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刻本研究：清初至黄丕烈初期+

清代前期，賞鑒派進一步發展。私家方面的代表爲孫從添，其《藏書紀要》第二則《鑒别》列舉了收藏界有關明刻本的版本術語二十八種（如“御刻本”“廣板”“袁板”等），反映了當時明刻本收藏之盛。孫氏特别提出“王板翻刻宋本《史記》之類爲最精”，即明嘉靖四年（1525）至六年（1527）王延喆刻本《史記》，可見王本《史記》在當時已成爲藏書家的愛物；又云“袁板亦精美”^[7]，當指嘉靖時袁褧所刻諸書。孫氏所言兩種版本皆爲明嘉靖間蘇州刻本，可見嘉靖時蘇州刻本之地位。這與上文胡應麟對各地刻書的總結“其精，吴爲最”一致。官方的代表爲《天禄琳瑯書目》及其《後編》。此書從刊刻角度爲大量嘉靖刻本作了解題，這是前所未有的。有的解題還涉及版本風格，如卷七嘉靖六年（1527）司禮監刻本《大學衍義》解題云此書“寬行大書，筆法在顔、柳之間，不减宋槧”^[8]，涉及版本字體風格的鑒定，並與宋本作比較。但此書目過於偏重欣賞，對刻書時間、刻書者、刻書地等基本版本信息的記録或考訂較少。

這一階段宫廷及民間繼續對嘉靖刻本進行搜集和整理，其最顯著的發展是將嘉靖刻本納入了賞鑒的視野，而賞鑒正是版本學發展的基本動力。由於官方提倡的巨大社會效應，古籍收藏與賞鑒之風大盛，版本學終於迎來了它産生以來的第一次大發展。乾嘉以降，藏書家輩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黄丕烈。在藏書史上，黄氏素以“佞宋”著稱，這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他對各時代、各類别版本所具備的廣博知識和深刻認識。作爲賞鑒派的正統傳人，黄氏對此派的發展所作的最大貢獻是，廣泛收集各種版本，仔細進行版本實物的比對以及文本内容的比勘，從而對版本進行精確的鑒别並判定其源流和優劣。胡道静認爲黄氏是“版本學的真實的建立者”^[9]，此言頗有道理。就嘉靖刻本而言，黄氏提出了“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的重要論斷，他爲嘉靖刻本《子昂集》所撰題跋云：黄氏云聞之前輩，説明早於黄氏的藏書家也認識到了這一點^[10]。但將其作爲一個觀點提出並加以論證的，當以黄氏爲最早，這與他大量的藏書實踐及豐富的版本研究經驗有密切關係。黄氏主要從明嘉靖及其以前刻本的價值及古籍流傳的規律兩個方面論證這一觀點。一方面，所謂“其時猶不敢作聰明以亂舊章”即指其價值而言。這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在版本實物的層面，就嘉靖刻本而言，上文所引孫從添《藏書紀要》言及嘉靖時蘇州翻宋、仿宋刻本的精美，而《藏書紀要》正是由黄氏第一次刊刻行世，黄氏對嘉靖刻本之精美自然是有所會心的。這種精美是遵循“舊章”的結果，而版本中“舊章”的最高楷模即宋刻本。二是在文本内容的層面，明末刻本對原書之改頭换面、偷工减料，歷來飽受詬病，而這一陋習在嘉靖時尚未流行開來，故其文本内容比較可靠。另一方面，從古籍流傳的規律來看，古書如果無人關注收集，其種類和數量必然逐步减少，最終導致散佚。黄氏即以嘉靖刻本《子昂集》爲例證之，此書刻於蘇州，黄氏即蘇州人，專意收藏古籍二三十年，居然不知此書，可見其存世已很稀少。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此書尚有七部，其中一部即黄氏收藏題跋之本，而其餘六部之留存，亦不可謂無黄氏鼓吹之功。黄氏這一論斷的重要意義在於，以他本人在藏書界精神領袖般的感召力，這一認識會對當時以及後來的藏書家産生重要影響，從而使嘉靖刻本的收藏逐漸成風，而收藏是版本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初級的版本研究。同時，這種大規模的嘉靖本收藏爲我們今天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蓋其時猶不敢作聰明以亂舊章也。余於宋元刻本講之素矣，近日反留心明刻，非降而下之。宋元刻尚有講求之人，前人言之，後人知之，授受源流，昭然可睹。若明刻，人不甚貴，及今不講明而切究之，恐澌滅殆盡，反不如宋元之時代雖遠，聲名益著也。即如此書刻於吴中，余未之知，而儲藏之先於吾者亦未之知也。余故於是書之得，極爲欣賞云。嘉慶戊寅初冬望後六日，復翁識。^[11](www.xing528.com)

對於嘉靖刻本的價值，黄丕烈不僅在理論上有比較充分的認識，而且在其具體的藏書和刻書活動及版本研究中也有大量實踐。如對於嘉靖徐氏刻《三禮》本《周禮》，黄氏評價“經注本，此爲最善，不附《釋文》，尤爲可寶”，並以其爲底本，校正重刻，作《重雕嘉靖本校宋周禮札記序》，云：“舊藏嘉靖本字大悦目，頗便老眼，末有經注字數，其出宋本無疑。”^[12]這裏涉及利用文本編排形式鑒定嘉靖翻刻宋本的問題。黄氏又曾收得嘉靖時同鄉蘇州袁褧所刻《夏小正戴氏傳》，其書友袁廷檮因爲袁褧後人，故“豪奪”而去。後袁廷檮卒，黄氏再次獲得此書，云其“在袁氏爲家刻之可寶，而在人間爲古本之難求，因代儲之。暇日當倩人影寫一本，以廣其傳”，因“袁刻《大戴禮》世尚有流傳者，此《夏小正》竟絶無僅有矣，勿輕視之”，並最終將其校正重刻^[13]。又曾得見李鑑家散出藏書百餘種，“就中最佳則明刻之皇甫録本《博雅》、吴元恭本《爾雅》而已”^[14]，此吴元恭本《爾雅》，即嘉靖十七年（1538）所刻。又其跋嘉靖三年（1524）任佃刻本《唐先生集》云：“今日晨起，有坊友持一包來，檢得《唐子西先生集》七卷，因是嘉靖時刻，留之。”^[15]亦可見其對嘉靖刻本之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黄丕烈對嘉靖刻本風格的把握，似乎也經歷了一個逐步學習的過程。嘉慶四年（1799），黄氏三十七歲，收得嘉靖四十三年（1564）杜思刻本《齊乘》，跋云“見其紙墨古雅，疑爲元刻”；二十一年後，黄氏五十八歲，收得嘉靖刻本《救民急務録》，“見插架有此册，取視之，甚古雅，蓋嘉靖時刻也”，則其於嘉靖刻本之“古雅”，最初似乎並無會心，及所見漸多，乃始知之^[16]。黄氏重視嘉靖刻本並努力把握其風格等特點，使其對嘉靖刻本的鑒别水平得到了提高。如陸深本《史通》^[17]，其翻刻本常被誤作原刻，連顧廣圻也看走了眼，但黄氏卻能分辨原刻與覆刻之異，並最終收得原刻本^[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