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能振聋发聩，重直言贵直言

《世说新语·规箴第十》记载：桓南郡好猎，每田狩，车骑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骋良马，驰击若飞，双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陈不整，鹿君（鹿的一种）兔腾逸，参佐无不被系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著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世说新语·规箴第十》中记载了一则有关桓道恭直言相谏桓玄的故事——

晋朝时，桓玄人权在握，拥有重兵，人人都要对他礼让三分，下属们对他更是俯首贴耳，言听计从。只有任参军的桓道恭，为人刚正不阿，经常直言劝谏。因他语正理壮，大公无私，桓玄倒也能听从一二。

桓玄最大的兴趣就是去打猎，每次打猎，都有众多车马相随，浩浩荡荡，五六十里旌旗遮天蔽日，他自己则骑着骏马，奔驰若飞，左右两翼军队按他所指方向前进，遇见丘陵沟壑也不准放慢速度，有时军队行列不整齐，或是把猎物放跑了，作参佐的官员就要被捆缚责打。

桓道恭对桓玄这种劳民伤财、鞭挞士卒的作法颇为不满，为了劝谏桓玄，他就常常将一条鲜艳醒目的红棉绳系在腰上，故意在桓玄身边招摇。桓玄看见后觉得奇怪，就问他：这是干什么？桓道恭回答说：你打猎时好捆人，我的手不能忍受麻绳的芒刺，因此带根绳子，以防万一，桓玄听了面有愧色，从此在这方面才稍有收敛。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对说有诸多讲究，从说话中可以显示出人的智慧，从言谈中可以表现出入的品格，从语句中可以观察人的现在，也可以预示人的未来。从上文中的故事我们可以认识到，只有大公无私、刚正不阿之士，才敢于仗义直言，说真话，说实话。从故事的结局来看，直言确能起到振聋发聩、兴利除弊之功效。因此，这个故事就启发我们，在为人处世中，要敢于直言，有话必说。

自从人类具备理性以来，“真”便跟“善”和“美”一起成为人们立身处世做人所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的存在，并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本性，相反，却是人们基于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假、恶、丑所造成的种种苦难和痛苦深味之后的悔悟和觉醒。“巧诈不如拙诚”，无论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单个人的角度来说，真实是福祉，虚假是苦难之源。而仗义直言，说真话、说实话，正是追求真、善、美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重直言，贵直言向来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早在史籍《春秋》中就有云：“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即人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人，是因为语言。若人当说时不说，又怎么能够称之为人呢？《韩诗外传》里说：“志在天下国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论，公平无私，不怕忤人主、忤贵近、忤当路、忤时俗，不劲直就不能兴利除弊，就不能矫奸养正。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国家，则所言皆取悦之道。”正因为公心与私心之间判若鸿沟，所以明智的人，都会重视直言、倡导直言，都会欣赏、喜爱直言之士。

魏武帝曹操，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对他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我们早已有口皆碑。曹操就是一个倡导直言的君主。公元206年，针对谋士们唯唯诺诺，不肯直言陈说意见的恶习，曹操特意发布了一则《求贤令》，在开篇他就指出：“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一针见血地指出做臣子的不能直言将有损于江山社稷，是一种失职行为。并表示“直言劝谏”之语，一直是自己“恳恳以求”的，但“频年以来”，却“不闻嘉谋”，因此责令各级官员，在每月之初都要直言陈述政事中的偏误，实说上司的过失，以便革除“面从”之弊，造福国家和百姓。

唐朝时，大臣魏征是位最敢于犯颜直谏的忠良之士，唐太宗哪怕有一点点过失，魏征都要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请唐太宗加以改正。在魏征死后，唐太宗哭着说：司马迁曾说过“千人之谎谎，不如一士之谔谔”，从前没有人给隋炀帝提意见，所以隋朝灭亡了。周武王有许多人直言敢谏，才取得了天下。现在魏征死了，正是无镜无以鉴须眉，我到哪里再去寻找像魏征这样的镜子呢？我担心我的江山会颓败呀。从这一番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唐太宗对直言之士是如何的敬慕和怀念了。

不光是领导人，广大的人民群众对直言之士，更是敬爱有加，欢迎倍至。

在历史上，有许多直言之上，以笔代嘴，针砭时弊。正是：书生何以报家国，唯有手中笔如刀？

诗人元次山曾自豪地说：“吾辈全直，无少回曲。三十年来尝曲气以转声，曲辞以达意，曲步以便往，曲视以回日。”文如其人，诗是心声，读其《春陵行》，真像是一篇“论时事不留面子”的杂文，其道德文章一直为后世敬仰。

近代的文学家鲁迅，最讨厌吞吞吐吐、藏头露尾之语言，一旦义愤填膺、怒发冲冠之际，必畅所欲言，语惊世人，其语如匕首投枪，痛快淋漓，针针见血，使国民为之警醒，为之振奋，使敌人为之胆怯，无法招架。即便是鬼蜮为灾、豺狼当道，明枪暗箭不断袭来之际，鲁迅仍是我行我素，直言不讳。其铮铮傲骨、拳拳爱心更是名垂青史，百代流芳。

最近，电视台播放了电视连续剐《宰相刘罗锅》。清朝时期的宰相刘墉，和历史上的魏征、包拯等一样，也是一位人人得而敬之的直言之士。在皇帝花费巨资修建佛寺时，刘墉谏止说，淮河两岸遭灾，饿莩载道，皇上却用八百万两银子建佛寺，不可行。乾隆大怒，他还直言；夺去花翎，他还直言；夺去顶戴，他还直言；夺去官服，他还直言；逐出朝堂，他大声直言，皇帝听不见了，他在家直言。看到此处，神州数亿人民肃然起敬。电视剧放完后，街头巷尾、报刊杂志上对刘墉的赞誉之声更是不绝于耳。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素来有“贵直”之美德。(www.xing528.com)

与仗义直言相反，还有两种不可取的处世方式：一种是专司拍马谄媚之能事的奉承之举，一种是充当明哲保身、事事免开尊口的“好好先生”的做法。前一种的危害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论及，现在，就来说说这后一种。

“好好先生”们从不谈沦别人的缺点。信奉少说为佳，万无一失的人生哲学。这种好人主义，是一种消极庸俗的处世观，其要义是“言多必失”。那么，怕“失”什么呢？当然是个人的私利。因此，他们“是非面前不开口，遇着矛盾绕开走”，甚至在歪风邪气面前也不说不讲，随波逐流。由此可见，“好好先生”与拍马者一样，也是一些“善为身谋、自私自利、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无耻小人。像这种人，自然而然地也会受到人们的厌弃。

春秋战国时期，在齐国宰相的晏子手下有一个官员叫高了，他对晏子言听计从，从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和批评。三年后，晏子坚决把他辞退，理由很简单，就因为他三年内不敢忠言劝谏，没有对晏子起到批评监督的作用。

同样，据《古今谭概》记载，东汉末年有个叫司马徽的人，圆滑世故，无论别人讲什么，无论一件事是对是错，为了不得罪人，他都一概说好。久而久之，人们送了他个“好好先生”的绰号。因为他不明辨是非曲直，是个伪君子，所以朋友们都渐渐和他疏远了。

生当应言之时，处在应言之地，就该铮铮直言，若有所畏，曲气曲辞，就是欺人欺心。词直而理正，可消谄媚之患，有助于天下太平。然而，人间虽重直言，贵直言，但能仗义直言，却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之事，正如俄国文学家契诃夫所说：“真理随时随地都会胜利，这句话本身就不是真理。”直言并不能总给人带来幸福，它往往会忤人取祸。

商朝时，比干直斥商纣杀妻诛子、沉湎酒色、横征暴敛、荼毒生灵，因此落得一个剖心挖腹的下场。

春秋战国时，爱国诗人、楚国大夫屈原，因向楚王直言相谏，要明法度、举贤能、联齐抗秦，遭到谗言之害，屡遭贬斥。婵娟出于对屈原的关心，指出在这是非曲直不分的社会，若不改变其孤忠耿直的性情，必遭杀身之祸。屈原坚持正义，没有听从婵娟那种“明哲保身”的劝告，最终自投汨罗以死。

汉朝梁冀专权，李固和胡广、赵戒相约朝议时坚持立严明的清河王为帝。梁冀要立昏庸的桓帝，压朝臣屈服。朝议这天下第一等事时，胡赵临危变节，附冀暴贵，李固始终一至，因直言被曝尸。

这些惨剧的发生，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说实话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姜子牙也直言，致使文王强国，武王灭纣；商鞅也直言，使孝公得治，秦统天下；魏征也直言，使唐太宗居安思危，开创大唐盛事，真是所谓“一言以兴邦”。如果商纣、怀王也能珍惜、尊崇直言，又怎会落得亡国灭身的下场？至于李固，人民赞美他的高风亮节，讽刺胡赵心欺心阿附，鞭笞梁冀弄权误国，编传歌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人生自古谁无死，有了人民这句“直如弦”的评语，死也值得！

俯视古今的历史，人类社会的苦难无不是从虚言和妄语中衍生而来的，根源就在于“不察事这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矣；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己，国无类矣！”的确，有时不敢直言、不去直言能给个人带来一己之私利，这也正是虚言、慎语幽魂不散、蛊惑人心的源泉，然而这最终将带来的是长久的苦难。

基于此，人间重直言，贵直言。俗话说：“言为心声。”言，往往是行动的先导。直言引出的，必是直行。因为“夫人立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谬辱而身全者，下也！两害相权，取其轻者，方为明智之举。”人之立身处世，不论面对狂风大雨，还是淫雨霏霏，都应该不被风雨所扰，在生活斗争中做一个敢于直言的正直之君，守护住自己良心的家园，不可陷入虚伪、勉强之境，令自己不安或痛苦。

当然，本质的真实并不排斥手段的艺术，同样是直言相谏，委婉巧妙往往比犯颜硬干效果要好得多。

在历史上，曾有一个触龙劝赵太后送子到齐国做人质的故事。触龙抓住赵太后爱子的心理，指出太后爱女儿比爱儿子为甚，并说：父母疼爱子女，要替他们作长远打算，你把女儿远嫁齐国，并祈祝她不要回来，目的是使她有子孙在燕国相继为王，可见是一种深远的爱。接着触龙又用历史事实说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的危害性。最后才明确指出赵太后过分溺爱儿子，不使他为国立功，太后归西后他将无法在赵国立足。所以，触龙劝赵太后要从儿子的长远利益出发，派他到齐国当人质，去换取救兵抗击入侵的秦国，以此为国建立功勋。赵太后有所醒悟后，终于答应让儿子“质于齐”，解除了赵国的危机。

正因为触龙掌握了巧妙的方法，所以他的直言获得了预期的效果。这就告诉人们在为人处世中，除坚持仗义直言、当说必说外，还应当学习一些劝说的艺术，以达到直言的最终目的，并能保护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