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省大概屬於刻書業最落後的四個省,在地理上又都偏處西南,這使得它們受蘇州新的刻書風氣的影響比較小,因此四省基本上一直沿着原有的軌道發展,所刻大體都是京式本。但由於它們的刻書業都不太發達,所以也不大可能成爲京式本的中心地區。這就是這四個省的大致情况。如果再細分一下,似乎還可以將其分爲四川、雲南和廣西、貴州兩小類,前兩者刻書情况比後兩者要稍好一些。
四川的京式本如嘉靖十八年(1539)四川右參議孫應奎刻《内經類抄》(圖3-13)、嘉靖十八年四川按察使劉勳刻《彭惠安公文集》、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川按察使尹祖懋刻《巽峰集》、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川巡按御史宋賢與四川左參政靳學顔刻《升菴詩集》九卷《文集》十二卷,這些大約都是在省城成都刻的。其他府縣所刻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保寧府志》,字體比較硬一些。嘉靖二十五年(1546)奉節知縣趙鳴鳳爲其上司夔州知府許應元刻文集《水部稿》,行款爲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比較疏朗宜讀,字體也稍硬。還有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馬湖府志》(下編079),字體也比較硬,不如成都所刻的幾種圓潤流利。
雲南的京式本,目前所見版式多爲白口,字體也偏硬,自然書寫意味不是特别明顯。早期所刻還好一些,如嘉靖八年(1529)雲南巡按劉臬命提學副使唐胄所刻《御製文集》(圖3-14),只是字體稍微有些硬,書寫意味還比較明顯。後期字體則明顯變硬,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雲南左布政使吕顓刻《涇野子外篇》、嘉靖三十八年(1559)雲南巡撫游居敬刻《春秋旁訓》(下編132)皆是此類。嘉靖二十八年(1549)雲南知府陳光華刻《箬溪歸田詩選》稍微好一些,書寫意味還比較多一點。反倒是省城之外的本子,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刻《大理府志》,字體還比較靈動。此外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臨安知府章士元刻《南明紀遊詩》筆畫比較粗,比《大理府志》硬一些,但比《涇野子外篇》等要圓潤一些。至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永昌府張氏萬卷堂刻本《絶句精選》(下編133),其字體風格幾乎同於蘇式本了,只是還帶着一些寫意,屬於風格比較雜糅的一類。有必要指出的是,雲南刻本在紙張方面較有特色,其紙張紋理比較粗一些,常會看到没有完全搗碎的纖維,不如内地細密。
圖3-13 嘉靖孫應奎刻《内經類抄》 天一閣藏(www.xing528.com)
圖3-14 嘉靖唐胄刻《御製文集》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廣西、貴州刻本寥寥,京式本的數量自然也不會多。廣西的京式本如嘉靖廣西臬臺刻三十二年(1553)王宗沐增刻本《皇明名臣言行録》(圖3-15),此書前有嘉靖十年(1531)刻本徐咸序,原本當刻於嘉靖十年至三十二年之間。其版式爲粗黑口,字體也比較流利,屬於比較典型的京式本。還有《南寧府志》(下編131)也是如此,不過版式是更加常見的白口。貴州的兩種京式本《貴州通志》和《思南府志》(下編134、135),版式全是粗黑口,四周雙邊,字體也是典型的京式本風格。
圖3-15 嘉靖廣西臬臺刻王宗沐增刻《皇明名臣言行録》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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