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蘇式本研究：明嘉靖福建官刻本的发展与转变

明代中期福建的刻書與浙江不同，雖然普遍認爲質量不高，價格便宜，但其數量爲全國之最：“其多，閩爲最……其值輕，閩爲最。”^[95]這指的主要是建陽書坊刻本。坊刻求利，儘量降低成本，結果可想而知，但其數量之多確爲公認。單從量上看，可以説福建刻書業發達爲全國之最。建陽坊刻主要是建式本而非蘇式本。福建的蘇式本主要體現在官刻本中，這是福建蘇式本的第一個特點。坊刻中有一部分出現蘇式本的字體特徵，但並不成熟，版式等風格更不成熟，這是福建蘇式本的第二個特點。官刻本大約在嘉靖前期開始轉向蘇式本，至中後期已完成轉型；坊刻則至嘉靖末年才開始轉變，而且最終未能徹底完成轉型。這是福建蘇式本的第三個特點。

嘉靖時期福建官方至少有三次規模比較大的刻書活動，分别在嘉靖初期、中期和後期。第一次是嘉靖初年福州知府汪文盛校刻經史諸書，其所刻有《儀禮注疏》《漢書》《後漢書》《五代史記》《鄭文》等。這些刻本字體上仍帶有較多建式本的特徵，很難歸入蘇式本，但其整體風格已經表現出了向蘇式本靠攏的傾向：一方面一部分字形的筆畫開始拉得比較直，横畫收筆處成近似三角形狀；另一方面版式一律白口，無魚尾，多左右雙邊，部分四周單邊，整個版面比較素淡。因此，至遲在嘉靖初年，福建官刻本已經與建陽坊刻本表現出較大的不同，開始向蘇式本靠攏。

第二次官方大規模的刻書活動是嘉靖十五年（1536）至十七年（1538）間福建巡按御史李元陽刊刻經史諸書，這一次比第一次規模更大，包括最負盛名的《十三經註疏》及《杜氏通典》《史記題評》《班馬異同》《古音叢目》等。其中《十三經註疏》大概受底本影響較大，與明前期建本風格接近，近於建式本，與蘇式本距離較遠，而有些較早的補版書葉則近於蘇式本^[96]。其他幾種則在汪文盛諸本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基本上已經過渡到蘇式本。如《班馬異同》（圖2-24），字體較方，筆畫皆已拉直，轉折處棱角分明，横畫收筆處多成三角形狀。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單白魚尾。這些都符合蘇式本的特徵。但它還是保留了少量建式本的痕迹，比如字形較扁，不够方正，個别筆畫起筆處帶鈎，横畫收筆處三角形狀也不够突出。這些都是傳統建本風格的殘留，但其整體上應該説已經擺脱了建式本。

圖2-24　嘉靖李元陽刻《班馬異同》　天一閣藏

李元陽所刻如《班馬異同》，在福建刻本向蘇式本轉變的過程中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前此數年，如嘉靖十一年（1532）福建按察司張大輪等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仍帶有明顯建式本特徵，説明此時福建蘇式本尚在形成過程中。而後此數年，嘉靖二十二年（1543）邵武府刻《邵武府志》，與《班馬異同》風格比較接近，説明新形成的蘇式本風格已經穩定。

新的蘇式本風格進一步向前發展的代表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福建巡按御史陳宗夔刻本《通志略》和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陽縣所刻《建陽縣志》（下編117）。將其與《班馬異同》相比，其蘇式本字體的不成熟之處已消除殆盡。需要指出的是，《班馬異同》《邵武府志》《通志略》《建陽縣志》等書的相當一部分刻工是重合的，如余本立、施永興、葉七、陳友等，即使有不相同的刻工，也大多是葉、余、陳、陸等姓的福建刻工。這説明，這種風格不僅在外在的結果上能構成連續的演變序列，而且在内在的形成機制上也具有連續性。類似的蘇式本例子還有嘉靖三十年（1551）興化府刻本《學政録》。(www.xing528.com)

福建刻本中與蘇常地區的蘇式本風格完全一致的版本，出現在第三次官方大規模的刻書活動中，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至三十八年（1559）間由福建巡按御史吉澄發起、其繼任者樊獻科最終完成的經史、理學書籍校刻。這批書的共同特徵是卷末皆有“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吉澄校刊”牌記。吉澄（1507—？）字静甫，號山泉，直隸開州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嘉靖三十五年任福建巡按御史^[97]。所刻書包括《五經集註》（《周易傳義》《書經集傳》《詩經集傳》《禮記集説》《春秋四傳》）《四書集註》《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續編資治宋元綱目大全》《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總量達四百八十一卷之巨。其中《五經集註》《四書集註》由蘇州寫工吴應龍、龔士廉寫樣，蘇州刻工夏文德、黄周賢、袁宸、章循、唐鳳等和福建本地刻工葉文輝、葉再生、陳友、陸旺、余進生等共同完成。這種刻書模式我們已經比較熟悉，在南京、揚州、杭州的蘇式本中，都有本地刻工與蘇州刻工合作的情况。招募蘇州工匠，既補充了本地刻工數量的不足，也借鑒了蘇州工匠的高超技藝，對蘇式本的傳播無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吉澄刻書之前，福建官刻本已經基本完成了向蘇式本的轉變。很可能存在蘇州、福建兩地的工匠在更早的時候就有合作的情况，這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無論如何，此次大規模刻書活動中兩地工匠的合作，會對福建蘇式本的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這種合作模式下産生的蘇式本，無疑是最成熟、最典型的蘇式本，如《書經集傳》（圖2-25），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單白魚尾，字體方整，從字形到筆畫都將蘇式本的字體特徵表現到了極致。

圖2-25　嘉靖吉澄刻《書經集傳》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坊刻本向蘇式本轉變較晚，主要是余氏自新齋所刻幾種，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刻《新刊憲臺釐正性理大全》、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新刊性理會要》、嘉靖四十年（1561）刻《新刊正續古文類抄》（圖2-26），版式都是白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字體都已轉爲方體字，尤其最後一種的字體已是比較成熟的方體字，頗爲精整雅飭。坊刻本雖然轉變得比較晚，但是其轉變意義重大，因爲這是建式本的核心部分。既然連建陽坊刻都已開始轉向蘇式本，那就充分説明蘇式本在福建取得了突破性發展。

圖2-26　嘉靖余氏自新齋刻《新刊正續古文類抄》　臺圖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