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志合道同方可友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三国时，管宁和华歆是一对好友。有一次，两人一起在园里锄草种菜，看见地里有一片金子，管宁挥锄如常，把金子看得和瓦石没有两样；华歆捡了起来，又恋恋不舍地把它丢开了。又一次，两人曾同坐在一领席子上读书。有一达官贵人乘坐着华美的马车，穿着精美的礼服从门前经过，管宁不动声色，像往常一样专心读书。华歆却丢下书，出去观看，露出十分艳羡的样子。通过这两件事，管宁发现华歆是个贪图名利的人。于是，他就把席子割成两半，让两个人分开坐，并对华歆说：我们两人，你爱名利，我爱道义，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上文中的管宁之所以和华歆割席绝交，是因为发现两人志不同、道不合。这就说明了这样一条处世择友之道：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抱朴子外篇·博喻》中也说：“适心者交浅而爱深；忤神者接久而弥乖。”（情投意合的人虽然交往的时间不长，但感情却很深；貌合神离的人虽然常在一起，但矛盾却很多。）“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志同道合的人友谊长存，不因山海之远而中断；志不合道不同的人建立不起友谊，即使常常接近也没有感情。）所有这些，都可作为上述交友之道的明证。

纵观历史，真正的友谊，都是植根在理想一致、志同道合的沃土之中。

桃园三结义，是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一则交友佳话。刘备、关羽、张飞，三个血性男子，自结为异性兄弟后，同生死，共患难，其情感人至深。做朋友能做到这种程度，实不枉相识一场。那么，他们三人为什么能成为此等莫逆之交、患难之交，生死之交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着共同的目标。关于这一点，在他们结义的誓辞中就说得明明白白：“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正是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崇高理想将他们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在此后数十年的沙场征战中，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真正做到了“披肝沥胆，荣辱与共，不离不弃，生死同心”。(www.xing528.com)

到了近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友谊，更成为志同道合的光辉典范。他们两人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在这个艰辛而辉煌的历程中，他们相互理解，共同进步，一起忘我地工作着。在马克思的论著里渗透着恩格斯的汗水和智慧，在恩格斯的文章中同样包含着马克思天才的指导与友谊的结晶。正如马克思的女婿、法国工人运动领袖保尔·拉法格所说：“当我们回忆恩格斯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时想起马克思。同样，当我们回忆马克思的时候，也就不免会想起恩格斯。他们两人的生活联系得如此紧密，简直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为能得一知己而心满意足，郭沫若先生曾有：“一万个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的感慨。鲁迅先生也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人生心得。俞伯牙、钟子期之相识；羊角哀、左伯桃之相交；鲍叔牙、管夷吾之相携；廉颇、蔺相如之将相和，方可视为知音，引为知己，标为知心。而试观此数辈贤人之中，可结为知音、知己、知心者，必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之士。

只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才可以超越贫富、身份的差别，可以超越民族、语言、年龄等隔阂，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相互理解，信赖终身，不惧阴风吹，不怕恶语潜，任海枯石烂，矢志不移，不求貌合而在心一，雷轰电打无伤于至情，沧海桑田顶得往考验，一荣一辱，一生一死，而毫不寸移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