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式本起源問題的研究及嘉靖蘇州本的特點

蘇式本的起源問題，目前尚無專門研究，涉及這個問題的主要還是一些版本學教材。關於起源時間，或以爲正德、嘉靖^[1]，或以爲正德^[2]，或以爲正德中葉^[3]。黄永年從正德談起，所論較詳，認爲蘇州爲這種新型版本的起源地，並搜集了八種正德間蘇州刻本，都是這種新型版本，其中最早的爲正德七年（1512）黄省曾刻本《唐劉叉詩》^[4]。通過對現存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版本的初步調查，我認爲這種新類型的版本確實起源於蘇州，不過其起源的時間要早於正德，可以上推到弘治時期。我發現了四種弘治年間所刻這種風格的版本，其中最早的是弘治十五年（1502）吴江縣知縣劉澤刻本《松陵集》^[5]，吴江縣隸屬於蘇州府。

關於這種新的版本風格，前面討論蘇式本的版本特徵時已經從字體、版式兩個主要方面分條作了總結。新的風格代表了新的好尚和新的趣味，那麽這種新趣味，與舊的趣味相比，新在哪裏呢？將新、舊兩個風格作對比，再結合前面所説的蘇式本特徵，可以發現，這種新趣味的“新”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文字由綿軟變硬方，二是版面由墨黑（粗黑口、雙黑魚尾）變素淡（白口或細黑口、單黑魚尾或白魚尾、無魚尾）。

弘治十五年（1502）吴江縣知縣劉澤刻本《松陵集》，這是我所見可以代表新風格的最早的版本。此書卷十後有弘治十五年都穆跋，云：“古松陵即今之吴江，予同年濟寧劉君濟民來爲邑令，謂是集爲其邑故物，而人未之見。授儒士盧雍校勘，捐奉刻之……弘治壬戌九月二日前進士都穆記。”^[6]劉澤字濟民，山東濟寧州人。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弘治十三年（1500）至十八年（1505）任吴江縣知縣，累官順天巡撫^[7]。吴江縣爲蘇州府下轄七縣之一，在府城南僅四十里，與蘇州同處太湖東岸。此本版式爲細黑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字體在整體上已經屬於方體字的類型（圖2-1），與嘉靖時期典型的蘇式本是同一種風格。不過，二者還有一些比較小的差異，即此本還保留了一些舊的因素，比如撇或點起筆時常會帶鈎狀，如圖2-1“卷”字上面的短撇，這是書寫體的因素。這種情况在嘉靖蘇州本中極少，而此本則稍多。又此版有重修本，卷二末三葉重刻，字劣幾不成形^[8]。

都穆跋中不言此書所據底本爲何本。汲古閣本《松陵集》毛晉跋語云特購宋本付刻。然此宋本在毛晉去世後散失，後毛扆又購得宋本一部，據云有都穆藏印，並定爲北宋本。然其行款爲半葉十二行，與此不同^[9]。若毛扆所説可信，則此本很可能是以此宋本爲底本刊刻，但並非覆刻，也許是仿刻。又繆荃孫曾藏毛氏影宋抄本一部，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當據宋本所抄^[10]。此本陶湘曾據以影刻，由北京文楷齋操刀，確有宋浙本遺韻，然與此本頗有差距。不過此本既非覆刻，則與宋本差異較大亦屬正常。

此外，弘治十六年（1503）劉澤還曾刻陳傅良《八面鋒》一書，爲南直隸巡按御史袁經巡歷至蘇州時命劉澤所刻，劉澤亦令盧雍校勘刻之，並同樣由都穆記刻書始末^[11]。惜此書未見傳本。

圖2-1　弘治劉澤刻《松陵集》　國圖藏^[12]

稍晚於《松陵集》的是弘治十七年（1504）沈津刻本《龍筋鳳髓判》^[13]。前有弘治十七年祝允明序，云：“先外大父武功徐府君”即祝允明外祖父徐有貞。卷末有弘治十七年四月都穆跋，云“觀沈澗卿氏刻本偶書”。跋後鐫“徐禎卿、唐寅鈔”。據此，則此書底本當爲徐禎卿、唐寅傳抄徐有貞家藏元抄本。刻書者沈津字潤卿，蘇州人，家世業醫，正德中舉入太醫院，充唐藩醫正。著有《鄧尉山志》《吏隱録》等^[14]。又曾編刻《欣賞編》^[15]。喜收藏，好刻書。與祝允明爲姻親^[16]，又與文徵明^[17]、徐禎卿^[18]、朱存理^[19]、都穆^[20]等爲友。“吾邑大夫舂陵歐陽公東之”即長洲縣知縣歐陽光。歐陽光字東之，湖廣永明縣人，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弘治十五年（1502）至十八年（1505）任長洲知縣。調江西永新縣知縣，棄官歸^[21]。據序，知縣歐陽光欲刻《龍筋鳳髓判》以助仕學者，而縣民沈津主動承擔刻書之事。此本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屬於典型的方體字蘇本版式。其字體筆畫多已拉直，轉折處棱角分明，横畫收筆處形成明顯的三角形狀，可歸入新的方體字蘇本系統。整個字體微向左傾，方正中透出秀勁，與嘉靖時成熟的方體字稍有差異（圖2-2）。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司門員外郎張鷟撰，近時少傳。允明得之先外大父武功徐府君家，乃元人録本，嘗以出示沈君津潤卿。會吾邑大夫舂陵歐陽公東之以名進士來試鷄割，富民教士，化理大著。鳴絃之餘，益思有以助仕學者。謂是書其一也，將取而刻之。津進曰：“愚請任之，不足煩我公。”遂以登梓，工完，倩述其故……弘治十七年甲子夏四月既望鄉貢進士長洲祝允明序。

圖2-2　弘治沈津刻《龍筋鳳髓判》　國圖藏

第三種是弘治十八年（1505）蘇州知府林世遠刻本《震澤編》^[22]，此書爲蘇州人蔡昇撰、王鏊重修。此書前有弘治十八年楊循吉序，云：“公（王鏊）書既成，適會郡守嶺南林公方興文教，雅意修述，乃捐俸請而繡諸梓。以序屬予，遂不獲辭，而敬書卷端。弘治十八年歲次乙丑冬十一月望日儀制主事里生楊循吉撰。”“郡守嶺南林公”即蘇州知府林世遠。林世遠（1459—1507）字思紹，廣東四會縣人。成化十七年（1481）進士，弘治十五年（1502）由御史陞任蘇州知府，正德二年（1507）卒於任^[23]。王鏊時以吏部右侍郎丁憂在籍^[24]，林氏爲刻此書，既可得大興文教之譽，又可得結交上官之惠，此亦當時官場通例。此本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爲新風格之典型版式。其字體方正，筆畫挺直，轉折處棱角分明，確爲新風格之字體類型。但與前兩種相比，此本字體稍顯不成熟，比如横畫收筆處之三角形狀，有的卷葉明顯，有的則不甚明顯（圖2-3）。這正説明此時還屬於新風格的最初形成期，故其在形態上的表現不甚穩定。

圖2-3　弘治林世遠刻《震澤編》　臺圖藏^[25]

最後一種是弘治十八年（1505）沈頡刻本《賈誼新書》^[26]。此本有弘治十八年沈頡刻書跋語：(www.xing528.com)

凡物久漸弊，弊久漸新。《新書》之行尚矣，轉相摩刻，不知幾家。字經三寫，誤謬滋多，所謂久則弊也。頡謹將洛本與他本三復參校，尚有傳疑，其亦弊則漸新。若好古君子更得善本考正，則此書之弊盡革而永新矣。弘治乙丑勾吴沈頡誌。

這段話實際抄自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刻本《文選》牌記：

凡物久則弊，弊則新。《文選》之行尚矣，轉相摹刻，不知幾家。字經三寫，誤謬滋多，所謂久則弊也。琪謹將監本與古本參校考正，的無舛錯，其亦弊則新與？收書君子請將見行板本比對，便可概見。紹興辛巳龜山江琪咨聞。

整段幾乎全抄，只是没敢説“的無舛錯”。這種抄襲作僞的誇飾作派，當爲書商營銷。沈頡生平不詳，其自署“勾吴”，當爲蘇州書商。此本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無魚尾。字體爲典型方體字，不僅筆畫硬直，棱角分明，且横畫收筆處之三角形狀比較突出（圖2-4）。與第一種《松陵集》相近，而較《龍筋鳳髓判》和《震澤編》成熟。

沈頡刻書跋既多出抄襲，則其所謂“謹將洛本與他本三復參校”恐亦不可盡信，此書存世版本未見有稱“洛本”者。此本如此誇飾，不惜作僞，如所據爲宋本，於跋語中恐不會不提，故其所據很可能只是近刻。傳世有成化十九年（1483）工部主事洛陽喬縉刻本《賈長沙集》十卷，版式爲粗黑口，字體爲書寫體，與此本風格迥異。喬氏時以治理泉水任職於山東寧陽縣工部分司^[27]。

圖2-4　弘治沈頡刻《賈誼新書》　上海圖書館藏

以上所舉四種新風格的弘治本，刻書地點相同，皆爲蘇州。刻書時間相近，皆刻於弘治十五年（1502）至十八年（1505）四年之間。其刻書者，從身份來看，兩種爲官：刻《松陵集》之劉澤爲吴江知縣，刻《震澤編》之林世遠爲蘇州知府。其刻書序跋中雖有“捐俸”云云，恐大多皆飾詞，以免遭濫費公款之劾^[28]，二書實類官刻。刻《龍筋鳳髓判》之沈津代替知縣歐陽光刻書，其書實當爲私家刻本；而刻《賈誼新書》之沈頡似乎是書商，其書可能帶有坊刻性質。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四種書雖有官刻和私刻之别，但其刻書者及作序者等刻書相關人員卻有一定的共性。除了刻《賈誼新書》的沈頡情况不詳之外，其他三種書的情况是，刻《松陵集》的劉澤與都穆爲同年，並請都穆作跋記刻書之事。刻《龍筋鳳髓判》的沈津與祝允明爲姻親，又請祝氏爲其刻書作序、都穆作跋，底本用徐禎卿、唐寅抄本，並與文徵明等皆爲朋友，又富於收藏，爲當時蘇州文化界名人。《震澤編》作者之一王鏊爲弘治、正德間蘇州文壇領袖。刻書者知府林世遠在蘇州“興文教”，主持纂修數任知府長期以來未能完成的府志，參與者以吴寬和王鏊爲首，包括了祝允明、蔡羽、文徵明、朱存理等明中期蘇州最重要的文人。而作序者楊循吉也是當時文壇的重要人物。前面提到版刻的新風格代表了新的趣味，而這種新趣味應該是當時蘇州文化風尚的一部分。

這四種版本是蘇式嘉靖本的最早形態。從其版刻特徵來看，在字體方面，與典型蘇式嘉靖本還有一些細微的差别，保留了舊風格的個别特點。這符合新事物剛出現時的一般規律，恰好可以證明新風格正是出現於此時。在版式方面，已與蘇式嘉靖本無甚分别。這大概是因爲版式的變化比較有限，故反映版本風格不如字體精確，對版本風格變化的反應也不如字體靈敏。

最後，再對蘇式嘉靖本的起源問題作一總結。就時間而言，雖然目前找到的最早的新型版本刻於弘治十五年（1502），卻並不能直接得出新風格産生於此年的結論。首先我們還没有調查現存的所有弘治本。其次，即使調查了現存的全部弘治本，也只能説是現存最早的，不一定跟歷史事實完全吻合。那麽應該定爲什麽時間比較合適呢？弘治一朝共有十八年，這四種版本都出現在最後四年，如果稍微往前估算一下，可以定在弘治後期。如果考慮事物的發生有一個過程，再加上弘治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弘治本已經散佚了很多，那麽可以再往前稍推一段，定爲弘治年間（1488—1505）。如果再往前提，我覺得可能性不大，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這四種版本所體現的新風格有部分不成熟之處，是新事物剛出現不久時的特徵；二是還有更多的同一時期的弘治本，完全屬於舊風格。從這兩點來看，新風格的出現，不大可能早於弘治時期。

就地域而言，我們這次大約調查了兩百餘種弘治刻本，找到的新風格本只有這四種，而這四種無一例外都刻於蘇州。這是新風格本起源於蘇州最可靠的證據。此外還有兩點：一是正德時期，這種新風格本以刻於蘇州者爲最多（詳下文）；二是嘉靖本中，蘇州刻本中除了極個别翻刻等特殊情况，幾乎找不到新風格本以外的類型。這在其他地區是極少見的。這三點合而觀之，新風格起源於蘇州之説，應該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