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在刻書史上的地位不能和江蘇、浙江、福建相比，但也出現了典型的蘇式嘉靖本。不過根據我經眼的材料，這種典型蘇式本大概主要是蘇州寫工和刻工的成果。直到嘉靖後期，山東本地刻工的作品仍與蘇式本有較大的差距。與上述各地招募蘇州工匠參與本地刻書的情况不同，山東的刻書幾乎没有本地工匠參與，完全由蘇州工匠完成。這可能與本地刻書業欠發達有關。山東蘇式本的這種情况，代表了另一種蘇式本發展的類型。
山東的蘇式本出現得並不晚，嘉靖十二年（1533）山東布政司所刻之《山東通志》（圖2-27左）即爲蘇式本。此志由時任山東提學副使的陸釴編纂，布政司方面的負責人是左參政陳沂和右參政楊維聰，並得到山東巡按御史方遠宜的支持，方氏並撰序冠首。明崇禎刻本《歷城縣志》卷十五著録布政司藏《山東通志》書板云：“方代巡遠宜刻。”“代巡”即代天子巡方之意，爲巡按之别稱。其以方氏爲刻書者，當是因方氏之位較高並撰序之故。據該志所載，《山東通志》等書版片毁於崇禎十二年（1639）清兵陷濟南之役。稍晚一些，嘉靖十八年（1539）濟南薛來芙蓉泉書屋刻《韓詩外傳》（下編056），也是很典型的蘇式本。從這個本子的情况看，山東的蘇式本發展似乎不比浙江遜色。但是，這種情况並非綫性的演變。比如後來《山東通志》的翻刻本（圖2-27右），大約在嘉靖二十年（1541）至三十年（1551）左右，風格反而離蘇式本更遠，字體帶有更多的舊式特點，不如原本方正；版式則由原本的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一變而爲白口、四周雙邊、雙對黑魚尾。很顯然，翻刻本與蘇式本的差距增大。翻刻本的刻工孟弼、顧計先等曾參與刊刻嘉靖三十一年（1552）山東按察司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下編054），這些刻工從未見於蘇常等地的刻本，很可能是山東地區的刻工。《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大體屬於舊式風格，但字體稍硬。較之此書，翻刻本《山東通志》的舊風格特徵並不突出，這可能與翻刻本《山東通志》受其底本蘇式本的影響有關。也就是説，在嘉靖三十年前後，一般山東本地刻工所刻之書是有很多舊式風格殘留的，與蘇式本差距比較大。因此，即使我們没有直接的證據，也可以據此推斷《山東通志》原刻本和《韓詩外傳》很可能是外來刻工（也就是蘇常地區刻工）所刻。我們下文要談的幾種山東的蘇式本，都是由蘇州刻工所刻，也可以從側面證明這一點。
圖2-27
首先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山東布政司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下編055），通常著録作李豸、李磐刻本，二人分别爲山東布政司左、右布政使，此書爲時任山東巡按御史的高應芳命二人所刻。此書爲典型蘇式本，寫工和刻工署作“吴人吴曜、李澍、錢世傑寫，夏文祥等刻”“吴人李澍寫，李炤刊”，其刻工章循、楊惠、張璈、文約等皆爲蘇州地區刻工。其次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至四十五年（1566）青州知府杜思及其幕僚薛晨所刻《三輔黄圖》（下編060）、《青州府志》《齊乘》《革朝遺忠録》等書，爲典型蘇式本，其刻工章循、章松、章彬、楊仁、楊惠、夏文祥、文約等，皆爲蘇州地區工匠。最後還有兩種藩府刻本，一種是嘉靖四十一年衡藩（封於青州）刻本《事親述見》，此書爲典型蘇式本，首卷首葉版心下鐫“吴門李炤寫刻”，李炤即參與上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之刻工，原來是寫、刻俱能者。還有一種時間不是很明確的例子，即德藩（封於濟南）最樂軒刻本《前漢書》，此書也屬於蘇式本，刻工有章亨、章聰、何祥、李清、李澤、李約、李受、莊慶、周永日、顧銓、張敖等，也都是蘇州地區良工，他們出現的時間應該稍早一些，當在嘉靖前期。(www.xing528.com)
招募蘇州地區工匠來本地刻書的情况，前面我們已經談到許多例子。但與前面例子不同的是，直至嘉靖末年，山東的蘇式本仍是完全由蘇州工匠完成的，幾乎看不到山東本地工匠的影子。而山東本地工匠所刻，直至嘉靖後期，仍屬於舊式風格。這表明山東本地蘇式本的發展是比較緩慢的。
那麽，嘉靖時期有没有山東本地工匠完成的蘇式本呢？有一個例子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啓發，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濟南知府項守禮刻《泰山志》（圖2-28）。此本版式爲細黑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字體比較方正，尤其是首葉看起來已經比較接近成熟的蘇式本字體，不過後面的就稍微差一些。這種字體不像蘇州地區工匠所刻，很可能是本地工匠的作品，展示了山東刻本向蘇式本過渡的形態。
圖2-28 嘉靖項守禮刻《泰山志》 國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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