此書作者陳喆之孫陳俸，此時陳喆去世已六十年，書稿一直未能出版。陳俸特意將書送到建陽，交由書坊出版。書中有兩方牌記：“安正堂劉氏按京本新刊行”“庚寅年孟春月安正堂新刊行”。後者比較正常，前者有些奇怪，“按京本”之説不知從何説起，因此書並未出版過，所以也就不存在什麽京本。這大概可以理解爲書坊的銷售廣告。也就是説，此書雖然是由陳俸私人委托書坊出版，但書坊大概是要將其當作商品出售挣錢的。而這一點，陳俸應該也是知道的，因爲廣告已經刻到了書上。我們是否可以據此推測，陳俸委托安正堂刻這部書，可能没有支付費用或者支付了很少（低於成本）的費用？否則他可能不會任由書坊將此書當作商品隨意打廣告出售。這裏還有兩個旁證，一是陳俸是常熟人，常熟隸屬蘇州府，是當時新的刻書中心，陳俸爲什麽專門到福建刻書呢？原因可能是，蘇州刻書雖然發達，但蘇式本是在文人雅趣的主導下形成的，比較傾向於追求精緻高雅，不追求低成本，因此刻書費用自然就高。陳俸特意來建陽刻此書，大概不是因爲不喜歡蘇式本而偏好建式本，而是爲了節省刻書費用。二是此書雖是委托書坊所刻，但與官府委托書坊刻書不同。如嘉靖六年（1527）建寧府知府張大輪委托書坊刻《重校正唐文粹》（下編109），版心有刻工題名，這是私家刻本或官刻本常見的現象，純粹的書坊刻本一般是没有刻工題名的。這大概是因爲私家刻書或官刻書需要管理、考察刻工的工作，需要刻工署名，而書坊則有自己的管理方法，畢竟多一道程序，就要增加一分成本。而《春秋胡氏傳集解》是没有刻工署名的，顯然更接近純粹的書坊刻書。這兩點也能説明，可能《春秋胡氏傳集解》的整個刊刻工作包括費用主要由書坊負責。同樣是委托書坊刻書，其中的具體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

《春秋胡氏傳集解》和《重校正唐文粹》的版刻風格也有所不同。前者與嘉靖初年書坊刻書風格比較一致，雖然書口爲白口，但字體與典型建式本非常接近。但《重校正唐文粹》字體則比較硬，與前面提到的幾部書坊本以及《春秋胡氏傳集解》都不大相同。推其原因，應該是出於翻刻之故。由其翻刻底本刻工來推測，此書很可能未經寫樣，而是拿徐焴刻本直接上版。因此才造成字體風格雜糅，與典型建式本差距較大。

圖4-8　嘉靖楊鑨刻《龍皋文藁》浙江圖書館藏

嘉靖初年福建的私家刻本也多是建式本。如嘉靖五年（1526）藍鉏等刻本《藍澗詩集》。該書作者藍智爲福建崇安縣人，藍鉏爲其六世孫，此書爲藍氏家刻本，藍鉏等後人爲其祖刻集。此本版式爲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字體爲建式風格，字形稍扁，横畫右端頓筆比較突出。再如嘉靖初年楊鑨刻本《龍皋文藁》（圖4-8）。該書作者陸簡爲南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號龍皋，成化二年（1466）進士第三。楊鑨爲其外孫，此書前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陸簡門生顧清序云：“龍皋先生陸公殁二十有七年，嗣孫中書舍人弘道以先生遺稿授清，屬爲之序引，將刻梓以傳。未幾清奉旨南歸，因以中輟。其明年公外孫楊鑨官閩中，力任梓事，公子敬章走雲間來徵言。”後有嘉靖五年三月福建按察司副使祝鑾後序云：“鑾察建溪，值建安簿楊鑨以《龍皋先生文集》來謁，鑾受而讀之。”可知此書大約在嘉靖元年十一月或稍後開始刊刻，嘉靖五年之前已完工。刻書者楊鑨時任建寧府建安縣主簿。查《［嘉靖］建寧府志》卷五建安縣主簿：“楊鑨：直隸武進人，由監生，嘉靖二年任。”其下一任主簿爲嘉靖十年（1531）任，則楊鑨任建安主簿當爲嘉靖二年（1523）至九年（1530）。楊鑨好刻書，嘉靖十年離任還鄉後，翻刻了安國刻本《初學記》。《龍皋文藁》刊於楊鑨建安主簿任上，爲閩中刻本。關於此本性質，楊鑨雖爲官員，但主簿並非縣中主官，位次僅列第三，其上尚有知縣與縣丞，並無隨意調用本縣公款和學官、生儒的權力，且所刻爲家集，故此書仍當爲私家刻書性質。此本版式爲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字體略扁，筆畫彎曲較多，横畫右端頓筆明顯，是比較典型的建式本。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與坊刻本相比，私家刻本版式方面已稍有差異，但作爲版刻風格主要方面的字體仍屬建式本風格，故將其整體上歸入建式本並無太大問題。

圖4-9　嘉靖汪文盛刻《後漢書》　國圖藏

官刻本的情况比較複雜。嘉靖初年福建比較有名的官刻本爲福州知府汪文盛所刻諸書。前面蘇式本部分我們已經討論到，汪氏所刻之書，有一部分已經出現了某些接近蘇式本的特徵。但從字體方面來看，其中還是有比較明顯的建式本特徵的。比如《後漢書》（圖4-9），雖然版式爲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字體還是比較明顯的建式風格，字形不規整，曲折較多，尤其是横畫末端頓筆比較明顯。其他幾種字體風格更硬一些，筆畫相對拉得比較直，但仍帶有建式本特徵，如《五代史記》《鄭文》《鄭詩》等。嘉靖十一年（1532）福建按察司副使張大輪等所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情况與此類似，字體比較硬，但仍帶有較多建式本特徵，字形不規整，横畫右端也常常出現建式本那樣的形狀。而大約刻於嘉靖十年（1531）至十二年（1533）之間、福建右布政使吴昂所刻《聖學格物通》則仍爲比較典型的建式本，此本版式爲粗黑口，雙順黑魚尾，字體也是比較典型的建式風格，不像前面幾種那麽硬直。其他府縣所刻建式本似乎比省一級的官刻本更爲典型。如嘉靖四年（1525）刻《延平府志》、嘉靖六年（1527）刻《尤溪縣志》（下編119）、嘉靖六年刻《汀州府誌》（下編121），尤其是《汀州府誌》，版式爲細黑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字體與坊刻本比較接近，只不過版式比較疏朗，半葉八行，行十九字，與坊刻稍異。《延平府志》《尤溪縣志》的字體也較《五代史記》甚至《聖學格物通》更接近典型建式本。整體來看，在這一時期的福建官刻本中，建式本還保持着比較大的影響力。

圖4-10　嘉靖張琦刻《白齋竹里詩集續》國圖藏

嘉靖初年建式本的影響在福建周邊地區也有體現。浙江有嘉靖三年（1524）金華府内所刻《永康縣志》、嘉靖五年（1526）温州府内所刻《雁山志》，二書均帶有比較明顯的建式本風格。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嘉靖二年（1523）張琦刻於寧波的《白齋竹里詩集續》三卷《文略》一卷（圖4-10）也帶有比較明顯的建式本特徵，如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這些特徵還不算最明顯的（京式本也是類似的版式）。其目録首葉第二、三行標題上均鐫黑魚尾，並在魚尾中鏤出一定的紋飾，這是建陽書坊本常見的手法，如上文所舉嘉靖三年鄭氏宗文堂刻本《新刊通鑑綱目策論摘題》也是如此。另外，此本字體也帶有建式本特徵。

江西受建式本影響最大的是緊鄰建寧府、距建陽縣最近的廣信府。其刻書中最典型的是嘉靖四年（1525）刻本《鉛山縣志》，其版心鐫“福建書坊蔡澄刊”。其刻工劉友、范元升、葉俊、范八等也都是福建良工。其風格自屬建式本，甚至連魚尾下的紋飾都和建式本一樣。此外還有嘉靖元年（1522）贛州府清獻堂刻本《埤雅》（下編091），字體風格也比較接近建式本。

廣東的刻書早期主要受福建影響，建式本本應突出一些，只是刻書業不够發達，刻書相對較少，所以例子並不多。比較典型一些的如嘉靖六年（1527）刻本《廣州志》，字體風格明顯近於建式。(www.xing528.com)

經過十年的發展，嘉靖建陽書坊刻本仍然保持着比較典型的建式本風格，除了部分版本字體稍微變硬了一些，整體變化不大。而福建官刻本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逐漸開始從建式本中分化出去。

建陽坊刻本如嘉靖十年（1531）劉氏安正堂刻本《止齋先生文集》，版式仍然是下粗黑口，上粗黑口上端剜去鐫書名，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字體稍微偏硬，但變化不大。嘉靖十年書林楊氏清江書堂刻本《新刊紫陽朱子綱目大全》（圖4-11）則跟初年刻本毫無分别，版式相同，字體也無變化。再如嘉靖十一年（1532）魏氏仁實堂刻本《四書集註大全》、嘉靖十二年（1533）書林余氏自新齋刻本《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下編112）、嘉靖十四年（1535）書林清江堂刻本《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嘉靖十五年（1536）劉氏安正堂刻本《周易傳義大全》（下編114）、嘉靖十八年（1539）熊氏種德堂刻本《魁本袖珍方大全》等，風格皆如此，與初年刻本很相近，無明顯變化。不過這一時期也有一些坊刻本出現了部分變化，如版式上白口多了起來，字體變得稍微有些硬，但總體還都在建式本的範疇之内。如嘉靖十三年（1534）安正書堂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嘉靖十五年書户葉氏刻本《書經大全》（下編113）、嘉靖十七年（1538）黄氏集義堂刻本《新刊性理大全》、嘉靖二十二年（1543）西園書堂刻懷德書堂印本《標題事義明解十九史略大全》（下編115）等。

圖4-11　嘉靖楊氏清江書堂刻《新刊紫陽朱子綱目大全》　臺圖藏

官刻本方面，嘉靖十一年（1532）建寧府刻本《春秋四傳》（下編111）仍是比較典型的建式本，版式爲黑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字體較軟，不像後來的一些建式本那麽硬，比嘉靖初年福州府所刻及一些省級官刻本都更典型，大概是建寧府處在建式本核心區的緣故。這個版本有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2852號將其定爲“明嘉靖建寧書坊刻本”，似乎不够準確。其依據大約是書前福建提刑按察司下建寧府牒文，要求書坊不得違背官方所頒發的《四書》《五經》的樣式，不得自行改刻，以致造成訛誤，否則嚴懲不貸。但這並不足以證明此書爲書坊刻本。相反，此本所包含的諸多信息表明它是一部官刻本。比如版心有刻工署名，版式疏朗，字大悦目，刊刻甚精，白棉紙刷印，這些都與書坊本不合，而更像福建官刻本。而且此書大概是一整套，包括《四書》《五經》，就天一閣目前所藏，至少可以找到《周易傳義》《禮記集説》及此《春秋四傳》三種，其版式、字體完全一致，刻工也大多一致，顯然是一套書。而其中《禮記集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1955號已定爲嘉靖十一年建寧府刻本，並不認爲其爲書坊本。由此看來，這套書可能就是建寧府頒發給各書坊的樣本。

這一時期保持建式風格的官刻本還有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龍溪縣志》、嘉靖十七年（1538）建陽縣知縣李東光刻《建寧人物傳》，不過二書版式都是白口，字體也不太典型，但確實都在建式本的框架内。

此時建式本對外省的影響仍在持續。廣東刻書如嘉靖十二年（1533）舒柏嶺表書院刻本《南川漫遊稿》、嘉靖十二年韶州府刻本《明良集》、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韶州府志》等均是建式本。江西刻書如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刻《蘇文忠公全集》（下編080）、嘉靖十五年（1536）刻《贛州府志》等，也都受到了建式本的影響，後者尤其明顯。浙江刻書如處州府内嘉靖十八年（1539）麗水縣知縣鄭臨等刻《重訂丹溪先生心法》（下編106），刻工余添壽、葉再興、艾毛、葉再友、余環、葉仕榮等大多爲福建刻工，故此本亦帶有建式本特徵，只是字體也比較硬。大概此時福建本土刻書已開始分化，外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最值得關注的是，嘉靖十八年浙江巡按御史傅鳳翱刻《皇明詔令》，其刻工包括艾毛、葉仕榮、余環、劉福臣、詹永信、吴富等，許多與《重訂丹溪先生心法》的刻工重合^[2]。這説明這一批刻工嘉靖十八年在浙江的活動範圍不僅限於鄰近福建的處州，還到達了更遠的首府杭州。建式本的影響範圍幾乎覆蓋了整個浙江。但是建式本核心地區的版本已面臨分化，其影響自然也在减弱。

這一時期建式本開始第一次分化。據目前所知，在這一分化過程中，出現最早、影響最大的是福建最高級别的官刻本——福建巡按御史刻本，即李元陽所刻諸書。李元陽（1497—1580）字仁甫，號中谿，雲南太和縣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官至荊州知府^[3]。李元陽曾任福建巡按御史，其所刻《十三經註疏》《杜氏通典》《班馬異同》《史記題評》《古音叢目》等書，皆在此任内。其中《班馬異同》刻於嘉靖十六年（1537），《史記題評》爲嘉靖十六年命福州知府胡有恒、同知胡瑞所刻。其他三部諸家著録多無具體年份。今考李元陽《遊龍虎山記》云：“余嘉靖丙申使閩，戊戌五月得代出疆。”^[4]故李元陽任福建巡按御史當在嘉靖十五年（1536）至十七年（1538）五月，與《班馬異同》《史記題評》刻年吻合，則其他三書亦當刻於此時間内。又李元陽《初刻杜氏通典序》：“丙申，以御史按閩，乃謀於福州守胡君有恒。聚諸生十有四人於學宫，校梓以傳。”^[5]可知《杜氏通典》當刻於嘉靖十五年，具體負責者亦爲福州知府胡有恒，刊刻地點在福州府學，參與生員達十四人。

李元陽所刻之書，在蘇式本部分我們已提及《班馬異同》，這是最接近蘇式本的例子。這裏再舉兩種過渡類型的官刻本，如《杜氏通典》（圖4-12），此本版式爲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版心上鐫篇名，中鐫書名，下鐫刻工名。與《班馬異同》相較，字體略欠規整，故不如後者接近蘇式本。與嘉靖初年福建官刻本相比最明顯的變化是，其筆畫普遍拉直，轉折處棱角分明，横畫右端普遍呈三角形狀，已經擺脱了建式本的藩籬，跨入了蘇式本的行列。但它與典型蘇式本還有明顯的距離，如字體不太規整，筆畫過於方斬，長捺的出鋒幾乎都被切斷，整體來説不够精緻。這種過渡還體現在同一套書中，甚至同一套書中各書的差異比《班馬異同》和《杜氏通典》這種不同書之間的差異還要大。比如《古音略例》《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圖4-13）等實際上是同時所刻的一套書，古籍編目一般當作合刻書來處理。其中《古音叢目》卷一首葉字體方整，很接近蘇式本，甚至不下於《班馬異同》（圖4-13）。其版心刻工爲江盛，他也參與刊刻了《班馬異同》。而《古音獵要》卷一首葉幾乎還是建式本的樣子，字體不方整，横畫右端頓筆很明顯。其版心刻工爲葉遠，也曾參與刊刻《班馬異同》。同一套書中，二者所刻面目差異竟如此之大。而且同是葉遠所刻，《班馬異同》的風格也與此不同，字體比較方整，與《班馬異同》整體風格及《古音叢目》中江盛所刻相近。這種比較特别的情况，可能正説明了這幾種書在建式本分化過程中的過渡性質。《史記題評》的情况與《班馬異同》比較相近，此書多達一百三十卷，有二千五百多葉。這樣的大書對於刻工熟悉新的風格是一次很好的練習。諸書之中，只有部頭最大的《十三經註疏》是個例外，基本上還是舊的建式本風格，可能受底本影響比較大。最後有必要指出的是，這次大規模的刻書活動，使用的主要都是福建刻工，這説明此時福建刻工已經大致掌握了刊刻新風格的手法。這也不難理解，福建刻工經常外出刻書，甚至到達杭州，對這種新的刻書風格並不陌生。

圖4-12　嘉靖李元陽刻《杜氏通典》　天一閣藏

圖4-13　嘉靖李元陽刻《古音叢目》《古音獵要》《班馬異同》　天一閣藏

由於欽差大吏巡按的提倡，新的風格很快流行開來。嘉靖十八年（1539）興化府知府吴逵刻《類博稿》，即爲新風格，與《班馬異同》很相近^[6]。而李元陽的繼任者則繼踵其後。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時任福建巡按御史的金城^[7]刻《易占經緯》，序云“刻之閩庠”，與李元陽《杜氏通典》刻於福州府學如出一轍。其版刻風格也與李元陽刻《班馬異同》比較相近，而且相對更成熟一些，以致王重民推其爲福州刻書之代表：“余以此本刻印極精，非麻沙可比，因記其刻工，以爲嘉靖間福州代表作。”^[8]實際上這種風格的刻本在十年前已經出現了，而且此後更多。比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巡按御史陳宗夔刻《通志略》，比《易占經緯》還要精美^[9]。等到更晚一些，福建巡按御史吉澄招募蘇州的寫、刻工匠來閩刻書，恐怕以上這些刻本全都要相形見絀了。總之，自李元陽之後，福建官刻基本上進入蘇式本時代，省一級官府所刻尤其如此。而且時間越往後，官刻本的分化越徹底，最後連建式本的根據地建陽縣的縣志（下編117）都是用比較成熟的蘇式本風格刊刻的。私家刻本的變化大體與官刻本相近，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林朝聘、黄中等爲其師宗臣所刻《宗子相集》，也是比較成熟的蘇式本^[10]。這些基本上已不屬於建式本討論的範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