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刻本研究：北京刻書業位列前茅

這裏的“兩京”指北直隸和南直隸^[1]。北直隸是京師所在，北京是京式本的核心地區。但在嘉靖年間，北京還不能算作一流的刻書中心。胡應麟《經籍會通》只把北京當作書籍的四大流通中心之一，並不認爲它是書籍的生産中心，而云“燕中刻本自希”，也就是説，北京本地的刻書本來很少，但因爲北京是政治中心，士大夫的匯聚之地，因此流通的書籍比較多。各地運到北京的書，和北京刻本價格差不多，約相當於蘇州刻本的兩倍或浙江刻本的三倍。因爲外地的書運到北京，路途遥遠，定價時要把運費算進去。而北京刻書，紙張太貴，所以北京的書價格很高。而内府所刻的書，價格又是這些普通北京書的三倍^[2]。從這個方面來看，北京的刻書業不太發達，可能跟這裏的書籍製作成本高、書價高有很大關係。不過從另一個方面看，這裏所説的不發達，只是相對於蘇州、建陽等地而言，相比於其他城市，北京的刻書業未必落後。翻檢周弘祖《古今書刻》即可知，北京刻書幾乎僅次於蘇州府、建寧府和南京，而且北京的刻書水平比較高，這在當時也是被認可的。如河南鄢陵縣方志《鄢陵志》（下編005）即托人在北京刊刻。《鄢陵志》是本縣名流劉訒丁憂在家時所編，嘉靖十五年（1536），劉訒服闋，赴京任職，將書稿帶到北京。十六年（1537），鄢陵知縣曾添錦致信劉訒，希望能在京刊刻此書，信中云：“都人士書法、刊式罔不良，願捐俸以助刻。”這句話明確表達了當時人對北京刻書水平的評價，即北京刻本的字體、版式都很好。最後刻成的《鄢陵志》確實不負曾氏所望，寬行大字，刊印俱精。這是嘉靖時期北京刻書業的大致情况。

北京的京式嘉靖本的發展有這樣一些特點：

（一）基本上北京的所有刻本都是京式本（這裏指北京城而言，不包括順天府所轄其他州縣）。這是北京作爲京式本核心地區的重要體現。京式本對一地刻書業的這種覆蓋程度，除了上述第四類較偏遠的刻書很少的地區之外，在其他地方都達不到。

（二）存世版本絶大多數爲内府本和官刻本，極少私家刻本和坊刻本。嘉靖時期的内府刻本，現在所知道的並不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明確著録的只有六種，均在嘉靖早期。官刻本品種也比較單一，主要是各部門的典章制度、公文類書籍，保留最多的則是嘉靖歷科登科録、會試録及順天府的鄉試録，大概有三十餘種。坊刻所知存世者僅汪諒所刻《文選》及《史記》二種。私家刻本更加罕知。有一種嘉靖十年（1531）刻《雍熙樂府》，王重民以爲是郭勛刻本，用的是司禮監刻工^[3]。或可信據。這次調查，我發現了一種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儀禮圖》（下編004），是由五位國子監生集資刻的，因爲前有國子監祭酒吕柟之序，過去被著録爲吕柟刻本。後來這部書的書版就放在了國子監中。這部書或許可以算作私家刻本。

（三）北京的京式本刊刻最爲精良，明顯超過其他地方的京式本。這裏主要指的是内府刻本。上文提到内府本價格是普通北京書的三倍，是蘇州本的五六倍，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其價值。過去傳統的藏書界不太看重内府本，大概主要是從内容上着眼的。一是認爲司禮監本出於文化水平不高的太監之手，校勘方面可能不精。二是所出書的品種比較有限，品位不高，多是四書五經中的常見書。這些看法大體還是比較有道理的，尤其是後者，比較符合實際。但如果從實物版本的角度看，無論是寫工和刻工之字體、刀法，還是紙張、墨色、書籍大小，内府本無疑都是上品，連號稱最精的蘇州本恐怕也頗有不如。除内府本之外，其他官刻本也都刻得比較精良。原因大概有三點：一是官府刻書，資金、技術等方面都比較有保證；二是中央政府刻書，某種程度上代表朝廷的顔面，質量標準較高；三是許多書都要進呈御覽，比如登科録，給皇帝看的書，主持刊刻的官員自然不敢大意，不僅内容上要校對無誤，而且形式上也要做到行格疏朗，觀之悦目。

先看内府本方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的六種内府本爲：嘉靖三年（1524）刻《文獻通考》、嘉靖五年（1526）合刻《恩紀詩集》《含春堂藁》、嘉靖六年（1527）刻《大學衍義》、嘉靖七年（1528）刻《明倫大典》、嘉靖九年（1530）刻《大明集禮》、嘉靖九年刻《女訓》。這些版本的風格比較相近，版式方面大多是粗黑口，四周雙邊，雙黑魚尾。書品闊大，版匡均高20餘厘米，寬均在15厘米以上，行格疏朗。文中有句讀。字體爲比較精緻秀美的館閣體，如嘉靖五年司禮監刻本《恩紀詩集》（圖3-1左）^[4]，此書爲明世宗之父興獻王所著。《内板經書紀略》云：“《恩紀》《含春堂詩》，二本，一百十五葉。”^[5]《千頃堂書目》云：“興獻皇帝《含春堂藁》一卷，出閣時作。又《恩紀詩集》七卷，分藩時作，俱嘉靖五年命司禮監刊行。”^[6]二書所載即此本。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此書明内府朱絲欄抄本（圖3-1右），除了行格稍異之外，字體、版式幾乎完全一樣，連句讀形式也一樣。内府抄本應該是内府刻本的底本，這説明内府刻本是對抄本的高度模仿。刻本前有明世宗御製序云：“朕入嗣大統，嘗恭取而莊誦之，見其寫與刻俱不甚精，恐無以昭示不朽，乃命侍臣繕寫，重刻之以傳。”説明此書原有刻本，當爲興藩所刻，但寫工字體、刻工刀法都讓世宗不滿意，以爲不足傳後，因此命侍臣繕寫重刻。而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内府抄本，應該就是侍臣所繕寫者。

圖3-1

序文説明皇帝對寫工、刻工的技術水平都有比較高的要求。内府與朝廷其他政府機構不同，是直接爲皇帝服務的機構，一切都是從滿足皇帝的需要出發，其刻書自然也不例外，也是完全從皇帝的喜好和審美出發的。而其他跟皇帝有關的書，比如登科録、會試録要進呈御覽，其刊刻自然也要考慮皇帝的喜好，雖然由於技術、資金等條件的限制，達不到内府本的水平，但其標準是參照内府本的，故其版式一律粗黑口，四周雙邊，字體也是皇帝喜好的館閣體。北京其他刻書的風格，應該也是受此風氣影響所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大禮議之争仍未完結，世宗追崇生父、生母之心仍未饜足，於前一年嘉靖四年（1525）編刊了《大禮集議》（今所見者爲《大禮纂要》），後二年嘉靖七年（1528）刊行了《明倫大典》。在這兩個爲大禮議定案的要典之間刊刻生父文集，將自己的孝心以此方式昭告天下，給非議自己追崇父母行爲的群臣以更大的壓力，其政治意味不言而喻。

從刻書者方面來説，后妃刻書與皇帝關係也比較密切。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明世宗德妃張氏所刻《藥師本願功德寶卷》一卷《佛説三十五佛名經》一卷^[7]，其中有不少版畫，頗爲精美。此書整體風格也屬於京式本。書後有牌記云：“大明德妃張氏同五公主謹發誠心，喜捨資財……刊刻《藥師寶卷》板一副，印施流通宣誦，消灾延生。印造《王靈官經》一百卷、《土地經》一百卷，諷誦功德，仗憑善利，永保金枝盛茂。惟願九重殿上，常霑雨露洪恩；侍睹龍顔，四序常臻吉慶。四恩總報，三宥均資。法界有情，同登彼岸。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牌記旁鐫“板在西長安街雙塔迤西李家鋪内”。按，五公主即嘉善公主（1541—1564），德妃張氏所出，嘉靖二十年（1541）出生，嘉靖三十六年（1557）册封爲嘉善公主並出閣。刻此書時公主尚未滿三歲^[8]。張氏施刻此書及兩部道經，是爲自己和幼女祈福。嘉靖四年（1525）章聖皇太后（世宗生母）所刻《佛説阿彌陀經》二卷，也是與此類似性質的書。刊刻佛道之書祈福消灾，可能是在當時皇家及其他富貴家族女性之間比較流行的一種消費方式。這類書也是京式本的一個種類，只是大多爲士大夫所輕視，大概也不會有人收藏，因此現在看到的本子不太多。

政府機構的官刻本，比如嘉靖十一年（1532）刻的《都察院奏明職掌肅風紀册》、嘉靖三十六年（1557）國子監刻《皇明太學志》，都是很典型的京式本。

私家刻本之《儀禮圖》，其字體較内府本遜色，顯得有些硬，大約是受了時代風氣的一些影響。(www.xing528.com)

坊刻本比較有名的是金臺汪諒刻《文選》，其字體屬於流利的書寫體，自當歸入京式本。汪諒刻書，前人常常會提及此書目録後所鐫售書廣告（圖3-2左）^[9]。廣告提及的汪氏所刻十四部書，與《古今書刻》卷上都察院刻書前十四種高度重合，只有一部《韓詩外傳》，都察院刻書作《盛世新聲》，其他十三種完全一樣（圖3-2右）。這似乎不大可能完全是巧合。前文討論揚州府蘇式本發展時，我們已經比對過《古今書刻》著録的揚州府刻書與《惟揚志》高度重合，這説明《古今書刻》的材料來源中，可能有直接從其他書籍抄録的。那麽這十四部書，很可能就是從汪氏的售書廣告抄來的，不一定是抄自《文選》目録後所附的廣告，汪氏其他刻書中可能也附了這個書單。因此都察院刻書部分可能存在錯亂的情况。有學者研究表明，《古今書刻》著録各家刻書存在一些錯亂情况^[10]。這一點從各部院的刻書情况也能得到一些旁證。都察院之前，禮部刻書有《大禮集議》、歷朝登科録、會試録等，兵部刻有《大閲録》《九邊圖説》《九邊圖》和歷科武舉録，這些書大多與本部工作有明顯的聯繫。工部刻《御製詩》，似乎與工部的工作無關。然而工部負責工匠管理工作，刻書工匠也在其中，朝廷有些書籍會直接下工部刊行，比如吕柟曾打算上疏請工部刊刻《儀禮圖》（詳見下編004）。因此，工部刻書的情况也可以理解。只有都察院所刻書目比較奇怪，刻《史記》《文選》這種經典還説得過去，居然還刻《水滸傳》《三國志演義》這樣的小説，這對一個主管全國高級官員風紀監察的部門來説，確實有點不可思議^[11]。但如果换成是汪氏這樣的書坊，就非常合理了，刊刻小説正是書坊的長項。有人也許會提出内府刻《三國志演義》之事，其實内府與一般政府機構是不一樣的。内府在某種程度上屬於皇帝的私人機構，其職責是服務皇帝和皇家。帝王也是普通人，也有娱樂需求，也喜歡讀小説，内府有責任滿足帝王的這些需求。内府就是相對於外朝即朝廷或政府而言的，因此内府嚴格意義上並不是政府機構，不受朝廷風紀的約束。但政府機構不同，不僅是都察院，朝廷任何一個部門，即使是地方政府，刊刻小説這類書籍，在當時都難免被御史或按察司官員彈劾，何况御史自己的衙門。因此這裏很可能存在錯亂情况。

圖3-2

北直隸中北京之外的京式本一般不如北京刻得精，也不够典型。其中比較典型的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隆慶直隸州所刻《隆慶志》（下編012），這是由從北京招募的刻工所刻。隆慶即今延慶，後來因與明穆宗年號隆慶衝突，故改爲延慶。其地處北京西北，距京城僅一百餘里，招募北京刻工比較方便。因此其風格跟北京的京式本非常接近。但其他地方的京式本大多没有這麽典型，如南部的大名府，嘉靖十七年（1538）開州知州文三畏刻《馬東田漫稿》，字體大體也屬於書寫體的範疇，但風格比較硬，與北京刻本差距較大，只能算作非典型的京式本。此外如嘉靖十一年（1532）河間府推官楊旦刻《忠節録》（圖3-3），則介於二者之間，雖不如《隆慶志》典型，但遠比《馬東田漫稿》接近典型京式本。

圖3-3　嘉靖楊旦刻《忠節録》　天一閣藏

南直隸的京式本的情况跟北直隸不太一樣。南直隸是蘇式本的大本營，因此京式本在南直隸只能居於次要地位，不可能像北直隸那樣重要。南直隸中也没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刻書地全部刻書均爲京式本的，其中比較重要的、在全國範圍内比較有影響的京式本刻書中心是徽州。前文談徽州府的蘇式本和應天府的蘇式本時已經涉及了這一點。徽州府的京式本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持續時間比較久，貫穿了整個嘉靖時期。早期的情况如嘉靖二年（1523）至四年（1525）程威、程曾等刻本《宋遺民録》和嘉靖三年（1524）至五年（1526）程玘綱等合刻重修本《讀素問鈔》（下編044）。稍晚有嘉靖十二年（1533）程鐈刻本《運氣易覽》（下編046）、嘉靖十三年（1534）陳桷刻本《推求師意》（下編047）。晚期的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本《徽州府志》，其字體仍是典型的京式本風格。

（二）刊刻比較精良。如《徽州府志》，字體流利秀媚，幾乎可以媲美北京刻本。這應該是跟徽州本地刻書業的發達有關係，其工匠水平較高。

（三）培養了一批技藝精湛的工匠。這批工匠不僅在徽州刻書，而且到徽州之外刻書，甚至遠赴外省。前面討論蘇式本時，已經談到了徽州刻工在南京、杭州的刻書情况。實際上徽州刻工不僅刻蘇式本，也刻京式本。不僅在徽州本地既刻蘇式本，又刻京式本，而且到外地刻書也是兩者兼有的。比如到浙江、江西，徽州刻工都曾參與刊刻京式本風格的書籍。這一點在下文將會具體談到。

南直隸其他各府的京式本，大多在嘉靖初年，如嘉靖二年（1523）安慶府所刻《安慶志》（圖3-4）、嘉靖四年（1525）安慶府知府陸鈳刻《碧川文選》、嘉靖七年（1528）池州府青陽縣知縣祝增所刻《九華山志》。此外還有一批州縣以下基層的官私刻本，整體風格與京式本接近，比較保守，比如版式大多爲粗黑口，四周雙邊，有的還是雙黑魚尾，字體風格也屬於京式本的範疇，但比較硬，與典型京式本差異較大，刻工水平普遍不高。比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黄卷、許吉祥在壽州爲其師侯汝白所刻《湍屋留吟》。

圖3-4　嘉靖刻《安慶志》　天一閣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