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弘治（1488—1505）是蘇式本之起源時期，那麽正德（1506—1521）則是其初興時期。正德年間，新風格突破了蘇州一府之地，開始向附近地區傳播。這一時期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新型版本在蘇州府及其鄰府常州府大量出現，新風格在此二府成型，使蘇、常二府成爲其向外發展的基地；二是松江、鎮江等南直隸諸府都出現了新型版本，這説明新風格開始在南直隸流行；三是鄰省浙江開始委托蘇州刊刻新風格的書籍，説明蘇州本新風格已經影響到了外省。
先看蘇州的情况。正德時期新風格的蘇州本，黄永年在《古籍版本學》中列舉了八種：黄省曾正德七年（1512）刻《唐劉叉詩》、十三年（1518）刻《楚辭章句》、十四年（1519）刻《申鑒》三種，王鏊正德十二年（1517）刻《大唐六典》《孫可之文集》兩種，陸元大正德十四年刻《晉二俊文集》、十六年（1521）刻《花間集》兩種，袁表正德十五年（1520）刻《皮日休文藪》一種[29]。其中，《申鑒》云爲白口，疑其所據爲翻刻本，原刻當爲細黑口[30]。《大唐六典》當爲正德十年（1515）席書、李承勛刻本，《孫可之文集》當爲王諤刻本，《楚辭章句》當爲高第刻本（均詳下文）。據不完全統計，現存正德時期這種蘇本至少有十四種。除以上八種外，另外六種爲：正德元年（1506）蘇州府刻本《姑蘇志》、三年（1508）吴奭刻本《匏翁家藏集》、十二年張鰲山刻本《懷麓堂詩續稿》八卷《文續稿》十二卷《補遺》一卷、十四年陸元大刻本《李翰林集》、十五年皇甫録世業堂刻本《博雅》《皇甫持正文集》。
明正德朝共十六年，這十四種書，從刻書時間來看，刻於正德前期（元年至八年，1506—1513）者只有三種，其他十一種均爲後期（九年至十六年，1514—1521）所刻，且其中十種集中刻於正德朝最後五年（十二年至十六年，1517—1521）。這與新型蘇州本的歷史發展過程比較一致。正德前期緊承弘治末年而來，接近新風格的起源時期，故新型蘇州本數量還比較少。這一點從這幾種前期刻本的版本特徵上也可以得到驗證。比如正德元年（1506）蘇州府刻本《姑蘇志》。此爲林世遠任知府時所修，由吴寬、王鏊領銜，祝允明、蔡羽、文徵明、朱存理等參與編纂。此書存世多爲嘉靖二十一年（1542）知府王廷翻刻本[31]，臺圖藏一部原刻（圖2-5）[32]。翻刻本字體較方板，近於嘉靖時成熟的方體字；而原刻字體則更接近弘治末年蘇式本剛産生時的方體字，如《龍筋鳳髓判》（圖2-2）、《震澤編》（圖2-3）的字體。比如横畫收筆之三角形狀，原刻較平，不如翻刻之突出。再如正德三年（1508）吴奭刻本《匏翁家藏集》（圖2-6）。此爲吴寬文集，由其長子中書舍人吴奭刊行[33]。此本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無魚尾，爲典型新型蘇州本版式。其字體亦屬新型蘇州本的方體字，但與成熟方體字稍有差異，顯示出早期字體不够成熟的特點，如字形不甚方正，横畫收筆之三角形狀也不够典型和普遍。這兩種版本刻於正德初年，與弘治末年時間相連，故版本風格也接近新風格初現時之形態。因此，從刻書時間來看，新型蘇州本在正德前期似乎還處於初生狀態。至正德後期，才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
圖2-5
圖2-6 正德吴奭刻《匏翁家藏集》 國圖藏
圖2-7 正德王諤刻《孫可之文集》 臺圖藏
正德後期新型蘇州本的發展，不僅體現在數量的增多上，而且在版刻風格上也已發展得比較成熟。如正德十二年（1517）王諤刻本《孫可之文集》（圖2-7），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與成熟的蘇式本完全一致。在字體方面，整體方正，棱角分明，横畫收筆之三角形狀極爲明顯和普遍，與蘇式嘉靖本也已無甚分别。因此，就目前所知的版本而言，如果僅從蘇州來看，新型蘇本的發展，弘治末年與正德初年可以劃爲一個階段，作爲新風格的産生時期。而正德後期和嘉靖時期可以劃爲一個階段，是新風格的成熟時期。當然，從全國範圍來看，並考慮到叙述的方便，將這種新型蘇本分爲弘治、正德、嘉靖三個時期來討論還是合適的。
從刻書者的角度看，正德時期刻本的特點有二：一是繼承了弘治時期的官刻本和私家刻本共同發展的傳統，二是明確出現了坊刻性質的版本。關於第一點，黄永年《古籍版本學》在論述八種正德本時，没有指明其官刻或私刻性質，但從其行文來看，没有提到任何一種官刻，大約都把它們當作了私家刻本。其所云王鏊刻《大唐六典》《孫可之文集》實際皆非王鏊所刻，《楚辭章句》亦非黄省曾所刻，而是地方官和差官所刻。王鏊當時致仕家居，黄省曾亦爲本地士人，三書若是二人所刻，則當爲私家刻本，然而三書實爲當地官員所刻，當屬官刻性質（詳下文）。這一時期的私家刻本首先繼承了弘治時期的私家刻本，如黄省曾刻《申鑒》、袁表刻《唐皮日休文藪》，與沈津刻《龍筋鳳髓判》性質相近，都是私人刻書。而吴奭刻其父《匏翁家藏集》則是典型的家刻，但這一類型不見於弘治時期。
就官刻本而言，這一時期也有繼承和發展。繼承者如蘇州知府林世遠主持纂修、刊刻的《姑蘇志》，與此前其所刻《震澤編》性質相近，皆爲知府刻書。《楚辭章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16號著録作“明正德十三年黄省曾、高第刻本”。此書有正德十三年（1518）王鏊《重刊王逸註楚辭序》，云：“《楚辭》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吴郡文學黄勉之所蓄，長洲尹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高君好尚如是，則其爲政可知也已。”據此可知，此書當爲長洲縣知縣“高君公次”所刻。“高君公次”即高第，字公次，四川綿州人，正德九年（1514）進士，正德十一年（1516）至十五年（1520）任長洲縣知縣，歷官雲南副使[34]。史稱其“以文學飾吏治”，正可與其刻此書互證。故此書當爲高第刻本[35]，黄省曾提供了底本，並參與了校勘。這與吴江知縣劉澤刻《松陵集》類似，皆爲知縣刻書。官刻之發展，是指出現了省級政府官員和後來更加常見的差官刻書。省級政府官員所刻爲《大唐六典》，下文再詳談。所謂差官，指中央部門奉使出差到地方的官員，以都察院正官外差之總督、巡撫等以及監察御史外差之巡按、提學等爲主，其他部門間有之。這種類型的刻本是嘉靖本中官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正德時蘇州的新型本中已有此類刻本。如《孫可之文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1932號著録爲“明正德十二年王鏊、王諤刻本”，此書正德十二年（1517）王鏊序云：“後獲内閣本，手録以歸……户部主事王君直夫請刻以傳，遂授之。”由此可知，此書實爲王直夫所刻，王鏊負責提供底本，與黄省曾提供《楚辭章句》底本的情况類似。就廣義的刻書活動而言，王鏊是參與者，但具體刊刻事宜，尤其是費用，當由王直夫負責。王直夫即王諤，字直夫，陝西白水縣人。正德三年（1508）進士，正德十一年至十二年以户部主事出任蘇州滸墅關榷使[36]。督理鈔關的榷使爲户部外差，掌管大量税收資金，刻書費用，自不難辦。另一部差官刻本爲正德十二年張鰲山刻本《懷麓堂詩續稿》八卷《文續稿》十二卷《補遺》一卷。此書邵寶序云：“《麓堂續稿》若干卷，太師西涯先生李文正公致仕後所著也。公所著有《麓堂前後稿》者，刻於徽郡，公門下士提學御史張君汝立實與圖焉。公卒之明年，汝立復得是稿，遂於蘇郡刻之，而屬寶爲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當據此定爲張汝立刻本。張鰲山（1483—？）字汝立，江西安福縣人。正德六年（1511）進士[37]，時任南直隸提學御史。提學御史是都察院監察御史的外差。這類差官刻本在嘉靖時期有很大發展。
正德新型蘇州本刻書者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帶有坊刻性質的書商刻本，即陸涓所刻諸書。陸涓字元大，蘇州洞庭西山涵村人。顧元慶《夷白齋詩話》云：
陸子元大，本洞庭涵村世家，晚歲業書，浮沉吴市中。嘗刻《漫稿》，中有寄余詩，其聯云：“屋裏陽山應在席，門前春水欲平橋。”結云：“常記尋君過滸墅，竹青塘上喚輕橈。”道其實也。後寓丹陽孫曲水館，疾亟，抵家卒。元大性極疏懶，好遠遊，如在世外，亦不多見也。[38]
何焯跋《唐音戊籖》卷七六八《伍喬》云：“庚寅重九以陸涓元大刻本校過，陸刻唐人詩二十餘家，此卷其善者。”[39]又《唐李頎詩集》有正德十四年（1519）吴郡包山陸涓刻本[40]。包山即洞庭西山，涵村即在西山[41]。“涓”字有細小之義，與“大”意義相反，合於名、字之例。據此可知陸涓即陸元大。所謂“晚歲業書，浮沉吴市中”，即陸涓晚年做了書商，販賣書籍於蘇州。“丹陽孫曲水”即孫沐，號曲水[42]。孫沐亦喜刻書，所刻多在嘉靖間，或與陸氏館其家不無關係。陸氏刻書，今見者多刻於正德。何焯云其刻唐詩二十餘家，今所知者有正德十四年刻本《李翰林集》《唐李頎詩集》，正德十四年刻本《唐五家詩》六卷（郎士元、包何、包佶、皇甫冉、皇甫曾五家詩）[43]，不著年代《盧仝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44]、《蘇拯詩集》一卷、《劉威詩集》一卷。今傳世嘉靖朱警本《唐百家詩》，據研究當爲正德至嘉靖間陸涓、朱警遞輯刻本[45]。除此之外，正德十四年還刻有《晉二俊文集》、十六年（1521）刻《花間集》，則其所刻書當不下二三十種。陸氏雖爲書商，但仍有文人的特點，他與顧元慶唱和，又“性極疏懶，好遠遊，如在世外”，不像是純粹的書商。但以書爲業、刊刻新型蘇州本的風氣，至少從陸氏已經開始，其所刻諸書，如《李翰林集》《晉二俊文集》《花間集》，皆爲新風格。這種風氣，在嘉靖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常州府新風格的流行僅次於蘇州府，而超過其他地區。黄永年《古籍版本學》列舉了正德十六年（1521）朱承爵刻於江陰之《庾開府詩集》《樊川詩集》《浣花集》三種。按《浣花集》書耳内鐫“江陰朱氏文房”，卷末朱承爵跋未署具體年月，故今多著録爲正德朱承爵朱氏文房刻本[46]。現在通過調查，在此三種外，我們又得三種新風格的刻本：正德十一年（1516）徐充刻本《律吕新書解》二卷《雅樂燕樂》一卷，正德十一年羅幹刻本《一峰先生文集》，正德十五年（1520）朱承爵集瑞齋刻本《放翁律詩鈔》。從刻書時間來看，有具體刻書年份的五種皆在正德十一年之後，皆屬正德後期，整體上較蘇州刻本晚，這大概也可以説明新風格是從蘇州傳到常州的。從其版刻風格看，這些刻本大多比較成熟，蓋因皆刻於正德後期，此時蘇州新型本皆已成熟，如《樊川詩集》（圖2-8）[47]。
圖2-8 正德朱承爵刻《樊川詩集》 國圖藏(www.xing528.com)
從其刻書者來看，其中四種皆朱承爵所刻。朱承爵（1480—1527）字子儋，常州府江陰縣人，國子生。多貲財，善鑒别古器物書畫，富藏書。與文徵明、唐寅、顧璘、陳沂、王韋皆相交好[48]。這四種皆爲私家刻本。徐充所刻《律吕新書解》亦爲私家刻本。徐充（1482—1553）字子擴，號兼山，常州府江陰縣人，縣學生。家居不仕[49]。張敔曾任江陰縣學訓導[50]，徐充出其門下。嘉靖十七年（1538），徐充和孫沐共同校正張敔《雅樂發微》一書，由孫沐刊行[51]。孫沐即陸涓館於其家者。羅幹刻羅倫撰《一峰先生文集》則不同於其他五種。羅幹，江西永豐縣人，爲羅倫之子，弘治十四年（1501）舉人，官至寧德知縣。時任江陰縣學教諭[52]。聶豹《重刻一峰先生文集序》云：“先生（羅倫）文集，弘治初年邑令揭陽王公嘗刻之，毁於火。正德丙子，先生仲子幹署江陰教，復刻於江陰。至是則江陰板訛矣，乃臨桂張進士來令予邑……捐俸重梓。”[53]可知此書爲羅幹在江陰縣教諭任上所刻其父之文集，當屬於官員刻書。但可能與一般地方主官（知府、知縣）及省級官員、差官等刻書不太一樣。蓋教諭官冷職卑，恐很難利用公款刻書。前引聶豹之序是爲嘉靖永豐知縣張言重刻於永豐縣之本所撰，據其所云“至是則江陰板訛矣”，似江陰刻本書版已攜歸永豐，則此本之刻或確由羅幹個人出資。如此，則羅幹雖爲官員，其書仍近於私刻。總之，常州府新型蘇州本絶大多數爲私家刻本，且均出於江陰縣，這反映出常州私家刻書之盛。
圖2-9 正德刻《常州府誌續集》 天一閣藏
值得注意的是，正德八年（1513）常州府所刻《常州府誌續集》體現出一種過渡性質的版刻風格（圖2-9）[54]。此本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爲舊式風格。但字體卻帶有明顯的方體字特徵，如字體方正，筆畫拉直比較明顯，筆畫轉折處棱角比較鮮明，尤其是横畫收筆處三角形狀很突出、普遍。但這種字體卻並不成熟，保留了比較多的自然書寫體意味，比如筆畫不够直，筆畫間牽絲比較多。這種過渡性的風格的存在，説明此時新風格在常州府尚未完全流行。與正德元年（1506）蘇州府所刻《姑蘇志》相比，此本顯得更不成熟，説明常州新風格的發展水平可能略低於蘇州，這也是新風格起源於蘇州的一個旁證。
再看一下新風格在南直隸松江、鎮江二府的發展情况。此二府的新型蘇州本目前均只發現一種，明顯少於蘇州、常州二府。
松江府一種：正德七年（1512）刻本《松江府志》三十二卷（圖2-10）。前有正德七年顧清序云：“梓刻成矣，敢述所懷，布諸簡首。”此本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字體爲比較成熟的方體字。
鎮江府一種：正德十四年（1519）丹徒縣知縣李東刻本宋吕大鈞撰《藍田吕氏遺書》二卷（圖2-11）[55]。版心下鐫“丹徒縣刊”。李東，陝西藍田縣人，正德十三年（1518）至十五年（1520）任丹徒縣知縣[56]。此本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無魚尾。字體也是比較成熟的方體字。
圖2-10 正德刻《松江府志》 天一閣藏
圖2-11 正德丹徒縣刻《藍田吕氏遺書》 國圖藏
圖2-12 正德席書、李承勛刻《大唐六典》 臺圖藏
松江緊鄰蘇州，鎮江緊鄰常州，蘇、常居中，鎮、松位於兩邊。四府地處太湖平原東北部，沿長江一字排開，河網密布，交通便利，經濟發達。弘治間起源於蘇州的新風格，在正德年間於蘇州、常州取得初步發展之後，進一步發展到松江、鎮江二府，這是很自然的。
最後再看一種浙江方面委托蘇州所刻之書，即正德十年（1515）席書、李承勛刻《大唐六典》三十卷（圖2-12）。書前有正德十年王鏊序云：“（王鏊）間於中秘得其書（《大唐六典》），伏讀玩繹，手録以歸……浙江按察使潼川席君文同不知何自得之，而意獨嘉焉，捐俸命工刻之蘇郡，未竟陞任去。繼其任者爲嘉魚李君立卿實成之，且以序屬鏊。”席書（1461—1527）字文同，號元山，四川遂寧縣人。弘治三年（1490）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傳見《國朝獻徵録》卷一五、《明史》卷一九七。正德九年（1514）七月，由浙江按察使陞山東右布政使[57]。李承勛（1471—1531）字立卿，湖廣嘉魚縣人。弘治六年（1493）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傳見《國朝獻徵録》卷三九、《明史》卷一九九[58]。正德九年七月，由南昌知府超遷浙江按察使[59]。此書由浙江按察司連續兩任按察使刻成，可知當爲浙江按察司官刻之本，王鏊序中“捐俸”云云，疑爲飾詞。此書委托蘇州刊刻，可見當時杭州刻書水平當在蘇州之下，而蘇州刻書之精已名聲在外。從實際刊刻的角度看，此書是蘇州刻本；而從出資人的角度看，此書也可算浙江刻本。這種刻書方式在嘉靖年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演變爲浙江直接從蘇州招募刻工前往杭州刻書。此書刻工有章文、李本、李經、張敖等，皆爲蘇州地區良工。冀淑英編《明代中期蘇州地區刻工表》，選書一百零九種，此書即爲第一種[60]。
此本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是典型新風格之版式。字體也屬於新風格之方體字，然稍顯古拙，如其横畫常微帶弧度，不甚平直；横畫收筆處之三角形狀也不甚突出。據王鏊序，此書底本爲其從中秘抄出之本。卷末有宋紹興四年（1134）温州州學教授張希亮校正、知温州永嘉縣主管勸農公事詹棫跋，與今傳内閣大庫舊藏之宋紹興四年温州州學刻本《大唐六典》相合。王鏊曾任翰林學士、内閣大學士，則其所抄之底本，或即此宋本。此本因所據爲抄本，未得宋本校對，故訛誤較多[61]。
弘治年間蘇州産生的新風格版本，到了正德年間，不僅在蘇州得到長足的發展，而且進一步擴展到了南直隸的至少四個府，影響所及，甚至達於浙江。不過從全國範圍來看，新型蘇州本的影響大致還局限在蘇州附近地區，基本不出太湖流域。蘇州本走出地方向全國發展，由地方特色變爲全國主流風格，到嘉靖時期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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