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嘉靖刻本的專門研究興起得較晚，而有關嘉靖刻書情况的記載與著録，早在嘉靖時期或稍晚時已經開始，其中有些記載已具有初步研究的意義。這方面的文獻大致可分爲三類：一是書目，如周弘祖《古今書刻》、晁瑮《寶文堂書目》、李廷相《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録》等；二是地方志中對版刻的記録，如《［嘉靖］惟揚志》卷十二《版刻》、《［嘉靖］建陽縣志》卷五《書坊書目》、《［萬曆］寧國府志》卷十二《載籍》等；三是筆記類文獻，如胡應麟《經籍會通》、高濂《遵生八箋》等。
第一類文獻中最重要的是周弘祖的《古今書刻》。周弘祖（1529—？）字元孝，湖廣麻城縣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3]。《古今書刻》約成於隆慶、萬曆之際[4]。其卷上主要收録明代全國各地所刻書籍，大約有兩千七百種[5]，其中大量爲嘉靖刻本，所收書籍按内府、中央各機構、兩京十三省分類，各省内再按省級機構、府、州（指直隸州）排列，各藩府刻書按其封地列入。雖然著録内容非常簡單，大多數只有書名，極個别標注了作者及某縣所刻，但其價值很重要。自雕版印刷出現以來，這是首次將全國範圍内的大量刻本以刻書地點爲標準分類編目。這種按地區對版本進行分類的意識，首先反映了明代（主要是嘉靖以來）各省都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刻本，這是雕版印刷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其次表明版本學研究（包括嘉靖刻本研究）初現端倪。這種對當代刻本的收藏和分類整理，與當時正在興起的對宋本的收藏和賞鑒活動，共同構成了版本學形成的兩個基礎。《古今書刻》爲明刻本（包括嘉靖刻本）構建的空間框架，不僅保留了各地刻書的基本材料，還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啓示。(www.xing528.com)
第二類地方志所載版刻資料的主要作用在於保存了各地的刻書史料。第三類筆記類文獻對於嘉靖時期刻書的整體描述具有重要價值。如稍晚於周弘祖的胡應麟撰於萬曆十七年（1589）的《經籍會通》，其卷四對明中葉刻書有概括性描述，對版本學而言，其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對各地刻書特點的總結，比如“其精，吴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6]。這與《古今書刻》正可互補。大約同時的筆記類文獻還有高濂的《遵生八箋》，其卷十四《論藏書》側重鑒賞、鑒定，其中所論用新刻模宋板僞造宋本，揭示了嘉靖翻宋刻本和仿宋刻本的風格特徵。這標志着藏書史和版本學史上宋本賞鑒派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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