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记载：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这个故事讲的是东吴灭亡之后，东吴旧臣蔡洪奔赴洛阳谋求发展。到了洛阳后，洛城的人嘲讽他说：天下统一，朝廷正要用人，凡奇才贤士才被任用。你是东吴的亡国之臣，有什么能耐到这里找事做？
蔡洪回答说：夜明珠不一定非出自孟津一带的黄河；手掌般的璧玉也不一定非到昆仑山去采集。那名垂青史的禹帝出生于东边的蛮夷，而周文王也生长在西边的羌戎。由此可见，圣贤的出现，是没有固定的处所的。从前周武王讨伐纣王之后，把一些亡国的顽劣臣民也都迁到了洛阳，莫非诸位就是那些人的后代子孙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许多人都像上面故事中的蔡洪一样，受到过许多诸如指桑骂槐、冷嘲热讽、挖苦讽刺等等的恶意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若能像蔡洪一样将计就计，反唇相讥，不但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而且还能避免将事态扩大，引发不必要的损失。
那么面对种种语言上的侮辱，我们该以何种方式反唇相讥呢？下面就介绍几种典型的方法和例子，供读者借鉴。
（1）“顺水推舟法”。顺着对方提出的“论题”，以有利于己的方式予以论辩反驳。
像上文中的蔡洪反驳洛城人，便是一例。《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还记载了与此相同的一个故事：
孔融十岁那年，跟随父亲到了洛阳。当时李元礼名满天下，官居司隶校尉。凡是到他家的人，一定是文人雅士或是中表亲戚，其他的人，门房一概不给通报。孔融早就听父亲提到过李元礼，很想看看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于是，孔融就独自来到李府门前，对门房说：你和李府君说，我是他的亲戚，要进去拜见他。门房进去通报以后，孔融被带进去坐下。李元礼觉得这个小孩很好玩，就逗他说：我和你有什么亲戚关系啊？
孔融回答说：从前我的先人孔子仲尼和您的先人老子伯阳交往很深，还尊他为老师。从这点看来，我跟您也算是几十代的世交了。
李元礼和各位宾客对孔融的回答无不称奇。这时，太中大夫陈韪也来了，有人把孔融刚才说的话告诉了他，陈韪很不以然，轻蔑地说：小时候聪明，长大了却不一定有出息。
孔融立刻接过话来说道：这么看来，先生您小时候，一定是很聪明的了。
众宾客听了，不禁哑然失笑。陈韪被僵在那里，极为尴尬。
再比如，大文豪歌德一天在公园散步，碰到了曾恶毒攻击过他的一位批评家，那位批评家傲慢地说：“我是从来不给傻瓜让路的。”
歌德立即回击：“而我却完全相反。”说完转到一边去了。
如此一来，那位批评家就成了歌德眼中的傻瓜，匆匆地溜走了。
（2）“针锋相对法”。对方讥笑我什么，我也讥笑对方什么，使对方自食恶果，枉费心机。
相传于谦小时，才思敏捷。一日，母亲把他的头发梳成三岔，一个叫兰古春的僧人看到后就大笑道：
“三角如鼓架。”
于谦立即予以反击说：
“一秃似擂槌。”
兰古春不死心，见于谦身着绿衣，便又挖苦道：
“出水蛤蟆穿绿袄。”
于谦见对方身穿红色袈裟，又老态龙钟，说对答道：
“落汤螃蟹着红袍。”
兰古春见占不到便宜，只好没趣地走了。
又如，法国化学家巴斯德去巴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旅馆服务员见他衣着普通，所带行李简朴，就对他十分冷淡，把他安排在一个偏僻肮脏而又潮湿的小房间里。
后来，服务人员得知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化学家巴斯德教授时，就赶紧跑来满脸堆笑地道歉说：“我以为旅客的阔绰和他携带的行李是成正比的，所以把您老认错了，实在对不起……”
“不！我认为：一个人摆阔绰是和他的无知成正比的。”巴斯德没等他说完，立刻补上了一句，服务员一听，无言以对。
再如，英国大文豪肖伯纳身体很瘦，在一次宴会上，有一个胖资本家嘲笑骨瘦如柴的肖伯纳说：“你真是丢尽了英国人的脸，外国人看你这一身皮包骨头还以为英国在闹饥荒呢？”
肖伯纳看了一眼这个大腹便便的资本家，笑笑回答说：“要是人们看到你，准知道英国闹饥荒的原因了。”
（3）“击中要害法”。即针对对方错误观点和嘲讽攻击之词，运用点睛之语，点明本质和要害之处。
春秋时期，鲁哀公曾在五梧地方设宴。宴会上，鲁大夫孟武伯为哀公敬酒，他厌恶哀公的车夫郭重，就对郭重说：猪一样的人啊，你为什么这么肥呢？
这时哀公接过话头，讽刺常常说话不算数的孟武伯说：这是把话吃得太多了，能不肥吗？
“食言而肥”实际上就是“失言”，鲁哀公一语就击中了孟武伯说话不算数的要害。(www.xing528.com)
又如，战国时期，齐宣王在接见寒士颜蜀时，不屑一顾地说：颜蜀过来！
颜蜀也毫不客气地用命令的口气说：大王过来！
齐宣王大怒，左右的百官纷纷斥责颜蜀说：大王是国君，你是臣民。大王说“颜蜀过来”，你怎么也敢说“大王过来”？
颜蜀不卑不亢地答道：我上前，是仰慕权势；大王前来，是亲近贤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倒不如让大王亲近贤士的好。
颜蜀一席话，说得齐宣王再也无从发作。
再比如，苏联首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是一位出身于贵族的外交家，在一次联大会议上，英国工党一外交官向他发难，说：“你是贵族出身，我家祖辈是矿工，我们两个究竟谁能代表工人阶级呢？”
莫洛托夫听后不慌不忙地回答：“对的，不过，我们两个都当了叛徒。”
莫洛托夫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纠缠表面词句，而是抓住各自都背叛了原来阶级这一实质问题，一语中的，使对方陷人窘境。
（4）“归谬证伪法”。即先假定对方观点正确，接着进行推理得出明显荒谬的结论。
美国第十六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批驳以肤色判定人种优劣的谬论时说：“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么你可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是肤色吗？那么，你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所以有权去奴役他们吗？这你可又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上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隶。”
又如，加拿大前外交官切斯特·郎宁1893年生于我国湖北襄阳，其父母为美籍传教士。朗宁出生后，吮的中国奶妈的乳汁。
朗宁成人后回到加拿大，在他三十岁参加议员竞选时，受到反对派攻击。他们说朗宁吮中国人奶长大，身上一定有中国人的血统，因而不能参加竞选。朗宁在反驳时说：“你们中有没有人喝过加拿大牛奶呢？你们身上不是也有着加拿大牛的血统了吗？当然，你们可能既喝过加拿大的人乳，又难免喝过一些加拿大的牛乳，你们岂不都成了人牛血统的‘混血儿’了？也许你们长大了，不仅靠‘喝’，自然还得‘吃’，吃鸡脯，吃牛排，吃羊腿……这样一来，你们的血统就很难认定了。”
林肯和朗宁都采取“以谬治谬”，从谬论中导出一系列令对方难堪的谬论，使论敌理屈词穷，甘败下风。
（5）“借薪助火法”。有时，为了壮大声势，还可以借助群众的情绪和思想倾向。
据说，肖伯纳的剧本《武器与人》首演获得成功，剧终时观众们要求肖伯纳上台与大家见面。当他走上台时，突然有一人大喊：“肖伯纳，你的剧本糟透了，谁也不要看！收回去吧，停演吧！”
听到喊声，肖伯纳镇定自若，只见他向那人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说：“我的朋友，你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遗憾的是，我们两个人反对这么多观众有什么用呢？我们能禁止这剧本上演吗？”
肖伯纳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个剧本观众是欢迎的，大家要我上台就是证明，你个人反对成不了什么气候。这就冷静而巧妙地借用群众的情绪对那个人的态度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又如，一个青年人骑车横冲直撞，把一位妇女给撞倒了。这个青年不但不道歉，还谩骂这位妇女不给他让路。这个妇女也不和他争辩，只是对周围的旁观者说：“大家评一评，这事怨谁？”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谴责这个青年人。这个青年见众怒难犯，只好向这位妇女道了歉，认了错。
（6）“以退为进法”。面对对方不友好的讥讽，不妨退一步予以承认，之后用对方的逻辑反击对方。
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后，赫胥黎竭力予以支持和宣传，因此被教会诅咒为“达尔文的斗犬”。
在一次辩论会上，宗教头目见到赫胥黎步入会场，便骂道：“当心，这只狗又来了！”
赫胥黎轻蔑地答道：“是啊，盗贼最害怕嗅觉灵敏的猎犬！”其潜台词就是：“是的，我是猎犬，而你是盗贼，盗贼最怕猎犬！”这就对宗教头目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变被动为主动。
（7）“巧设比喻法”。即巧设比喻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据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有一次对周恩来总理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走路都喜欢低头躬背，而我们美国人走路都是昂首挺胸的，这是为什么呢？”
周总理笑笑，回答说：“这个好理解，我们中国人在走上坡路，当然是躬着背的；你们美国人在走下坡路，自然是挺着胸的。”
这种巧设比喻法，在我国历史上，曾被晏子恰到好处地使用过。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晏子要求出使楚国，楚国的群臣听说后，就决定设计羞辱他一番。
晏子到楚国拜见了楚王后，楚王设席与他共饮。这时，两个小侍官绑着一个人走到跟前。楚王故意当着晏子的面问：绑着的这人犯了什么罪，是哪国人？
侍卫回答说：他是齐国的盗贼，在行窃时被我们抓获了。
楚王马上转脸问晏子说：齐国人都是惯于做盗贼的吗？
晏子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恭恭敬敬地答道：我听说过桔子生在淮南时，又大又甜，可是移种到淮北就又小又苦，成了枳子了。它们从外形上看是一模一样的，区别就在于所结出的果实。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水土不同的缘故。我们的百姓生活在齐国时，遵纪守法，从未做过盗贼，可一到了楚国就成了盗贼，这说明楚国的水土易使百姓为盗贼呀！
楚王听了，心里很不自在，可又辩不过晏子，只好偃旗息鼓，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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