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刻本研究：揭示中原文化真相

實物版本學以實物版本爲研究對象，以專門的實物分析法和一般的文獻考證法爲基本研究方法，其中以類型學爲理論基礎的實物分析法是代表學科本質特徵的根本性方法。實物版本學主要由學科理論、版本史和版本鑒定三個方面構成。學科理論主要指以實物研究爲特徵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版本史指實物版本在各個時代和地區的發展史。版本鑒定主要指理清一個版本的刊印時間、地點以及刊印者的基本情况。本書所做的嘉靖本研究是在實物版本學的理論和方法的指導下進行的，或者説，是實物版本學理論的一次實踐。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本書選題即出自實物版本學的理念。實物版本學首重實物研究，只有看到足够的版本實物，才能完成一個實物版本學的課題。我工作的單位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明刻本早在民國時期就得到趙萬里的高度評價，他指出：“明人著述和明代所刊的明以前古籍，因他（指天一閣主人范欽）保存了不少。换言之，天一閣之所以偉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料。”^[105]而在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明刻本中，又以嘉靖刻本最爲豐富，因爲范欽最便於收集藏書的爲官時期都在嘉靖年間——自嘉靖十一年（1532）中進士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罷官。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統計，天一閣藏嘉靖刻本583部，僅次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1199部、上海圖書館的856部和南京圖書館的586部，在全國781家古籍收藏單位中居第四位。而經過我的實際調查，天一閣所藏嘉靖本實在一千部以上，即使不計同版複本，總數也在八百種以上。正是有這批嘉靖本實物做基礎，我才能够選擇這樣一個實物版本學的課題來研究。

第二，嘉靖本研究始於嘉靖本的實物調查，這是實物版本學最基礎的方法。首先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製了現存嘉靖刻本目録稿，對全國2600餘種嘉靖本的存世狀况有了基本的瞭解。然後重點整理了天一閣藏嘉靖刻本目録，按目索書，將閣藏的一千多部嘉靖本按排架順序一部一部過眼過手，並着重對其中約五百部製作了專門的調查登記卡，最後挑選135部具有代表性的嘉靖本撰寫書志，構成本書下編。對其他古籍收藏機構所藏有代表性的嘉靖本也選擇一部分做了調查登記。

第三，本書的基本結構是根據實物版本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安排的。上編“通論”將嘉靖本分爲蘇州式、北京式和建陽式三大類進行研究，這三類劃分的基本依據是實物分析法中最重要的版刻風格，以及其中最核心的字體風格。下編“經眼書志”的基本結構是依據實物版本學構成之一的版本鑒定設計的。版本鑒定的基本任務是厘清版本的刊印時間、地點和刊印者的情况，因嘉靖的時間段相對較短，故下編分類首先以地區爲準，同一地區内再按時間先後排列。在每一篇書志中，對刊印者的情况作儘可能詳細的考證，並對原刻翻刻和前印後印的情况也儘量作了考察，這是實物版本學對版本鑒定應有的要求。

第四，上編“通論”特别注重對於版刻風格演變的研究，如蘇州式嘉靖本從起源到初興、再到大興的發展過程中其風格逐步成熟的演變，北京式嘉靖本中登科録字體的演變，建陽式嘉靖本則從宋代一直發展到嘉靖時期的整體演變等。這一點很重要，因爲這最能體現版本類型學的本質特徵，而版本類型學是實物版本學的基礎理論之一。類型學的要點在於將物品排列出不同形態連續演變的序列，然後據此確定序列中不同物品的相對年代。類型學排出的是物品形態演變的邏輯過程。“通論”對版刻風格演變的研究是將此邏輯過程與其真實的歷史過程互相印證，使研究的結論更加可信。

第五，實物版本學基本方法之一的文獻考證法也是本書的重要研究方法。首先在“緒論”中對曹元忠、王國維等所代表的文獻考證法作了梳理，並進一步在版本學理論和方法中考察了文獻考證法的作用和地位。其次，上編“通論”對涉及的版本通過爬梳本書内外各種文獻記載，將其刊印者及其刊刻時間、地點儘可能考證詳盡，尤其注重對刻工及寫工群體的研究。再次，下編“經眼書志”在體例上重視對刊印情况的考證，除了將本書所具刊印信息全部搜集到之外，又盡力用書目著録加以印證，並搜集到了若干種地方志對書籍版片的著録，這是有關書籍刊印地點的重要證據。

總之，實物版本學的理論和方法是嘉靖本研究最重要的指導原則。反過來看，嘉靖本研究這一斷代版本史研究的實踐，也是實物版本學的理論和方法得以稍成體系的重要實踐基礎。希望這次嘗試，不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能對版本學研究的推進及學科發展有所裨益。

【注释】

[1]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35頁。

[2]如傅熹年云：“當時明嘉靖以前刊本始列爲善本。”（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整理説明，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頁）其“當時”指傅增湘所處之民國時期。

[3]參見《嘉靖三十八年進士登科録》，明嘉靖刻本；《明史》卷二一五，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676-5678頁。

[4]《古今書刻》無序跋，亦無刻書時間，所可考者，兵部所刻《大閲録》下注“隆慶二年刊”，《九邊圖説》下注“隆慶三年刊”（收入《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頁。下無特别説明皆據此本）。個别書也可能刻於萬曆初年，但其下限當不晚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因其卷下山西石刻部分有“汾州”而非“汾州府”（第430頁），汾州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陞府。但其實際下限應該更早一些，或定爲萬曆初年較妥。

[5]通行之葉德輝覆刻明刻本（即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之底本）卷上收書約二千五百種，較明黄嘉善校刻本少二百餘種，詳見陳清慧《〈古今書刻〉版本考》，《文獻》2007年第4期。

[6]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頁。

[7]以上引《藏書紀要》均見清嘉慶黄氏刻《士禮居黄氏叢書》刻本，葉四、五。

[8]清于敏中等《天禄琳瑯書目》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頁。

[9]胡道静《從黄蕘翁到張菊老——150年來版本學的縱深進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年第4期。

[10]如錢曾云：“嘉隆以前學人，信而好古，非若近日槧書者淆亂芟改，師心自是也。”（《讀書敏求記校證》卷四之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3頁）這與黄氏觀點相同。蕘圃所謂前輩，即使非錢曾（二人年代不相及），也當爲接錢曾之餘緒者。其前輩之言論，亦當類似錢曾之語。

[11]此黄跋本原書及黄氏手迹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録文見李開升《黄丕烈題跋補遺》，《文津學志》第六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頁。黄氏這篇題跋比較有名，較早引用者爲王欣夫先生，見其撰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獻學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頁）。王氏得此跋當在1940年以後，故其1940年輯刻之《蕘圃藏書題識再續録》並未收録。然其所引僅至“聲名益著也”。林夕《明刻本的鑒賞和收藏》（《藏書家》第6輯，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25頁）所引亦如此，嚴佐之《黄丕烈版本學思想辨析》（《圖書館雜志》1985年第1期）僅引第一句，可能皆據王氏轉引。冀淑英所引至“儲藏之先於吾者亦未之知也”（《談談明刻本及刻工》，《文獻》1981年第1期），當據原跋，蓋此書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冀氏查閲較便。

[12]清黄丕烈著，屠友祥校注《蕘圃藏書題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78頁。

[13]清黄丕烈著，屠友祥校注《蕘圃藏書題識》，第44、881頁。

[14]清黄丕烈著，屠友祥校注《蕘圃藏書題識》，第61頁。

[15]清黄丕烈著，屠友祥校注《蕘圃藏書題識》，第623頁。

[16]清黄丕烈著，屠友祥校注《蕘圃藏書題識》，第181、213頁。

[17]陸深本《史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15351號著録作“明嘉靖十四年陸深刻本”，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定爲“明正德、嘉靖間蜀中刻本”（中西書局2015年版，第284-288頁），與臺圖所定一致，以爲陸深只是重修舊版，證據一是陸深跋所云“因舊刻校之”，二是臺圖藏無序跋之初印本（書號05177）未經陸深校正，故初印本當即舊刻原版。但浙江大學圖書館所藏初印本（書號善2／545）卻有王閣之序與陸深之跋，則似此本即陸深所刻。

[18]顧氏誤鑒之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15370號，詳見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第284-288頁。黄氏藏本題跋見前引《蕘圃藏書題識》第221-222頁。此本今藏南京圖書館（書號GJ／KB1387），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15352號。

[19]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後序，清光緒刻本。

[20]葉德輝《書林餘話》卷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頁。

[21]董康《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序》，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首，第10頁。

[22]傅增湘《涉園明本書目跋》，《藏園群書題記》附録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2頁。

[23]以上關於三人及其藏書的基本情况，詳見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72-79、91-97、167-173頁。其中云陶氏藏嘉靖刻本二百部以上，此處數目據《陶涉園藏明板書目録》統計，《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27册影印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24]鄧邦述撰，金曉東整理《群碧樓善本書録》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頁。

[25]鄧邦述《群碧樓書目初編》卷八，《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24册影印清宣統三年（1911）鄧邦述鉛印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515-516頁。

[26]鄧邦述撰，金曉東整理《群碧樓善本書録》卷四，第141頁。

[27]鄧邦述《書衣雜識》，《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24册影印清宣統三年（1911）鄧邦述鉛印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583頁。

[28]鄧邦述撰，金曉東整理《群碧樓善本書録》卷四，第134頁。

[29]鄧邦述撰，金曉東整理《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338頁。

[30]鄧邦述撰，金曉東整理《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三，第331頁。按，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六葉四“明嘉靖汪文盛刊本《前漢書》”條已云周采等題名爲後加，但因未詳辨二本關係，以致葉德輝引丁氏之語，竟誤以汪、周爲同時，且又誤以汪爲地方鄉紳，遂誤定此本爲嘉靖二十八年（1549）汪文盛所刻（前引《書林清話》卷五，第103頁）。實則此本爲汪文盛嘉靖三年（1524）出任福州知府期間所刻，周采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重修。汪氏乃湖北崇陽縣人，非福建鄉紳。

[31]鄧邦述撰，金曉東整理《群碧樓善本書録》卷四，第141頁。

[32]鄧邦述撰，金曉東整理《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三，第342頁。

[33]鄧邦述撰，金曉東整理《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三，第331頁。

[34]張壽鏞《約園雜著三編》卷三《編製書目彙誌》，民國三十四年（1945）鉛印本。

[35]張壽鏞《約園雜著三編》卷四《約園元明刊本編年書目》。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云張氏藏嘉靖本爲二百一十二部，是將叢書子目分開計算的（第152頁）。

[36]明林燫等纂修《福州府志》卷十五汪文盛傳云：“嘉靖三年知福州。”《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影印日本内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刻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頁。

[37]《明世宗實録》卷二七四嘉靖二十二年（1543）五月戊辰：“致仕大理寺卿汪文盛卒，賜祭葬如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明實録》本，第5381頁。

[38]《明世宗實録》卷四三一嘉靖三十五年（1556）正月己卯，第7441頁。又吉澄爲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不可能在嘉靖十一年（1532）擔任巡按御史，疑此目將嘉靖十一年建寧府刻本誤作吉澄刻本。

[39]江慶柏《近代江蘇藏書研究》，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頁。

[40]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8-91頁。

[41]王國維撰，王亮整理《傳書堂藏書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7頁。

[42]清黄丕烈《百宋一廛書録》，《清人書目題跋叢刊》第6册影印《適園叢書》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11頁。

[43]王國維撰，王亮整理《傳書堂藏書志》卷一，第44-45頁。

[44]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收成化本兩部、嘉靖本一部，易於比對，故不會因書版遭書賈改刻而疑此本爲成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1頁）。

[45]臺圖藏有此書成化本和嘉靖本，成化本字體稍肥而較圓潤，嘉靖本字體則細而板直。二者字體比較相近，不如方體字刻本明前期與中期字體差異大。

[46]參見沈津《顧廷龍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30、218、315頁。

[47]潘景鄭、顧廷龍《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六，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339頁。

[48]清王植、張金城等纂修《郯城縣志》卷九葉八，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第447頁。

[49]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七載此本引嘉靖三十五年（1556）南京國子司業王材《寧國郡重刻韓柳文序》云：“寧國本前侍御可齋游居敬所刻，兹廿年矣……沙濱莫君由御史出按南（幾）〔畿〕，寧國朱守自充以爲言，乃重加校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47-348頁）按，朱大器字自充，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三十九年（1560）任寧國府知府，見清魯銓、鍾英、洪亮吉、施晉纂修《寧國府志》卷三葉一四，《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43册影印清嘉慶刻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頁。明雷禮《國朝列卿記》卷一五〇葉二三，《續修四庫全書》第524册影印明萬曆間徐鑒刻本，第311頁。按，《［嘉慶］寧國府志》卷五葉二六云朱大器字士充，疑誤，當以王材序及《國朝列卿記》爲準。(www.xing528.com)

[50]明唐錦《龍江集》卷一二《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儼山陸公行狀》云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陸深轉任四川左布政使，至十五年（1536）十一月陞光禄寺卿（《續修四庫全書》第1334册影印明隆慶三年（1569）唐氏聽雨山房刻本，第587-588頁）。

[51]按，應氏爲象山人，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其名第二字當作“鸑”，見《嘉靖二十年進士登科録》葉七八，明嘉靖刻本。《圖録》作“臨川應雲鷟”，姓名前誤冠“臨川”，名字誤作“鷟”。

[52]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第10、288、299頁。

[53]《舊京書影　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1933年）》出版説明，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觀此文之風，疑出喬秀岩手。

[54]傅增湘序云：“今乃擬定體例，將欲輯爲書影、録爲書志，次第刊布，以便編摩。先成簡目四卷，授之梓人。”見前引《舊京書影　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1933年）》，第782頁。

[55]其中嘉靖四十二年（1563）張佳胤刻本《華陽國志》刻書地注爲吕梁，云“蒲州今山西吕梁縣”，誤。蒲州在今山西永濟西南，見《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版）明時期山西部分。此蓋誤將蒲州當作蒲縣。

[56]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頁。此書初版1962年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

[57]在這個數據中重修本是單列的。

[58]按此目體例，同一種版本，同一家單位如果有複本，除非有批校題跋，否則不予著録。因此實際部數要比此目所著録的更大一些。

[59]沈津《顧廷龍年譜》（第643-644頁）1983年2月9日顧廷龍致沈津信，談到張秀民提出未注出版地的問題，云：“恐屬於先天性的，是體例問題，未注出版地。不知南京討論時如何取消的？你有印象否？臺灣目録注否？定稿時能補救否？”可見此確爲體例問題，而且當時已有學者提出意見。惜未及具體原因。

[60]此處爲行文方便，對原文稍有裁剪組織。原文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0頁。又，此書第247頁收録徐孫麒舊藏世德堂刻《六子全書》本《南華真經》，云徐氏“惜不詳其生平”。按徐承祖（1842—？）字孫麒，江蘇六合縣人，光緒十年（1884）出任中國第三任駐日公使，任内以處理中日“長崎事件”聞名。詳戴東陽《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前的中日關係（1876—189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頁。

[61]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第196頁。

[62]黄永年《古籍版本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35頁。

[63]黄永年《古籍版本及其鑒别》，1978年刻寫油印本，第51葉。

[64]黄永年《古籍版本學》，第131頁。此條雖在標準嘉靖本之下，但所論不限於標準嘉靖本，觀此書139頁所論可知。

[65]談愷《孫子集註序》云：“予奉命督軍虔臺，進武弁及生儒問之，無有知是書者，故授之以梓，以廣其傳。嘉靖乙卯正月穀日錫山談愷書於虔臺之思歸軒。”虔臺者，贛州之巡撫都御史臺也。

[66]黄永年《古籍版本學》，第130頁。

[67]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68]冀淑英《談談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蘇州地區刻工表》，《文獻》1981年第1期，第215頁。

[69]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該書與其2008年在復旦大學完成的同名博士論文相較，改動很大。因“初印”内涵不甚清晰，本書除引用外，一般用“前印”代之。

[70]如杜信孚、杜同書《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綫裝書局2001年版），用力較勤，收集資料也比較豐富。只是該書完全以刻書者籍貫地排序，而非按實際刻書地排序，對於檢索不同刻書者所刻之書，較有價值，但對於不同地區版本風格的比較研究，有時反會造成混淆。

[71]顧廷龍《十年苦幹，搶編出善本書總目——憶周總理、陳毅等同志對圖書館事業的關懷》，載《顧廷龍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667頁。

[72]黄永年《古籍版本學》前言，第2頁。

[73]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自序，第1頁。

[74]陳正宏《越南漢籍裏的中國刻本》一文較早提到“文本版本”和“實物版本”這一對概念（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1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8頁），後又在其《實物版本、文本版本與古籍稿本的整理——以陳三立早年詩集稿本〈詩録〉的整理爲例》一文中對二者作了較爲清晰的界定，文載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編印《文本形態與文學闡釋（論文集）》，2015年12月，第387頁。

[75]陳正宏《實物版本、文本版本與古籍稿本的整理——以陳三立早年詩集稿本〈詩録〉的整理爲例》一文對此有專門辨析。（早於此文數年，我於2012年上半年在復旦大學古籍所陳正宏教授開設的“版本目録學”課程上已經聽到了同樣的辨析。）

[76]如無特殊説明，本書所用“版本學”與“實物版本學”意義相同。

[77]［美］G．托馬斯·坦瑟勒著，蘇傑譯《分析書志學綱要》譯者序，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頁。［法］瓦里（Dominique Varry）《實物目録學對瞭解近代出版品的貢獻》，載韓琦、［意］米蓋拉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54頁。中文一般將bibliography譯作“目録學”，其實不够準確，其内涵較中文中的“目録學”更廣泛。

[78]［美］G．托馬斯·坦瑟勒著，蘇傑譯《分析書志學綱要》：“這裏的重點是印本圖書，實際上一般關注的是其中的語言文本部分，而不是其插圖或者裝幀；不過，如果存在插圖（或者其他非語言材料）和裝幀的話，也是必須加以分析的，本書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將在幾個地方略有論及。對於抄本和電腦終端屏幕，本書也没有展開討論，不過，這裏所論述的總的方法和基本原則也適用於所有以可見形式載有語言（或者語言—圖像）文本、地圖文本以及音樂文本的物質對象。”（第5-6頁）其適用對象不僅包括印本和寫本，還包括圖像文本、電子文本甚至音樂文本的物質對象，這方面的詳細的、理論性的討論可參看其《校勘原理》，載蘇傑編譯《西方校勘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232頁。

[79]［美］G．托馬斯·坦瑟勒著，蘇傑譯《分析書志學綱要》，第11-12頁。

[80]這方面總結得比較全面的是李清志的《古書版本鑒定研究》，其“直觀法”和“理攻法”分别相當於我們所説的實物分析法和文獻考證法。

[81]《辭海》（第六版縮印本）“文物”條列舉五類文物，其第四類云：“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9頁）近年中國國家文物局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同樣也涵蓋了古籍。

[82]轉引自［美］G．托馬斯·坦瑟勒著，蘇傑譯《分析書志學綱要》，第10頁。

[83]瓦里《實物目録學對瞭解近代出版品的貢獻》，載韓琦、［意］米蓋拉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第154頁。

[84]如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三分藏書家爲五等，將藏書家黄丕烈、鮑廷博等列爲第四等賞鑒家，書賈錢景開、陶五柳等列爲第五等掠販家，皆爲最末之二等，貶斥之意顯然（《續修四庫全書》第1705册影印清光緒三年（1877）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本，第18頁）。其尤甚者，將書賈名曰“掠販家”，近乎詬詈。然書賈開店售書，爲學者提供研究材料，爲藏書家搜集善本，在書籍流通和善本保存上自有其貢獻。即使不承認其貢獻，售書也是正當生意，以“販”稱之固然不錯，以“掠”斥之不免太過。這種輕視實物版本，不承認版本學價值的風氣流毒深遠。民國二十七年（1938）余季豫爲《藏園群書題記》作序，乃對黄丕烈極盡嘲諷：“其後如黄蕘圃者，尤以佞宋沾沾自喜，群推爲藏書大家，而其所作題跋，第侈陳所得宋元本楮墨之精，裝潢之美，索價幾何，酬值幾許，費銀幾兩、錢幾緡，言之津津，若有餘味，頗類賣絹牙郎；至於此書何爲而作？板本之可資考證者安在？文字之可供讐校者謂何？則不能知也。故其所謂《蕘圃藏書題識》者，僅可以考百宋一廛散出之書，於學子實無所益。”（《藏園群書題記》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甚至當代文獻學專家張舜徽教授也批評黄丕烈“把宋元刻本當作古董來玩，看成奇貨可居”，“我們今天對於這種講究版本的風氣，應給予嚴肅的批判”（《中國文獻學》，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57頁）。這些評價並不公允，不利於版本學的發展。研究文本内容與研究實物版本門徑不同，各有其價值。學者可以有宗主，但不宜有門户，更不可有門户之見。

[85]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70-671頁。

[86]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六，第286頁。

[87]黄永年《古籍版本學》，第21、23頁。

[88]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第5頁。

[89]［美］G．托馬斯·坦瑟勒著，蘇傑譯《分析書志學綱要》，第39頁。

[90]［美］G．托馬斯·坦瑟勒著，蘇傑譯《分析書志學綱要》，第43-44頁。

[91]［美］G．托馬斯·坦瑟勒著，蘇傑譯《校勘原理》，載蘇傑編譯《西方校勘學論著選》，第207-208頁。

[92]俞偉超《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頁。

[93]趙萬里《〈四部叢刊續編〉的評價》，原載《大公報·圖書副刊》第23、24期，1934年4月21、28日。此據《趙萬里文集》第二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版，第573頁。

[94]本書初稿寫完後，獲讀石祥《“機械法”與“比較版本學”：民國時趙萬里版本學的兩個側面》一文，文中指出“在學理層面，他（趙萬里）是版本學史上將類型學方法引入版本學、並明確提出‘比較版本學’概念的第一人”（《版本目録學研究》第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頁）。按，趙萬里是否瞭解考古類型學，目前似尚無直接證據。劉波《趙萬里先生版本目録學思想的特點及其實踐》一文推測趙萬里可能通過容庚瞭解到郭沫若提出的青銅器的標準器斷代法，郭曾在與容的通信中多次提到這一方法（《2014年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56頁），這也是一種可能。不過即使趙萬里當時尚未瞭解考古類型學，他所用以鑒定版本的方法也遠較前人更接近類型學，這一點石祥文中有比較詳盡的分析。

[95]安家瑶、馮孝堂《西安灃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羅尼經咒》，《考古》1998年第5期。

[96]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頁。

[97]辛德勇《論中國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産生的社會原因及其時間》，《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6輯，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頁。該文誤將安家瑶、馮孝堂之文置於宿白之文十餘年後，蓋誤以宿白《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發展》一文發表時間（1981年）爲其《後記八則》之發表時間（1999年）。宿文引用了安、馮之文，可證其在安、馮之文之後。

[98]李際寧《中村不折藏吐魯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蓮華經〉雕版年代考》，《版本目録學研究》第1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頁。

[99]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復旦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7頁。

[100]郭立暄《〈明代版本圖録初編〉的再認識》，［日］磯部彰編《東亞出版文化研究·星月夜》，日本學術振興會2010年版，第379-384頁。

[101]《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分爲分代、監本、内版、藩府、書院、家刻、毛刻、書林、活字、套印、繪圖、附録等十二類，整個分類框架仍是中國式的。其中家刻一類按地域排列，雖不見於前人著作，但其依據仍是中國“目録學家所公認的”各地區刻本有差異的傳統認識（見顧廷龍述，劉小明整理《顧廷龍學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頁），故此書主要還是中國傳統版本學的一個發展總結。也許此書在嚴謹性、系統性或科學性方面受到了西學的一些影響，但如果説是有類型學的影響，可能依據還不够充分。

[102]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第8-10頁。

[103]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第128頁。

[104]此卷在1930年代有摘譯或全譯的中譯本四種，詳見陳洪波《蒙特柳斯考古類型學思想在中國的譯介》（《考古》2011年第1期）。其中全譯本兩種，即鄭師許、胡肇椿譯《考古學研究法》，原載《學術世界》1935年第2至6期，世界書局1936年單行本；滕固譯《先史考古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後者語言較流暢，影響也比較大。

[105]趙萬里《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原載《大公報·圖書副刊》第12期，1934年2月3日；此據《趙萬里文集》第二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版，第4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