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财取义：高扬理想主义与爱国精神的新时期准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挣钱就是为了花钱。手里有了钱该怎样去花，也是困扰现代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问题上，先富起来的人们有两种错误的做法，一种是大肆地挥霍，一种是极端地吝啬。

生活中一掷千金、穷奢极欲的人都秉持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他们认为人生苦短，所谓“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于是，他们将所有钱款都用于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必然会导致荒淫无耻，有些“款爷”暴富后不但在外招摇过市，而且生活也越发糜烂，竟然养起“金丝雀”——长包女，已不知羞耻为何物。由此可见，这种花钱方式以不思进取、耽于享受为基础，不但造成极大的浪费，也无益于社会风气的建设，对个人、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实为处世之大忌。

另一种人则与此相反，对于聚敛财物，总怀有一种永不知足的变态追求，他们甚至拒绝合理的消费，对财富是至死不撒手。像古今中外的许多守财奴便是如此。《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只认钱不认人，连给自己妻子看病的钱都不愿出。《死魂灵》中的主人公，平时吃、穿如乞丐一般，把所有的东西都积存起来，自己不用，也不允许任何人用。结果，所有的粮食、衣物都在仓库中发霉、烂掉了。他们两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一毛不拔的结果，是使自己成了财富的奴隶，金钱的走狗，从而众叛亲离，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人世间的幸福者。

对于如何用钱，也不是没有正确的方法。华人首富李嘉诚就曾说过：“以一个富有的人来说，正常生活所需用的钱占比例只是很少，一生没法子用得完。譬如，我以二三十年前的财产，就算由那时开始不做事，钱一生也花不完，不用说今天了。我一向的做法就是尽本分去赚钱，将赚到的钱，部分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在医疗、教育上出力，我尽我的能力去做好些。再加上从来无与世上任何人去比财产的多少，所以在这种心理下赚钱只有少许的压力。”

李嘉诚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对社会的捐助无以计数。如：1991年7月，中国大陆华东一带受到罕见的涝害威胁，灾情十分严重。他以真挚朴实的感情，用长江实业等千家公司名义捐资五千万港元，支援国内抗灾、救灾；他独立捐资五点七亿港元创办汕头大学等等。而他个人生活却十分节俭朴素，没有应酬之时，他的饭菜与普通“打工仔”的家常饭毫无差异，他并不觉得大鱼大肉、声色犬马是一种享受。他日常生活十分平淡，不求奢华。直到今日，他戴的只是廉价的日本表，穿的仍旧是十年前的西装，居住的是三十年前的房子。

好恢宏的气度！好高洁的品格！好无私的胸怀！联系到因对社会的杰出贡献，李嘉诚被香港市民用爱心拥上了华光四射的香港荣誉顶峰——“1980年风云人物”之宝座，这些年来，从他所赢得的不胜枚举的荣誉，我们不难看出，用财富不断去造福社会和人民是如何地有益于个人的品德修养和事业发展，这才是最正确的用钱、花钱之道。(www.xing528.com)

孟子曾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腰缠万贯家财，一人一天只吃三顿饭；身后广厦千幢，一人一夜只占一张床。享受有限，事业无边。吃水不忘掘井人；得之于社会的财富，应该再还之于社会。舍财取义，在这里占第一位的不是金钱，而是一种高扬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

人活在世上，当然要吃要穿，但又绝不能仅仅在于食肉衣裘，人生终极的目的决不仅仅是落实永远也无法餍足的本能欲望，否则与动物何异？获取钱财，造福社会，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是新时期爱国精神的最好体现，也是个人应该孜孜以求的理想之所在。

正当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沉渣泛起并令相当多的人不辨东西南北之时，正当近年来信仰弱化、道德滑坡的乱云飞渡之际，老作家杨沫以一种毫不妥协的方式冲过了生命的终点：1996年3月14日，北京文采阁，按照遗嘱，杨沫生前珍藏的一批宝贵的图书、手稿、体现版权的所有出版合同、十六万元稿酬，甚至包括杨沫晚年病中垫在膝盖上用来写作的一块垫板，都被庄重地交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手中，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杨沫因此一无所有了吗？当然不，杨沫在将自己的钱财倾其所有的同时，也就彻底地拥了年轻时就苦苦追寻的崇高理想。

杨沫的矢志不渝启迪我们如何战胜兽性，同时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而升华人生。这便是新时期我们民族“舍利取义”的古老精神的精义所在，也是我们立身处世所应秉持的准则。正所谓“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