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刻本研究：劃分及地域變動

劃分嘉靖本的類型，首先是劃分標準的問題。從實物版本學的基本理論來看，版本類型學本身就是對版刻風格的分析，從這個角度來説，嘉靖本的類型即嘉靖本版刻風格的類型，版刻風格是劃分類型的基本標準和依據。從版本學史來看，學者在研究嘉靖本時往往也是依據版刻風格進行分類的，比如黄永年的《古籍版本學》。

在學界已有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現存嘉靖刻本的分析，根據其版刻風格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嘉靖刻本分爲三大類型，如下表所列。表後附上黄永年、毛春翔、李清志三家有關嘉靖本的簡單分類，以示其大致對應關係^[19]。

黄永年、毛春翔、李清志三家的分類都比較簡略，後兩者甚至不是專門針對嘉靖本的。在較完備的黄永年分類中，第二種並非正式類型，故表中略加區别。

以地域作爲類型的名稱，是因爲地域是影響嘉靖本版刻風格的最重要因素。對於版刻風格而言，時間和空間是兩個最基本的影響因素。時間因素的影響，在長時段中表現得更明顯，比如從宋代到清代或整個明代；而對於嘉靖四十五年期間而言，其時出版業已遍布全國兩京十三省，時代因素對版刻風格的影響明顯不如地域大，尤其是一些刻書中心出版的書籍，版刻特色十分鮮明。

第一類嘉靖本的代表性版刻地是蘇州。此類風格的版本起源於蘇州^[20]，並以蘇州刻本最爲典型。蘇州爲當時全國最重要的刻書中心^[21]。蘇州刻本堪稱此類嘉靖本的源發性版本和代表性版本。蘇州刻本可簡稱“蘇本”。而刻於蘇州之外的、風格與蘇本相同或相近的嘉靖本，都屬於蘇本系統，可稱爲蘇州式嘉靖本，簡稱“蘇式嘉靖本”“蘇式本”。第二類嘉靖本的代表性版刻地是北京。李清志和黄永年在談到這一類刻本時都重點提了經廠本，即北京的内府刻本，其刊刻之精，爲第二類嘉靖本之冠。作爲全國政治中心的首都北京，是當時全國性的版刻中心之一^[22]，故可以將北京刻本作爲第二類嘉靖本的代表。北京刻本可簡稱“京本”。而刻於北京之外的、風格與京本相同或相近的嘉靖本，都屬於京本系統，可稱爲北京式嘉靖本，簡稱“京式嘉靖本”“京式本”。第三類嘉靖本代表性版刻地是福建建陽，主要爲建陽書坊刻本，以刻書地名之，即建陽刻本，簡稱“建本”。而刻於建陽之外的、風格近於建本的嘉靖本，都屬於建本系統，可稱爲建陽式嘉靖本，簡稱“建式嘉靖本”“建式本”。(www.xing528.com)

嘉靖年間，這三種類型的中心版刻地區蘇州、北京和建陽保持不變，但這三種類型所涵蓋的地域卻一直處在變動之中。總體來看，蘇州式在逐步擴張，北京式和建陽式在慢慢萎縮，但是終嘉靖一朝，北京和建陽作爲富有特色的兩大刻書中心一直屹立不倒，甚至幾乎延續到整個明朝的結束。

關於字體的問題，黄永年將蘇式本、京式本、建式本字體分别定爲歐體、趙體、顔體，完全用書體的名稱。但蘇式本、建式本的字體已經很明顯地匠體化，離自然書寫體較遠，與歐體、顔體差距較大。只有京式本還比較多地保留着自然書寫的特點。大約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毛春翔直接用了“匠體字”。匠體字作爲工匠所書的職業化專用字體，出於提高工作效率的需要，字體呈現出雷同化、模式化的特徵。從版本史來看，蘇式本字體確實是後世匠體字的源頭。不過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嘉靖時期這類字體的書寫可能尚未完全專職化。比如使用這種字體最典型的本子《［嘉靖］浙江通志》，是由布政司吏所書。此本刊於嘉靖四十年（1561）左右，此時已是嘉靖末年。也就是説，嘉靖時期在一定程度上還保持着由善書能手而不是專門負責爲刻書寫樣的專業寫工來書寫上版的傳統。二是在清代以後的刻書史上，建陽書坊已經失掉刻書中心之一的地位，版本的字體大體只有匠體、寫體兩類，故匠體字所指比較明確。但嘉靖時期則不然，建陽書坊仍在大量刻書，其字體也帶有明顯的匠氣，點畫比較生硬。但這種匠體字與蘇本的匠體在形態上完全不同。毛春翔對於江南地區的匠體字還用了“方體字”一詞，這是從字形較方的特點着眼的。對於這類字，李清志則使用了“硬體宋字”一詞，這是將“硬體字”和“宋體字”混合的産物。“宋體字”之稱，是就字體來源而言的。這種字體確與宋刻本有淵源關係，但與宋本字體又有所不同。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宋本字體不止一種，這裏只指宋浙本字體。“硬體”之稱是指這類字比較硬，蓋因其筆畫大多被拉直，與“匠體”實際意義相近。總之，毛春翔和李清志都注意到了蘇式本字體已經脱離了書寫體的現象，這是比較符合實際情况的。

對於京式本的字體，黄永年以爲是趙體，這符合一部分版本的實際情况。有一部分京式本，比如部分内府本，字體比較方整，與趙體的圓活風格不太一樣，可能是受到了姜立綱字體的影響^[23]。因此李清志用軟體字或書寫體稱之，可能更全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