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刻本研究：江西与浙江的比较

江西、浙江兩省刻書與其他省相比，有以下特點：一是京式本、建式本和蘇式本並存，版本類型比較複雜，風格雜糅，研究起來難度也比較大；二是兩省的蘇式本都比較發達，這一點在前面蘇式本中已經討論過了；三是雖然兩省刻書屬於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但由於以上兩個特點，導致其京式本的數量也不是很多。

江西的京式本雖然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批刊刻較精的京式本，頗能够代表江西京式本的水準。比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永豐知縣張言刻《一峰先生文集》、嘉靖二十九年（1550）江西巡撫張時徹刻《張文定公文選》，同年江西巡按御史曹忭授江西按察使蔡克廉所刻《玩芳堂摘稿》、嘉靖三十四年（1555）江西巡按御史吴遵之刻《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圖3-10），都刻得很精。此外，還有一些京式本，如嘉靖五年（1526）江西巡撫陳洪謨命撫州知府林維德所刻《康齋先生文集》，版式爲粗黑口，四周單邊，四黑魚尾，風格有一定特色。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本《寧州志》刻得也不錯。比較值得一提的還有嘉靖五年刻本《廣信府志》（圖3-11），此書屬於比較典型的京式本，字體流利圓潤，刊印比較精美。其刻工主要來自徽州，如黄龍、黄琢、黄銑、黄琰、球、黄珦等，都是有名的徽州良工。這説明江西的京式本受到了徽州的影響。徽州對江西京式本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時也説明了徽州刻書之發達。

圖3-10　嘉靖吴遵之刻《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天一閣藏

圖3-11　嘉靖刻《廣信府志》　天一閣藏(www.xing528.com)

圖3-12　嘉靖袁洪愈、徐栻刻《孫文恪公集》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的蘇式本比江西發達，相應地，因爲京式本與蘇式本存在着此消彼長的關係，所以浙江的京式本不如江西發達。前面蘇式本部分討論過，浙江的杭嘉湖寧紹台兩道六府主要受到蘇式本的影響，因此這幾個府京式本尤其少。如在浙江的刻書中心杭州就很少有京式本，只有嘉靖初年有個别京式本出現，如嘉靖元年（1522）浙江布政司右參議祝鑾刻《淵穎吴先生集》，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字體近於京式本，但比較硬。與此風格比較接近的還有一部嘉靖十四年（1535）浙江布政司刻本《大樂律吕元聲》。浙江温處道兩府受建式本影響比較大一些，而京式本的主要影響則在金衢嚴三府。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袁洪愈、徐栻於衢州府所刻《孫文恪公集》（圖3-12），字體流利秀媚，在京式本中屬於不錯的本子。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衢州府志》更是比較典型的粗黑口的京式本。金華府則有嘉靖元年金華府同知張齊所刻《王忠文公文集》^[14]，大體也屬於京式本。此本有徽州刻工黄瑾、黄暠、黄龍、琢等人參與，可知浙江的刻書，不僅蘇式本有徽州刻工參與，京式本也有徽州刻工的參與，徽州也影響了浙江的京式本發展。

這方面更典型的例子在嚴州府，即嘉靖三年（1524）刻本《淳安縣志》（下編101），此書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字體流利，是比較典型的京式本。書後有淳安縣教諭余坤序言刻書經過甚詳，云“募工於徽”。又卷十七鐫“新安歙邑噉田黄仕瓏、黄仕琳、黄仕琢、黄仕琯、黄時錠刊”。這些人皆爲徽州良工。浙江距徽州最近的府即嚴州府，自徽州沿新安江而下，不過百餘里，即至淳安縣城。地理上的便利顯然爲徽州刻書業向嚴州發展提供了條件。嚴州府之外，距徽州較近的是杭州、衢州、金華等府，確已證明杭州和金華有徽州刻工參與當地刻書。但從版本學的角度來看，其結果卻大不相同。徽州刻工在杭州所刻爲蘇式本，在嚴州和金華所刻卻爲京式本。這首先可能跟時間有關係，徽州刻工在杭州參加孔天胤刻書時爲嘉靖二十三年（1544），金華、嚴州的刻書時間爲嘉靖元年（1522）和嘉靖三年。其次，可能也不全是時間因素，比如衢州府直至嘉靖末年仍在刻京式本。再如杭州在嘉靖初年雖然也有個别京式本，但卻没有看到粗黑口這樣很典型的京式本。因此可能背後還有刻書者好尚的因素，如孔天胤刻本明確要求“精類宋籍”，故以蘇州工匠爲主，他所招募的徽州工匠需要按蘇州工匠的風格刻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