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本科舉録的版刻風格具有很强的統一性，即向京式本統一。首先，最統一的是版式，登科録、會試録、各省鄉試録，包括武舉録和武舉鄉試録，幾乎全部爲粗黑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如《嘉靖十一年進士登科録》（圖1-4）、《嘉靖二年會試録》（下編001）、《嘉靖十九年順天府鄉試録》（下編006）、《嘉靖二十三年武舉録》（下編003）、《嘉靖肆拾年浙江武舉鄉試録》（圖3-16）。就已查驗的一百六十六種科舉録而言，書口方面，只有《嘉靖四年山東鄉試録》、《嘉靖元年山西鄉試録》（圖3-17）、《嘉靖元年河南鄉試録》三種爲白口，還有一種《嘉靖七年江西鄉試録》（圖3-18）爲細黑口，其他全部爲粗黑口，白口和細黑口加起來，所占的比例也只有百分之二點四。魚尾方面，只有《嘉靖七年江西鄉試録》《嘉靖十六年廣東鄉試録》《嘉靖十九年廣東鄉試録》三種爲單白魚尾，《嘉靖元年雲貴鄉試録》（圖3-19）、《嘉靖四年雲貴鄉試録》《嘉靖十六年貴州鄉試録》三種爲雙對黑魚尾，其餘全部均爲單黑魚尾，極少有例外。至於四周雙邊，則無一例外。
其次行款也非常統一。《會試録》和各省鄉試録的行款一律爲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非常整齊。登科録的行款則偶有參差，嘉靖二年（1523）、嘉靖八年（1529）、嘉靖十一年（1532）三科爲半葉十行，行二十字[21]，嘉靖十四年（1535）科前面《玉音》《恩榮次第》部分爲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後面文録部分爲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22]。其後諸科除嘉靖三十二年（1553）偶然恢復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之外，其他一律固定爲：《玉音》等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文録半葉十行，行十九字。
圖3-16 嘉靖刻《嘉靖肆拾年浙江武舉鄉試録》 天一閣藏
圖3-17 嘉靖刻《嘉靖元年山西鄉試録》 天一閣藏
圖3-18 嘉靖刻《嘉靖七年江西鄉試録》天一閣藏
圖3-19 嘉靖刻《嘉靖元年雲貴鄉試録》天一閣藏
圖3-20 嘉靖刻《嘉靖七年應天府鄉試録》 天一閣藏
再次是字體方面，大部分均爲京式本的自然書寫體，例外主要爲南直隸、山東和福建三個省，其中又以南直隸最爲突出。南直隸從嘉靖七年（1528）科已開始向蘇式本過渡（圖3-20），至十年（1531）科完成，此後全部爲蘇式本的方體字。山東則從嘉靖十九年（1540）科開始變化（圖3-21），向蘇式本字體轉型，但後面不太穩定，個别科會有反彈。福建則從嘉靖二十五年（1546）科開始轉向蘇式本字體（圖3-22），不過福建的蘇式本帶有建本的特點，不如南直隸的字體典型。
最後這種統一性還體現在版匡和書籍大小方面，版匡高基本都在22厘米上下1厘米範圍内浮動，寬基本在15厘米上下1厘米範圍内浮動。書籍高多在29．5厘米至33厘米之間，寬則在17厘米至19厘米之間。
如此統一的版刻風格在嘉靖刻本各類書籍中是非常罕見的。前面討論過蘇式本，我們知道，嘉靖時期，蘇式本已經在全國大行，成爲主流版刻風格，其白口、方體字風行一時。然而科舉録，尤其是各省鄉試録，數量很大，覆蓋地區如此廣泛，包括全部兩京十三省；持續時間也非常長，貫穿整個嘉靖時期，竟然只有南直隸、山東、福建的字體受到了比較明顯的影響（版式依然保持不變），而整體上則大致保持着京式本的風格。這種情况的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
圖3-21 嘉靖刻《嘉靖十九年山東鄉試録》天一閣藏
圖3-22 嘉靖刻《嘉靖二十五年福建鄉試録》天一閣藏(www.xing528.com)
書籍實物版本的風格與其閲讀對象有關。科舉録皆須進呈御覽，《禮部志稿》中有專門條目規定，如：
《進呈會試録》云：
進試録，例用黄綾殻一本，紅綾殻二本，俱用銷金黄紅包袱，本部尚書及郎中呈進。有太后、中宫、東宫仍各備紅綾殻三本，俱用銷金紅包袱呈進。[23]
《進呈登科録》云：
每科本年九月初一日，儀制司郎中進朝至左順門進登科録，行一拜三叩頭禮。司禮監官捧進。[24]
《試録程式》云：
凡各省奏到試録，長短難以進呈御覽，本部每遇鄉試之年，通行天下，遵照本部降式：黄綾殻二本，紅綾殻四本，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七分。[25]
可見三者都是要進呈御覽的。而且禮部爲了給皇帝看時比較整齊美觀，還專門規定了各省鄉試録的書籍尺寸：長一尺二寸，約合38．4厘米；寬六寸七分，合21．4厘米[26]。這個尺寸遠大於天一閣所藏大多數鄉試録的尺寸，當是因進呈本規格較高之故[27]。這裏規定的大小標準，應該是參照了登科録和會試録的。
不僅是書籍大小，字體方面也有一定要求。如《禮部志稿》卷七一《題行鄉試條約》云：“小録文字務將文理平正者録出……其書寫刊刻要字畫真楷。”[28]“小録”指的是鄉試録，“小”是相對登科録、會試録而言的。這裏的“字畫真楷”主要强調的應該是文字要認真端正，不可潦草，不一定是嚴格限定必須用某一種具體的字體，如必須内府本的字體、不可用宋體字等，宋體字雖不如内府本那樣的楷書體漂亮，若論“字畫真楷”，也能説得過去。但是這個規定表明，禮部對這方面是非常關注的，並且是有要求的。那麽要求的標準是什麽呢？顯然還是要考慮皇帝的喜好。《題行鄉試條約》還規定：“小録書板照本部會試録式樣，不許仍開掌行科舉文字吏及謄録對讀生員姓名。”[29]這裏規定的雖然是内容方面的格式，但在整個版式字體等形式方面，也會促使鄉試録向會試録靠攏。
總之，鄉試録的版刻風格是參照登科録、會試録而來的。而登科録、會試録，從其進呈御覽之鄭重可以看出，其版刻風格首先要考慮皇帝的需要。而明世宗對科舉録一向比較重視，曾因應天府鄉試録格式的瑕疵和相關内容的不當，命錦衣衛將考官江汝璧、歐陽衢逮治，並懲罰該科舉人“不許會試”[30]。當然，内容與版刻風格没有必然關係，格式瑕疵指的也不是字體、版式等風格問題，但皇帝對鄉試録的高度關注，必然會對科舉考試中的各級官員産生影響，使他們更加小心，會更注重從各方面考慮皇帝的好惡。科舉録雖然帶有一定的檔案性質，但其實物形態與普通書籍一樣。那麽皇帝對於書籍的標準是什麽呢？答案顯然要到内府刻本中去找。從某種在程度上來説，内府本是皇帝或者皇家的“家刻本”，也是京式本的最高標準。這樣來看，全國各地的鄉試録都趨向京式本，也就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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