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刻本研究：从晚清至民國的高潮

自嘉靖至清前期，藏書家對嘉靖刻本的搜集整理，還不算嚴格意義上的研究，但爲此後的研究打下了基礎。黄丕烈所引“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之論，到清末至民國這一時期，已成爲衆多藏書家的共識。如丁丙云：“朱氏一朝，自萬曆後剞劂固屬草草，然追溯嘉靖以前，刻書多翻宋槧。正統、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遺帙，擇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19]葉德輝云：“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遠，所刻古書盡多善本。昔顧亭林已甚重之，况今更越三四百年，宜求書者珍如拱璧矣。”^[20]董康云：“若乃明代刻書，昔人不甚厝意。然流弊極於晚季，嘉靖以前，風尚近古，往往有佳本可徵，閲歲寖久，遺存蓋寡，固當與宋元並重。”^[21]傅增湘云：“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秘，豈爲過論歟！”^[22]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幾乎同時出現了三位以專門收藏嘉靖刻本著稱的藏書家，即“百靖齋”之鄧邦述、“百嘉室”之陶湘、“百嘉齋”之吴梅，其藏書樓皆以“百部嘉靖本”之意命名。其中以陶湘所藏最多，大約有二百五十部，但只有簡目存世，無其他相關著述。鄧邦述所藏約一百五十部，數量不及陶氏，但留下了内容比較詳盡的目録。而吴梅則不惟藏量較少，更未見相關論著傳世。鄧氏（1868—1939）字孝先，號正闇，江蘇江寧縣人。清光緒二十四年進士，授編修。清末官至吉林省民政司使，民國時任東北鹽運使，後入清史館。晚年居蘇州^[23]。

鄧邦述爲藏書大家，其藏書樓以群碧樓聞名，所藏宋元本甚富，同時又專收嘉靖刻本，曾自言：“余好收嘉靖刻書，嘗刻‘百靖齋’印，遇前刻輒與‘群碧樓’印雙鈐之，冀遲數百年，爲藏家增一故實也。”^[24]鄧氏還刻有“嘉靖刻本”印，往往與“百靖齋”“群碧樓”三印同鈐，如其所藏《史通》《事類賦》《藝文類聚》均鈐諸印。清宣統三年（1911），其藏書目録《群碧樓書目初編》出版，此目卷八專收嘉靖刻本，卷前小序云：

嘉靖歷祚四十五年，其時文儒輩出，世際中葉，累席承平。所刊秘籍，皆考求良工，字體方整，雖不逮兩宋有歐、虞矩範，而自爲風尚，卓爾不群。士大夫蒞官，輒刻一書以餉同志，名曰書帕本。後之作者，莫能及也。歷世既長，刻書益夥，流傳津逮，稍易搜尋。然余篤好之，隨意撏拾，即過百種，因更署曰百靖齋，庋而藏之。兹編别爲一卷。廠肆知余意者，往往儲以相待，而索價漸高，幾與元刊同價。夫嘉靖去今將五百年，以國初鉅公收元刊本例之，年代相埒，孰謂今日不可比而同之耶？若譏余慕百宋千元之義，則自知其陋也。宣統三年四月，百靖齋記。^[25]

又鄧氏跋明嘉靖通津草堂刻本《論衡》云：

明刻本以嘉靖間梓工爲最有矩矱。此通津草堂本，紙印極美，於宋爲似。特宋刻楷法用顔、柳體，方勁中有渾茂之氣，非明人所能。宋版譬之漢隸，明刻止如唐碑。姿媚非不勝古，而氣勢厚薄則有時會之殊。^[26]

又跋明本《鶴林玉露》云：

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萬曆歷世與嘉靖相埒，然劂氏工極醜劣，世無重之者矣。^[27]

這幾段關於嘉靖刻本的論述，雖然合計尚不足四百字，卻是自周弘祖、黄丕烈等人以降近四百年來藏書家收藏和研究嘉靖刻本的經驗總結。鄧氏所論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嘉靖刻本這一特定版本現象形成的原因，嘉靖一朝歷時較長，社會比較安定，文化昌盛，人才輩出，於是有嘉靖“書帕本”出現。二是指出嘉靖刻本風格的明顯變化，總結其字體特徵，並與宋本字體作比較，辨析其異同。三是指出嘉靖刻本的歷史文物性，即“嘉靖去今將五百年”（按，實際將近四百年），清末人收藏嘉靖本相當於清初人收藏元刻本。四是從收藏的角度提出專藏嘉靖刻本的可行性，即存世數量較多，比較容易搜集。五是鄧氏自己收藏嘉靖刻本的原委。這些總結代表了當時對嘉靖刻本的認識，版本目録學向來以著録爲主而罕見理論總結，故此論顯得尤其可貴。(www.xing528.com)

在嘉靖刻本的具體鑒别方面，鄧邦述也頗可稱道。如其將邵懿辰誤定爲汪佃刻本的《班馬異同》改正爲嘉靖十六年（1537）李元陽刻本^[28]。又如《越絶書》，鐵琴銅劍樓瞿氏定爲田汝成所刻，陸心源駁之，以爲劉恒刻本，鄧氏詳考序文，改正二家之説，定爲孔天胤刻本^[29]。更值得注意的是，鄧氏將嘉靖汪文盛刻本《漢書》及其所藏周采重修後印本作了準確的分辨^[30]，這在當時還是比較難得的。在文本比勘方面，鄧氏也有成績，如校出嘉靖通津草堂刻本《論衡·累害篇》之缺文及誤增字^[31]。不過鄧氏的鑒别有時也會出現失誤，如《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鄧氏定爲嘉靖陳鳳梧刻本，蓋因前有嘉靖癸未（二年，1523）陳鳳梧刻書之序。然其卷末木記明云“嘉靖丁酉孟春月吉楚府崇本書院重刊”，則此本自是楚府重刻本無疑^[32]。這一方面説明了鄧氏鑒别不够細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的藏書家們對嘉靖時期頻繁而複雜的翻刻現象缺乏認識，故僅據刻書序定版本，而忽略了刊記與序並不一致的事實。又如關於《韓柳文》嘉靖游居敬刻本與莫如士刻本的關係，鄧氏以爲跟《漢書》汪文盛本與周采本的關係類似，屬於同版前後印的關係^[33]。其實兩者並非同版，後者是翻刻前者，而且同樣開版於寧國府，所以二者的面貌非常相似。推其致誤之由，當緣於未經現場原書比對，僅憑印象而言。查鄧氏三種目録，僅有游居敬本，而無莫如士本，可能没有比對的條件。

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鄧邦述僅三百多字的論述中兩次提到嘉靖本的風格特點爲“字體方整”，實際上這僅是以蘇州地區爲代表的一類嘉靖本的字體特徵，而非所有嘉靖本的風格。鄧氏可能並非完全不瞭解這一點，也許他只是行文過簡，僅提到了他認爲比較重要的部分。但無論如何也無法否認這種概括畢竟是不全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認識比較普遍且影響深遠，直到今天的許多版本學教材提到包括嘉靖本在内的明代中期刻本風格時仍只談這種風格，而忽視了其他不同風格。

陶湘的部分藏書於1929年歸張壽鏞約園^[34]。張氏在嘉靖本收藏和整理方面比較有特色，其所編《約園元明刊本編年書目》著録嘉靖本一百九十三部^[35]，按刻書時間逐年編排。其中年份明確者一百五十三部，未著年份者四十部。嘉靖一朝四十五年中除嘉靖五年（1526）、嘉靖三十年（1551）無版本之外，其餘每年皆有刻本一至八部不等。此目完全按具體年份編排，不僅在當時的藏書目録中絶無僅有，即使在後來也比較罕見。這反映出張氏對刻書時間特别重視，有意識地去搜集各個不同時間點上所刻的嘉靖本。這代表了嘉靖本整理研究精細化的一個趨向。其中有個别版本繫年有誤，如福建汪文盛刻本《漢書》《後漢書》《五代史記》繫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實則此爲嘉靖三年（1524）汪氏出任福州知府後兩三年内所刻^[36]，汪氏於嘉靖二十二年（1543）去世^[37]。又吉澄刻本《周易傳義》《書經集傳》《詩經集傳》《春秋四傳》繫於嘉靖十一年（1532），實則此爲嘉靖三十五年（1556）吉澄出任福建巡按御史時所刻^[38]。

這一時期，有些嘉靖刻本的個案研究已非常深入，其代表人物可推曹元忠和王國維。曹氏（1865—1923）字揆一，號君直，蘇州人。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曾檢閲内閣大庫圖書，任學部圖書館纂修。歷官内閣侍讀、資政院議員^[39]。曹氏對嘉靖八年（1529）南京國子監刻本《遼史》的鑒定堪稱經典。在此本的題跋中，曹氏不僅從《古今書刻》及《南廱志·經籍考》中查到了關於此本最可靠的版刻記録，而且通過細緻的版本比勘，分别指出了崇禎補刊之版、順治補刊之版的文字訛誤特點，最終定此本爲萬曆補刊以前之印本^[40]。題跋長達一千七百餘字，堪稱一篇精彩的學術論文，代表了當時個案研究的最高水平。此跋即使放在今天，也毫不遜色。

王國維關於嘉靖本的研究主要見於其爲蔣氏所撰的《傳書堂藏書志》。此書收録嘉靖刻本達數百部，就書志體目録所收嘉靖刻本數量而言，可謂空前。此書志表面看起來與一般藏書家書志大體相近，實則帶有很强的考據色彩，個别條目考證甚精。如嘉靖徐氏刻《三禮》本《周禮》條，考證長達一千八百餘字，王氏將此本與黄氏士禮居翻刻本仔細比勘，先引孫詒讓之校記，次列王氏自校之記，以明黄本之訛誤及妄改。又據《九經三傳沿革例》定此本之祖本爲建大字本，以補正阮元、孫詒讓之説^[41]。王氏這種利用宋人校勘學著作考訂現存版本及其祖本的方法，與黄丕烈、顧廣圻利用張淳《儀禮識誤》判定黄氏所藏《儀禮注》爲嚴州本的方法一脉相承^[42]。王氏鑒别亦偶有失誤之處。如《新刊三禮考註》，有嘉靖七年（1528）詹氏進賢堂刻書牌記、嘉靖七年清江書堂刻書牌記，因原書殘缺十七卷，書賈改刻目録以充完書，王氏遂以其版爲成化時原刊^[43]。其實成化本作《三禮考註》，並無“新刊”二字，此本自是嘉靖間建陽書坊翻刻。推尋王氏致誤之由，一方面是無成化原本比對，故不易判斷^[44]；另一方面，嘉靖間建陽書坊刻本風格較多地保留了明前期的風格，與當時占主流地位的方體字刻本風格不同，王氏對此未能注意^[45]。曹、王研究的特點爲，以深入細緻的文本比勘辨析版本異同、源流及其優劣，同時廣泛搜集文獻中的版刻資料以闡明該書刊刻情况。這種研究促使版本學研究中的文本考證方法臻於成熟，對版本學向現代學術轉型具有重要意義。但他們對版本學中的實物分析（版本風格分析）不免有所忽視，在其文中很少看到相關内容。

所謂實物分析，所需要的條件就是目驗原書。原書不可得見，則代以書影。書影配以解題，則爲圖録。在這種學術背景下，較鄧邦述、王國維等晚一輩的學者潘景鄭、顧廷龍合編了《明代版本圖録初編》（以下簡稱“《圖録》”）。此書的編纂大約開始於1940年，完成於1941年，1944年初由開明書店印行^[46]。此書的開創性意義在於，它在凡例中明確提出以“存一代雕槧之程式”爲目的，即保存明代刻書的標準，收録能代表不同風格的版本。其所云“分代一類可覘鏤版之演變，至一朝之中各地各家所刊，面目自皆不同，兹選其有特異者多舉數例”，“家刻一類，采録較多，姑以地域分别條次，俾觀各地刻風之高下”，欲以不同的分類方式，儘可能地全面反映有明一代的版本風格。又每書必記版匡尺寸，此爲版本實物分析之基本項目。此書分爲十二卷十二類，依次爲分代、監本（官刻附）、内版、藩府、書院、家刻、毛刻、書林、活字、套印、繪圖、附録（仿宋刻）。其中分代是從時間角度考慮的，活字、套印、繪圖、仿宋都是從刊刻方式入手的，其餘七類皆是從刻書者着眼的。全書共收明代版本二百零三種，其中嘉靖刻本七十五種，占三分之一以上。十二類中，毛刻、活字、套印、繪圖四類不涉及嘉靖刻本，七十五種嘉靖刻本分入其餘八類；其中家刻一類最多，共收録四十種，並按地區分類。將四十部嘉靖本按地區分類爲圖録，這是首次。雖然數量不多，但這是以現代學術視角研究嘉靖本地區風格的開端，在版本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由於事屬草創，《圖録》不免稍有疏失。首先是“家刻”的問題，七十五種嘉靖刻本中至少有七種書爲官員在任上所刻，而非家刻。如嘉靖四年（1525）益都黄卿太原本《爾雅》，其所引嘉靖四年張景華序云“付太原守黄子時庸校刊”，《圖録》中已考出黄時庸名卿，正德三年（1508）進士^[47]，時任太原府知府。張景華爲正德九年（1514）進士，時任山西巡按御史^[48]。巡按命知府所刻之書，非家刻。類似的情况還有嘉靖三十五年（1556）莫如士刻《韓柳文》本《韓文》，莫氏時任南直隸巡按御史，此書即莫氏與寧國府知府朱大器所刻^[49]。嘉靖時福建巡按御史李元陽所刻《周禮註疏》（《十三經註疏》本）亦相近。其他如嘉靖十四年（1535）陸深蜀中本《史通》（書影誤用翻刻本），陸氏時任四川左布政使^[50]。嘉靖二十五年（1546）應雲鸑臨川刻本《臨川王先生荊公文集》，應氏時爲臨川縣知縣^[51]。嘉靖間許宗魯湖廣刻本《韻補》，許氏時爲湖廣提學。嘉靖初汪文盛刻本《五代史記》，汪氏時爲福州知府。其次是刻書地問題。上文之嘉靖三十五年莫如士刻《韓柳文》本《韓文》，乃莫氏巡歷至寧國府時，與知府朱大器所刻，故王材之序作《寧國郡重刻韓柳文序》，則此本當爲寧國府之刻本。《圖録》以莫氏籍貫新會，而置之於廣東廣州府刻書，不確。卷八《書林》之《重刊校正唐荊川先生文集》，《圖録》據此書卷十二末牌記“嘉靖癸丑仲冬浙江葉寶山堂”定爲浙江寶山堂刻本，以其爲浙江書肆所刻。此本王慎中序後另有一牌記作“嘉靖癸丑書林葉氏武進梓行”，則此實爲常州府武進縣刻本。葉氏爲浙江人，開書鋪於吴地，故寶山堂當在武進。再次是翻刻問題，即陸深本《史通》、安國本《初學記》誤用了翻刻本^[52]。又卷六應雲鸑刻本《臨川王先生荊公文集》與卷十二嘉靖撫州覆宋本《臨川先生文集》書影互倒。

顧廷龍和潘景鄭的同輩學者、王國維的學生、國立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員趙萬里於1933年編刻《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四卷，著録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3796種，包括嘉靖刻本590種，約當六分之一弱，其中明别集228種、明代方志107種，爲其大宗。雖然現在看來版本項比較簡單，僅著録至某朝刻本，如嘉靖本皆著録爲“明嘉靖刻本”，但在當年“若論其著録之完整，鑒定之精準，文字之嚴謹，則此目可謂空前”^[53]。這一批嘉靖刻本是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及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嘉靖刻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這部書目對檢核這批嘉靖本的流傳及鑒别，尚可發揮作用。趙萬里將王國維版本學精密的文本考證方法與藏書家（圖書館館員）豐富的實物分析經驗相結合，故能有此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