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府刻本是明刻本中的一個重要類别，對於嘉靖本來説也同樣重要。許多研究明刻本的論著都設專門章節討論，最近兩年還出現了研究藩府刻書的專著[31]。因此藩府刻本在明刻本中研究基礎比較好。但諸家的研究，多從刻書史角度出發，少有從版本學角度着眼的，尤其是從實物版本學角度加以研究的更加少見。比如諸家勾稽藩府刻書總數多至五六百種，然對其存世情况卻着墨不多。而對於實物版本學來説，一部書、一種版本是否存世，是需要首先加以關注的。對於不存世的版本，從實物版本學角度很難着力。
從版刻風格來看，嘉靖年間的藩府刻本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京式本非常多。藩府刻本中也有蘇式本，前面蘇式本部分已經談到過，主要有趙府所刻諸種和衡藩晚期所刻等。但藩府刻本中，蘇式本的數量不如京式本多。因此，藩府刻本對於京式本的研究更重要，有必要專門討論。
從京式本地域分布的角度看，嘉靖時期各省的藩府刻本大致可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京式本、蘇式本都有的省份，包括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湖廣五省。這些省的藩府刻本有的京式本、蘇式本參半，有的以京式本爲主。第二類則全部爲京式本，包括陝西、四川、廣西、雲南四省。其中第一類各省刻書業相對比較發達，因此蘇式本影響比較大，已經改變了部分藩府本的風格。第二類各省刻書業相對比較落後。不過也不是每個省都符合這一點，比如山西刻書業並不比陝西發達，但嘉靖年間，山西藩府刻書卻比陝西發達一些，數量遠超陝西。因此藩府本在山西刻本中的分量就顯得很重，而陝西的藩府本地位則相對較低。
第一類中山東的藩府本不太多，京式本也較少，前面蘇式本中談到了德藩刻《前漢書》，用的是蘇州刻工，屬於蘇式本。魯藩刻《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也近於蘇式本，《抱朴子内篇》雖然近於京式本，但字體比較硬，也很不典型。衡藩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洪武正韻》屬於典型京式本，可能與翻刻内府本有一定的關係。衡藩後期所刻，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事親述見》用蘇州刻工，已變爲蘇式本。隆慶元年（1567）衡藩再次刊刻《洪武正韻》，所用刻工與《事親述見》相同，字體也是蘇式本風格，不過書口仍是粗黑口。這似乎可以説明，衡藩在嘉靖晚期以前刻書爲京式本，晚期之後多用蘇州刻工，風格於是轉向了蘇式本。
山西的情况和山東不同，分封於太原的晉藩在嘉靖藩王刻書中處於前列，所刻多有京式本，如嘉靖四年（1525）刻《文選》（圖3-23）、嘉靖五年（1526）刻《宋文鑑》、嘉靖八年（1529）刻《唐文粹》、嘉靖十六年（1537）刻《元文類》、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臞仙肘後經》。其刻書不僅數量比較多，選擇相對也比較精，尤其是從《文選》到唐、宋、元的總集，形成了一個系列，顯然是一次有規劃的大規模刻書活動，在刻書史上影響也比較大。此外嘉靖十三年（1534）晉藩刻《初學記》接近蘇式本，蓋因此本據安國刻本翻刻，受底本影響之故[32]。封在潞安府的瀋藩刻書不如晉藩多，京式本也不如晉藩典型。嘉靖二十四年（1545）所刻《雅音會編》比較接近京式本。嘉靖四十年（1561）刻《焦氏易林》字體較方，可能是據嘉靖四年姜恩刻本翻刻的。嘉靖二十三年（1544）刻《初學記》爲翻刻安國刻本，卷端仍題“錫山安國校刊”，因此字體也比較方，但與安國本比較，瀋藩本字體還是有不少京式本意味的[33]。
圖3-23 嘉靖晉府刻《文選》 天一閣藏
河南藩王較多，好刻書者也比較多。前面蘇式本中已經談到彰德府的趙藩多聘請蘇州工匠，所刻亦多爲蘇式本。但趙藩之外的其他藩王所刻則以京式本爲主。如嘉靖十二年（1533）周藩恭裕王府刻本《續編錦囊詩對故事》（圖3-24），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字體接近自然書寫體，屬於比較典型的京式本。嘉靖十七年（1538）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風格類似，只有魚尾比較特别，爲四黑魚尾，兩兩相對。徽藩嘉靖十八年（1539）刻《風宣玄品》、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禮儀定式》（下編067）、嘉靖三十年（1551）刻《詞林摘艷》也都屬於京式本。此外，嘉靖二十七年（1548）伊藩刻本《四書集註》、嘉靖七年（1528）崇藩刻本《春秋左傳類解》、嘉靖二十二年（1543）崇藩刻本《孝肅包公奏議》、嘉靖十九年（1540）唐藩刻本《甕天小藁》（圖3-25）、嘉靖二十年（1541）唐藩刻本《謙光堂詩集》等，都屬於京式本。
江西的藩府刻本主要爲京式本。比較典型的如嘉靖十一年（1532）寧藩建安王朱覲鍊刻《西江詩法》（下編081），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字體非常流利生動。嘉靖二十一年（1542）益府刻本《理學類編》、嘉靖二十八年（1549）益藩刻本《重編廣韻》版式皆爲粗黑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字體近於自然書寫體，也都是比較典型的京式本。嘉靖二十四年（1545）淮藩朱厚燾刻本《增修詩話總龜》也屬於京式本（下編085）。瑞昌王支裔朱拱榣所刻字體比較硬，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編苕集》。有的藩刻本已經接近蘇式本，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拱榣刻自著《豫章既白詩藁》（下編084）。
圖3-24 嘉靖周藩恭裕王府刻《續編錦囊詩對故事》 臺圖藏
圖3-25 嘉靖唐藩刻《甕天小藁》 臺圖藏
湖廣的藩府本中，兩家刻書最多的藩王爲楚藩和遼藩，前者所刻爲京式本，後者所刻爲蘇式本。楚藩所刻，如嘉靖十四年（1535）刻《劉氏二書》（圖3-26），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字體流利自然，爲典型京式本。嘉靖十九年（1540）刻《雍熙樂府》字體流利秀媚。嘉靖十九年刻《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則字體稍硬。嘉靖十六年（1537）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字體比較方，風格不大一樣。遼藩刻本，自嘉靖八年（1529）《東垣十書》字體已比較方斬，風格近於蘇式本。此後朱寵瀼梅南書屋嘉靖十年（1531）刻《後山詩註》、嘉靖十二年（1533）刻《小學史斷》，其字體風格皆如此。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種蓮歲稿》，遼藩直接用蘇州工匠寫、刻，則爲純然蘇式本。此外還有封於寶慶府武岡州的岷藩，嘉靖十四年刻《雪峰詩集》（圖3-27），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四黑魚尾，屬於比較典型的京式本。
圖3-26 嘉靖楚藩刻《劉氏二書》 臺圖藏
圖3-27 嘉靖岷藩刻《雪峰詩集》 臺圖藏
第二類陝西、四川、廣西三省的藩府本基本都是京式本。陝西所刻藩府本較少，如比較有名的秦藩本《史記》（下編074）。還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天原發微》，字體風格稍微有些硬。此本當據天順五年（1461）歙西鮑氏耕讀書堂刻本翻刻，卷末鐫刻工“仇川黄文善、文敬、文希、永富刊”，皆徽州刻工。按此皆當爲天順本刻工。黄文善號一愚，生於正統三年（1438），卒於正德二年（1507）。黄文敬號拙庵，生於正統四年（1439），卒於成化十八年（1483）。黄文希號隱齋，生於正統五年（1440），卒於嘉靖五年（1526）。三人皆爲仇村黄氏二十二世，其生卒年皆與天順本刻書時間相合。黄永富當爲黄氏二十三世[34]。有學者因此書有徽州刻工而懷疑其刻於關中，大概没有注意到這四人其實是底本刻工[35]，而且至今尚未見到徽州刻工至關中刻書的例子。此書刻於關中，並無疑問。
四川刻書總量不多，故藩府本顯得相對比較重要，且主要是蜀藩所刻。蜀藩刻本基本都是京式本，如嘉靖二十年（1541）蜀王朱讓栩刻本《欒城集》《後集》《三集》以及《遜志齋集》，字體比較流利，刻得較精。嘉靖二十八年（1549）蜀王朱承爚刻其父朱讓栩《長春競辰藁》，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雙對黑魚尾，字體與内府本甚近，是非常典型的京式本。學者稱“蜀府恒多賢王”[36]，以此本觀之，信然。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蜀府刻《金丹大成集》（圖3-28）仍是粗黑口的京式本。廣西刻書更少，藩府本也不多。所見者如嘉靖八年（1529）靖江王朱邦薴懋德堂刻本《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雙對黑魚尾，字體筆畫較粗而圓潤，是很典型的京式本。
圖3-28 嘉靖蜀府刻《金丹大成集》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雲南没有朱姓藩王，嚴格來説並無藩府，而黔國公沐英爲朱元璋義子，恩寵比擬親王，沐氏世代鎮守雲南，永爲藩屏，故可看作藩府的一個特例。天一閣藏有嘉靖刻本《皇明恩命録》（圖3-29），書中所收爲自龍鳳七年（1361，時朱元璋稱吴王）至嘉靖八年（1529）明世宗賜給沐家之誥勅。嘉靖八年時，黔國公爲沐紹勛，有勇略，用兵輒勝，擒獲尋甸反叛土舍安銓，諸蠻皆服，威震南中，世宗一再賜勅褒奬[37]。此書當即沐紹勛所刊，以紀祖宗以來之恩典。其紙張紋理稍粗，呈淡黄色，是典型的雲南紙張。嘉靖間，天一閣主人范欽曾官雲南右布政使，此書疑即其時得於滇中。此書版式爲下粗黑口，四周雙邊，雙對黑魚尾，字體較爲流利圓潤，爲比較典型的京式本。這種粗黑口的風格在當時的其他雲南刻本中也極少見到。就目前所知，除雲南歷科鄉試録外，僅此一見。這種風格與刊刻者的身份、刊刻内容都有很大的關係。沐紹勛爲世襲黔國公，所刻内容又都是皇帝頒賜之誥勅，其與皇帝關係之密切是顯而易見的。這種書籍的刊刻，具有很强的政治意義。對上向皇帝表達忠心，以示皇恩浩蕩，愿永爲帝國南疆之藩屏，以報天恩。對下宣示歷代皇帝對沐家的信任，尤其是當朝皇帝對沐紹勛的信任。其中向上表達忠心是最重要的。此書很可能也要進呈御覽，否則皇帝也無法接收到其表達。在這種情况下，其版刻風格的選擇也就不難理解了。
圖3-29 嘉靖刻《皇明恩命録》 天一閣藏
藩府本中京式本的情况，大體如上所述。藩府本之所以多爲京式本，也有一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地域問題，即藩王的封地大多是京式本延續得比較久或者説京式本比較發達的地區。兩京無藩王，這是自古以來天子畿内不封王的傳統。浙江、福建亦無藩王。如此一來，刻書最發達、蘇式本最發達、建式本最發達的地區都没有藩王，而這些地區的京式本恰恰是最不發達的，剩下的自然都是京式本相對發達的地區。因此，地域應該是很一個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藩王的好尚與皇帝好尚的内在聯繫也很重要。他們在政治上、血緣上的聯繫自不必説，在文化上也有密切的聯繫。親王在之藩前長於宫中，内府就是爲他們服務的機構。他們讀書學習，所用自然少不了内府刻本的經史書籍，甚至其他雜書如《三國志演義》等。他們本身是皇家的一員，自然接受了皇家的文化。之藩後，藩王還會得到内府的賜書。而且，藩王有權利向皇帝請賜書籍，這在制度方面有明文規定[38]。而這些書籍對藩王的刻書確實産生了直接的影響。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衡府刻本《洪武正韻》衡王序云：“是書出自中秘，寰宇景仰，而艱得捧閲，閩肆謄鋟殊乖，讎校靡確，敬遵式壽梓。”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藩王刻書甚至可以看作皇家刻書的一部分。藩府本多京式本，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注释】
[2]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第41-43頁。胡氏原文云：“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第其直至重，諸方所集者，每一當吴中二，道遠故也。輦下所雕者，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吴中五，吴中五不當燕中三（此以地論，即吴、越、閩書之至燕者，非燕中刻也）。燕中三不當内府一。”胡氏大約爲行文方便，並不太考慮各地書價换算的精確性，這裏將其所説綜合起來，大致如此。
[3]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第700頁。
[4]《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8册，第216頁。
[5]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經書紀略》，《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頁。
[6]清黄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頁。
[7]此本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以爲德王府所刻（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頁），陳清慧《明代藩府刻書研究》因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頁），蓋誤以德妃爲德王之妃。
[8]《明世宗實録》卷二五一嘉靖二十年（1541）七月甲午：“皇第五女生，德妃張氏出也，遣京山侯崔元告景神殿。”（第5029頁）又，卷四四五嘉靖三十六年（1557）三月甲子：“上勑禮部册封朕女爲嘉善公主，選直隸保定府定興縣民許婉如男許從誠爲駙馬都尉。”（第7587頁）《明史》卷一二一《公主傳》世宗第五女：“嘉善公主，嘉靖三十六年下嫁許從誠，四十三年薨。”
[9]此廣告見於後印本，如國圖藏二部（書號02336、10354）。前印本無此廣告，如浙江圖書館藏本（書號善006177）、國圖藏本（書號02451）。
[10]陳清慧《〈古今書刻〉版本考》，《文獻》2007年第4期。(www.xing528.com)
[11]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五對此評云：“堂堂風憲有司，而刻書如此之輕誕，是無怪《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書乃爲司禮監專其事矣。”（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頁）對於都察院是個什麽性質的部門，刻這類書意味着什麽，兩榜出身、官至吏部主事的葉德輝是很清楚的，故發此語。此語前半“風憲輕誕”之評甚確，後半“司禮監專其事”之嘆卻未中肯綮。蓋司禮監乃專門服務於皇帝之機構，其刻書自出於皇帝之意，都察院乃至朝廷任何部門都無權干涉，此其一；《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乃當時最普通不過之基礎教材，品味稍高之士大夫即未必看得上，由文化水平不高之司禮監刊刻是很正常的，此其二。
[12]《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799號著録此書作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當是據卷末張洧《讀士翼》，其末署“嘉靖乙未冬十月既望學生張洧謹識”，嘉靖乙未爲嘉靖十四年。但《讀士翼》並未提及刻書之事。按，此書前有山西巡按御史喻時序，序云“平陽以先生往而刻之”，即平陽府因崔銑去世而刻此書，考崔氏去世在嘉靖二十年（1541）。又喻時爲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一月始由知縣行取爲御史（見《明世宗實録》卷二六八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乙丑，第5298頁），則其巡按山西必在此之後，而《士翼》不可能刻於嘉靖十四年。
[13]《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7430號著録浙江圖書館藏本作“明嘉靖四年張元學刻本”。按，浙江圖書館藏本李夢陽序云：“嘉靖四年，陳留尹張元學者，進士之巨也，獲李子詩觀焉，刻而布。”此即本書版本依據。查清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陳留縣志》卷二十一《知縣表》葉四明嘉靖間知縣：“張禄，山東平原人，辛巳（正德十六年）進士。”《正德十六年進士登科録》：“貫山東濟南府德州平原縣民籍，國子生，治《詩經》，字原學，行四，年四十，十月二十三日生。”（《明代登科録彙編》影印明正德刻本，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版，第3134頁）“原學”即“元學”，可知張元學即張禄。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平原縣志》卷七《選舉》葉七：“張禄，字岱野，辛巳科。陳留知縣，陞福建道御史，巡按宣府，終河南參議。”岱野當爲張禄之號。故是書當作明嘉靖四年（1525）張禄刻本。
[14]此書爲明王禕之文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6369號著録。然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3982號又著録一部同名同卷數，同爲嘉靖元年（1522）張齊刻本的《王忠文公文集》，作者卻爲宋王十朋，藏地爲吉林省圖書館。其實吉林省圖書館藏本開篇《思親賦》云“同門友王禕復造斯賦焉”云云，可知其爲王禕之集，並非王十朋之集，蓋因王十朋、王禕皆謚“忠文”而偶誤。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録》於王十朋之集條云“今唯吉林省圖書館著録嘉靖元年刊《王文忠公集》二十七（按，當作二十四）卷，未見，不知是否完帙”（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925頁），所據當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因不知其誤，故因其卷次不合而疑其爲殘本。
[15]明周弘祖《古今書刻》，第324、325頁。
[16]明林堯俞、俞汝楫纂修《禮部志稿》卷七二《刻録支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98册第229頁。
[17]明林堯俞、俞汝楫纂修《禮部志稿》卷七二《會場經費》，第228頁。
[18]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七七，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51頁。
[19]明林堯俞、俞汝楫纂修《禮部志稿》卷七一《嘉靖十年禮部題准節年會試條例》，第210頁。
[20]明張志淳《南園漫録》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67册第257頁。
[21]登科録行款只有前面的《玉音》《恩榮次第》等和後面的文録比較固定，中間的進士名録部分近似於表格，因各人情况不同，同書内每行字數多有差異，不便計算行款。
[22]此科試録行款與諸科差異較大，是有特殊原因的。這一科明世宗親自選定一甲三名並親加批語，而考試官送給世宗的一甲備選試卷共有十二份。世宗不僅親自選定一甲並加批語，還爲此專門向考官下了一道手諭《諭讀卷官》（置於試題之後、文録之前），詳細説明自己選擇的理由，以及這十二名考生的名次安排，即前三名按世宗所定，其他按讀卷官所定依次排列。因爲這十二名考生的名次由世宗親自排定，爲表示對皇帝的尊崇，文録將十二人殿試對策全部收入登科録。這是大違常規的，一般登科録只收一甲三名的對策。因此導致此科登科録分量大大增加，刊刻時不得不增加排版密度，以避免登科録總葉數過多，導致書過厚而增加成本。這樣改變行款後，每葉容納字數增加了大約百分之三十。即便如此，這一科登科録仍比一般情况多了三四十葉。
[23]明林堯俞、俞汝楫纂修《禮部志稿》卷七二《進呈會試録》，第226-227頁。
[24]明林堯俞、俞汝楫纂修《禮部志稿》卷七二《進呈登科録》，第227頁。
[25]明林堯俞、俞汝楫纂修《禮部志稿》卷七二《試録程式》，第223頁。
[26]國家計量總局、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宫博物院主編《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頁載嘉靖牙尺（當爲營造尺）長32厘米。
[27]天一閣博物館今存鄉試録中有一部書籍尺寸比禮部規定的還要大，即《嘉靖三十一年陝西鄉試録》，長41．3厘米，寬23．4厘米，大概屬於特殊情况。
[28]明林堯俞、俞汝楫纂修《禮部志稿》卷七一《題行鄉試條約》，第207頁。
[29]明林堯俞、俞汝楫纂修《禮部志稿》卷七一《題行鄉試條約》，第207頁。
[30]《明世宗實録》卷二〇四嘉靖十六年（1537）九月癸卯，第4271-4272頁。
[31]陳清慧《明代藩府刻書研究》，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
[32]《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7册第12頁收録者和《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5册第171頁收録者均是，版心上鐫“晉府重刊”。而《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7册第106頁收録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亦題“明嘉靖十三年（1534）晉府虚益堂刻本”，版心上無“晉府重刊”，字體與前兩部亦不同，疑爲翻刻本或重修本。
[33]《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7册第107頁收録新鄉市圖書館藏本和《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7册第73頁收録首都圖書館藏本均是。《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六所收安國刻本實際也是此本，卷端字體、斷口皆同。
[34]《徽州歙邑仇村黄氏世系表》，李國慶《明代刊工姓名索引》附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頁。
[35]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原定秦藩本刻於關中，又因有徽州刻工而産生懷疑（第282頁）。李國慶《明代刊工姓名索引》引用了王重民之文後，云：“此本究竟刻於何地，俟考。”（第364頁）
[36]昌彼得《明藩刻書考》，載《蟫菴論著全集》，臺北故宫博物院2009年版，第331頁。
[37]《明史》卷一二六《沐英傳》，第3763-3764頁；《皇明恩命録》卷四，明嘉靖刻本。
[38]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五七、卷一一〇，第358、5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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