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刻本研究：前人嘉靖本分类探究

關於嘉靖刻本的分類問題，目前尚無專門研究。大多版本學教材將明刻本從時間上分爲三期，中期以嘉靖本爲主，但一般不再分類。只有少部分論著對明中期刻本作了進一步分類，其研究值得參考。如毛春翔的《古書版本常談》有比較簡略的分類：

自正德、嘉靖以降，黑口本絶無僅有，一般都是白口，而字體亦一變而爲方體字，僵硬呆滯，劣者猶如枯柴，很不美觀……此就江南刻書情况而言；若北方則不如此。山西刻的，刀法笨拙異常（據所見而言）；陝西刻的，有一種用很多古體字的，所見有許宗魯本，其僵硬之態，真如斬釘截鐵，粗野之極；惟濟南刻的，見到幾種嘉靖本，如田經校刻的《黄帝内經》猶有元人氣息。

上面説的是就匠體字而言，若名家寫刻本，則大不相同。有趙、有歐、有顔，各就專長，手寫上板。若萬曆年新安汪一鸞刻的《淮南鴻烈解》，寫顔體；趙秉忠《琪山集》寫歐體，帶有北魏字體；四明萬表的《玩鹿亭稿》寫趙體：皆精美絶倫。又有文徵明手書《文温州集》，書雖未見，而藏書家見過的，都認爲至寶。惟此類寫刻本，總是占少數。^[1]

此蓋將明代正德、嘉靖及其以後刻本分爲匠體字本和名家寫刻本兩大類，寫刻本皆爲精刻，依其書體，各具面目。匠體字本則相對較差，又分爲南北兩類。南方爲方體字，北方各省又有不同。毛氏所論，大體皆以所見實物爲據，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嘉靖刻本的實際情况。不過限於客觀條件，毛氏選取的版本較少，加上主觀上可能並没有進行系統化研究的意識（書名云“常談”可證），所以其分類還有須完善之處：一是寫刻本限於名家，數量太少，與所言匠體字本數量上不成比例，似不足以與匠體字相對成類。二是匠體、名家之分際不易掌握。觀其所論，似主要以精粗區分。然匠體字中之南方方體字本，如蘇州所刻向稱精刊，歷來爲藏書家寶愛，歸爲粗劣之匠體，似亦不妥。三是有些具體論述需要辨析。如“山西刻的，刀法笨拙異常”，這種情况當然是存在的，如嘉靖曲沃縣刻本《曲沃縣誌》；但刀法較優者也不是没有，如嘉靖太原刻本《太原縣志》、嘉靖張佳胤蒲州刻本《華陽國志》等，皆堪稱精本。不過作者比較慎重，聲明此判斷是據所見而言。又許宗魯本是其在湖廣任職時所刻，非刻於家鄉陝西咸寧^[2]。這個問題具有普遍性，即將刻書者的籍貫誤作刻書地，這種本子大多爲官員任職異地時所刻^[3]。又濟南刻本，田經校刻《黄帝内經》，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1685號著録之嘉靖四年（1525）山東布政使司刻本，卷端題“歷城縣儒學教諭田經校正”。此書之所以帶有元人氣息，當與其翻刻之底本有關。其底本很可能就是明成化十年（1474）熊氏種德堂刻本^[4]。而且其翻刻也只有前面一部分比較像，後面已經比較多地體現出了嘉靖本字體方斬的特點。另外關於嘉靖本版式“黑口本絶無僅有”的描述也不够準確，嘉靖本中黑口本確實只占少數，但還不至於到絶無僅有的程度^[5]。

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第一章“鑒定法總論”第一節“直觀法（目鑒）”之“字體”云：

根據筆者的研究，刻版字體可分軟體字（指書寫體）與硬體字（指宋體字）兩大系統。明正德年以前，歷代版刻皆屬軟體字系統……約自正德初年始，刻書字體突然作極明顯的改變，即采用流行迄今的所謂“宋體字”。^[6]

這是對歷代刻本的總分類，具體到明中期（以嘉靖爲主）刻本，作者在第二章第三節之“明代中期末期刻本”中有進一步闡述：李氏將正德之後歷代刻本（包括嘉靖本）分爲硬體宋字本和軟體字本兩大類，二者大致分别相當於毛春翔的匠體字本和名家寫刻本。從概念的内涵來講，硬體宋字本的界定較毛氏更清晰（或者説毛氏並未認真界定概念）。從外延來看，此書所言軟體字本涉及的範圍也較毛氏更廣，如明確將經廠本列入。

此種硬體宋字，僅需由專業書工繕寫上版，因字形方整，可密植版面而不顯得擁擠，能節省紙張，縮小圖書之體積，從而降低成本，故爲書坊所歡迎，成爲明中葉以來迄今之主要印刷體……相對於此種硬體宋字，凡請書法名手依照平常楷書、行書或草書的字體，書寫上版再依樣雕刻者，通稱之爲“軟體字”，或稱之爲“書寫體”“筆寫體”，若其印刷形狀逼近手寫，在版本之著録上，通常作“某年某人寫刻本”。正德以前，歷代版刻皆屬軟體字系統，自正德始，除一部分精刻本及經廠本外，官私刻書大半均采用硬體宋字，此一明顯界限，成爲鑒定版本年代最重要基準之一。凡版刻用硬體宋字者，大概即可鑒别爲正德間及以降之刊本，因弘治之前使用硬體宋字者，尚未見其例。若采用軟體字刻書，則各代皆有，尚須就諸軟體字之風格，推定其刻版年代。^[7](www.xing528.com)

黄永年《古籍版本及其鑒别》將明中期（正德、嘉靖、隆慶）刻本分爲三類——標準嘉靖本、保持舊風格本、建本^[8]。此書只是臨時趕寫出來的講義，故所論較略。在後來擴充、完善的《古籍版本學》^[9]第七章第二節“明中期即從正德到隆慶的刻本”中，黄氏又將明中期刻本分爲標準嘉靖本和建本兩類，比較詳細地加以論述，考證各類的起源，列舉其代表性版本及分布區域，詳列各類刻本的鑒别方法，並對各類刻本的文本校勘是否精善分别加以討論。而黄氏原來所分的“保持舊風格本”一類，被取消了獨立分類，僅附於標準嘉靖本之後，用一小段略加介紹。

將黄永年的分類與毛春翔、李清志的分類加以比較可知，黄永年的標準嘉靖本大致相當於毛春翔的匠體字本、李清志的硬體宋字本；毛、李的名家寫刻本或軟體字本，大致相當於黄永年最初所分、後來取消的保持舊風格本；黄永年所分的建本一類，在毛、李分類中無可對應者。可見，第一類（標準嘉靖本、匠體字本、硬體宋字本）作爲獨立一類，三家皆無異議。而第二類（名家寫刻本、軟體字本、保持舊風格本），毛、李列爲獨立一類，黄永年則僅列爲附録。至於第三類建本，則只有黄永年列出此一類。那麽，第二類是否應該分爲獨立一類？第三類建本是否應分一類？我們要討論嘉靖本的分類，這是不得不回答的兩個重要問題。

首先來看第二類是否能够獨立成類的問題。獨立成類的標準無非有兩個，一是從内涵來説，要有自己的特色；二是從外延來看，要有一定的數量。如果只是個别的例外，即使有一定特色，也未必需要另分一類。首先看一下黄永年爲何未將此類單列。黄氏關於整個明刻本的理論包括一大一小兩個系統，即全國的大系統和建陽坊刻的小系統^[10]。對於嘉靖本而言，仍然在這兩個系統的範疇之内，只不過大系統發生了變化，由明初的繼承元代風格的本子變成了所謂的標準嘉靖本，即上文的第一類嘉靖本。而建本保持其系統性不變。至於第二類嘉靖本，黄氏將其作爲第一類的附録而不單列，也就是大系統中没有變化的部分。第二類之所以不單列，大概是因爲在黄氏看來，大系統整體已經發生了變化，不變的部分已經無法構成單獨一類。據現在掌握的材料，第一類嘉靖本在全國範圍内取得了優勢地位，應該是可信的。但第二類嘉靖本畢竟還有不少，比如本書下編所選135種嘉靖本，第二類即占約三分之一。雖然實際比例可能會有出入，但第二類確實達到相當數量而非個别例外。至於其獨特風格，則是各家均予以承認的。而且從歷史發展來看，此類上承明前期全國範圍主要版本之源，下開萬曆以後寫刻本之流，若不獨立成類，則版本流傳的歷史脉絡將被切斷。因此，第二類是應該單獨成爲一類的。

再看第三類建本的分類問題。這一問題比第二類的分歧還要嚴重。第二類只是單列與否的問題，而對於建本，毛春翔、李清志分類中完全没有這一類，黄永年卻赫然將其單列。爲什麽會有這麽大的差異？經過分析，我認爲最重要的原因在於雙方對建本（此處專指建陽書坊刻本）版本風格（主要是字體風格）的認識不同。毛、李認爲建本的風格屬於趙體，黄永年則認爲建本的風格屬於顔體。而黄永年原分類中的保持舊風格本一類，即保持明前期風格之本，也屬於趙體。於是黄永年原分類中的保持舊風格本與建本，在毛、李的分類中都屬於趙體，二者自然就歸爲一類了。

通過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雙方對建本字體風格的不同認識，根源在於對建本歷史發展過程及其性質的判斷不同。雙方關於嘉靖建本字體的認識，我們必須置於對整個建本歷史的認識中才能理解。建陽的刻書業，自南宋至明末衰落之前，大約五百年間，皆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並且自成格局。關於這一點，學界的認識大體一致。李清志在論述明代前期刻本時云：“建陽刻本以書坊爲主，自宋以來即保有其獨特的風格。”^[11]黄永年叙版本史，自宋至明，皆將建本單列，對其特殊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論證。從這一點來看，李、黄二人是一致的，而且二者關於建本字體風格的論述，也有相同之處。如對南宋建本字體的判斷，黄永年認爲是顔體^[12]，李清志在分析南宋建本字體特徵時也兩次指出有“顔法特徵”^[13]。但二者卻存在一個很重大的分歧，即李清志認爲從元代開始，建本變爲趙體；黄永年則認爲建本自宋至明皆在顔體基礎上發展演變。這就是二者關於嘉靖建本分類不同的根源所在。二者的差異，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建本五百年間字體發展史性質認識的不同，黄氏認爲建本字體是相對獨立的漸變發展，而李氏則認爲建本字體在元代受到了新興趙體的影響，並且趙體取代了原來的字體，似乎發生了一個突變。

那麽，這兩種認識哪一個更符合實際呢？嘉靖建陽本究竟是否可以單獨成爲一類？從目前掌握的嘉靖建陽書坊刻本的實際情况來看，嘉靖建本確實具有比較鮮明的特色，尤其是黄永年《古籍版本學》中所舉劉氏慎獨齋、安正堂兩家所刻^[14]，完全可以獨立爲一類。也就是説，建陽坊刻本所具有的獨特性，不是個别例外，而是長期發展的自然結果。這樣看來，李清志的論述與版本實際不甚相合。那麽，其問題出在哪裏呢？我們仍有必要對此稍作分析，以使我們對於建本的分類更有把握。前文已經談到，對於嘉靖建本字體風格的認識，其實源於對元建本的認識，因爲自元至明前期是一個連續發展的歷史時期。李氏認爲這一時期屬於趙體時代，並將元建本定爲趙體，建本以外的元刻本定爲非趙體，這一點也比較特别^[15]。李氏的觀點受到長澤規矩也的影響，認爲建安刻書采用趙體字，由於其出版量居全國之冠，故趙體字成爲元版之代表字體^[16]。然而，元建本字體主要是承襲宋代尤其是宋末建陽書坊刻本字體而來，大概稍微受到趙孟頫書法的影響，並未改變其原有字體特徵。臺灣比較通行的版本學教材《圖書板本學要略》云：“今傳元本，多建安所刻，故雖有松雪筆意，仍留宋時習氣。”^[17]“宋時習氣”自然不是趙體，趙體對元建本也只是略有影響而已，元建本主要還是沿襲宋代風格。近年有學者提出元建本字體“是一種不似趙體的匠體”^[18]，大體也是同樣的意思。以元建本的歷史發展和現存情况來看，其字體確實與趙體相去較遠。即使從李氏書中所附元元統三年（1335）余氏勤有書堂刻本《國朝名臣事略》和至正十四年（1354）翠巖精舍刻本《註陸宣公奏議》兩種圖版來看，也只有後者稍有靈動秀逸之氣而略有趙字之意，但大體仍爲建陽書坊字體之本色，尤其是横畫收筆一頓形成之圓角直接來自宋建本，近於《多寶塔碑》和瘦金體（僅就此筆畫而言），迥異於趙體。故李清志關於元建本字體的論述不可取，其於明前期建本及嘉靖建本之論自然也就失去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