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廣五省的京式本情况比較相似。第一，它們的刻書風格主要是蘇式本和京式本並存，早期一般京式本多一些，越往後蘇式本越多京式本越少。它們不像浙江、江西等地京式本、建式本和蘇式本三種皆有。第二，它們都没有北直隸中北京那樣特别典型的京式本核心地區，也没有像南直隸的徽州那樣比較發達的京式本刻書中心。因爲它們既没有能够使刻書風格達到統一的强有力的皇權的影響，也没有足够深厚、强大的刻書傳統。第三，一般省城的刻書比較發達，因爲省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有時其他地方如果文化比較發達，刻書也會多一些。比如有的藩王封在省城之外的地方，他們愛好風雅，多與文人士大夫交往，也會比較喜歡刻書。京式本一般集中在這些刻書比較多的地方。第四，府縣以下會出現一批不太典型的京式本，一般刻得比較差。大概主要是因爲工匠水平不高，又没有條件邀請外地高水平的工匠。這一點跟南北直隸的情况差不多。
與南北直隸相比，山東的京式本不太典型，如嘉靖九年（1530）山東布政使司刻《農書》（圖3-5），算是比較好的京式本，寫、刻都還不錯，字體比較流利自然。而嘉靖七年（1528）刻《德州志》明顯要差很多，大約州縣以下刻書大都是這種水平。類似的還有嘉靖四年（1525）鄒縣代理知縣、郯城縣縣丞戴光刻《新修兗州府鄒縣地理誌》，刻得也比較差，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三黑魚尾。稍晚一些，嘉靖十八年（1539）楊祜、李人龍等刻《擬漢樂府》刻得比較精，在山東京式本中堪稱上品。山東的京式本持續時間比較久，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濟南知府魏裳爲李攀龍所刻《白雪樓詩集》，仍是京式本的風格，只是字體比較硬，失去了很多流利的意味。此外，距離省城比較遠的山東東部的登州府所刻幾種書，全部都是京式本，如嘉靖初年山東副使馮時雍命萊陽知縣左思忠刻《黄忠宣公文集》，嘉靖九年登州知府游璉刻《蓬萊閣記》（下編061），嘉靖二十七年（1548）寧海州刻《寧海州志》，嘉靖三十年（1551）黄縣知縣黄廷言刻《浮槎稿》等，從嘉靖初期到晚期，清一色全都是京式本。
與山東類似的有遼東鎮。遼東鎮爲明代九邊重鎮之一，屬於軍事建置，《明史·地理志》置於山東之後。遼東的幾種京式本，如嘉靖九年（1530）遼東巡撫陰成文刻《醫閭先生集》、嘉靖十六年（1537）刻《遼東志》、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全遼志》，從前期到晚期，全部是京式本，前兩種還都是粗黑口，最後一種才變爲白口。登州、遼東的情况與濟南明顯不同，濟南刻本大部分都改爲蘇式本，京式本只占少數。這大概跟二者都離文化中心地區比較遠有關係。另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山東有一部分京式本在字體方面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横畫右端收筆處頓筆比較明顯，前面説的《農書》《德州志》，都有這種現象。
山西刻書數量總體上比較少，屬於刻書業相對落後的省份。但從京式本的角度看，京式本在山西延續的時間反而比較長，而且字體並没有太走樣，不像山東京式本在嘉靖末期字體特别硬。這樣來看，或者可以説山西的京式本發展得相對比較好。早期的代表如嘉靖十一年（1532）太原府刻《重刊嘉祐集》（圖3-6），是比較典型的京式本。大約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平陽府刻崔銑著《士翼》[12]，也是比較典型的京式本。不過和《重刊嘉祐集》一樣，其版式也已經變成了白口。嘉靖三十年（1551）刻《太原縣志》（下編062），由生員鞏槐書寫，字體挺拔，刊印頗爲精良，在縣級方志中殊不多見，在京式本中堪稱上駟。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山西通志》，也是比較典型的京式本，書寫比較流利，刻得也很精。在嘉靖最後一年，仍能刻出這樣的京式本，充分説明京式本在山西影響是比較大的。
圖3-6 嘉靖太原府刻《重刊嘉祐集》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河南京式本的情况和山東更相近一些，大致的規律是早期京式本多一些，晚期比較少；離文化中心比較遠的基層京式本多一些，文化中心少一些。如嘉靖元年（1522）河南按察司刻《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屬於早期的代表，有“嘉靖元年河南按察司刊”牌記，版式爲白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字體比較流利，刻得算是不錯的。嘉靖四年（1525）陳留知縣張禄所刻李夢陽《李氏弘德集》（圖3-7）情况類似，不過字體稍硬一些[13]。本書下編所收方志大多刻得比較差一些，這是基層州縣刻書的一般情况，如《太康縣誌增定》《陽武縣誌》《歸德志》《固始縣志》（下編064、065、068、071）等。嘉靖十五年（1536）彰德府的相州清慎堂刻《古文類選》也是京式本，字體也有點硬，但刻得還不錯。嘉靖四十二年（1563），汝州直隸州所轄郟縣王氏家刻《蒼谷集選》也是京式本，刻得比較認真。只是此書版式爲上下雙欄，稍顯怪異。(www.xing528.com)
圖3-7 嘉靖張禄刻《李氏弘德集》 浙江圖書館藏
陝西比較典型的京式本並不多，許多版本已經向蘇式本靠攏（雖然也不典型）。還能算作京式本的，如嘉靖六年（1527）富平縣儒學訓導王道刻《張鷃菴先生集》、嘉靖十年（1531）陝西巡按御史傅漢臣刻《歲稿》、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重修三原志》（圖3-8）、嘉靖二十三年（1544）刻《漢中府志》。此外，寧夏鎮爲北邊九鎮之一，屬於軍事建置，和陝西關係密切，《明史·地理志》繫於陝西之後，這裏我們也放在陝西談。現在所知寧夏所刻京式本一種即嘉靖十九年（1540）寧夏鎮刻《寧夏新志》（下編078），屬於京式本，字體偏硬。
湖廣的京式本數量較多，風格也比較典型，如嘉靖七年（1528）何孟春郴州家塾刻《餘冬序録》（圖3-9）、嘉靖八年（1529）襄陽府同知任慶雲刻《類博稿》，尤其是後者，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雙對黑魚尾，字體流利，刊印較精。此外還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長沙府的《安化縣志》、嘉靖二十八年（1549）寶慶府的《新化縣志》，版式都是下粗黑口，四周雙邊，雙對黑魚尾，字體也尚可，但較《類博稿》要硬一些。再晚一些，嘉靖三十一年（1552）歸州判官徐健刻《徐康懿公餘力藁》、嘉靖三十五年（1556）陳甘雨德安府刻《黎文僖公集》、嘉靖四十二年（1563）岳州府通判許嶽刻本《岳陽風土記》、嘉靖末年承天府京山縣王氏家刻《少泉詩選》等，均爲京式本，不過稍有精粗和典型與不典型之别。嘉靖九年（1530）蘄州知州周南刻十五年（1536）蘄州通判陳琅重修本《蘄州誌》（下編095），嘉靖二十六年（1547）常德府知府林應亮、武昌府同知曾才漢刻《全唐詩選》（下編094），嘉靖二十九年（1550）荊州府巴東縣知縣許周刻《巴東縣志》（下編097），也都屬於這一類。
圖3-8 嘉靖刻《重修三原志》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3-9 嘉靖何孟春彬州家塾刻《餘冬序録》天一閣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