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里，“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其版本也不一而足。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等人就宣扬包括中国在内的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的威胁，鼓吹中国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为列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史称“黄祸论”。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变本加厉，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大肆渲染中国对邻国的威胁，“红色威胁”的宣传甚嚣尘上。在此种浪潮之下，就连社会主义的苏联，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在中苏关系紧张之时也提出过“中国威胁论”，试图孤立中国，把中国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驱离。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进入后冷战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逐渐强大，新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第一次泛滥的标志是芒罗（Ross H.Munro）的文章《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和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二者都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第二次泛滥的标志是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时间是1995—1996年，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第三次泛滥的标志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迅速，逆势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第四次泛滥则没有明显的标志，“中国威胁论”的内容已经无限扩大，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不仅有老调重弹的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文化威胁论等方面的报道，也有地缘政治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粮食威胁论、网络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能源威胁论等新的论调。
各色“中国威胁论”的出笼，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密切相关。许多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用来制约中国崛起发展的一种政治手段，是冷战时期“零和”思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体现和反映。只要我们用一种平衡各方利益、立场和价值观的视角去分析，这些不公正的言论很容易就会被击破。以“中国环境威胁论”为例，在一贯重视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的西方人士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世界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量将迅速增加，这种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必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但是，相关数据表明，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累计排放量的9.33%；2004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从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但是中国仅仅增长0.38%。可见，所谓的“中国环境威胁论”，只是少数国家少数媒体的一面之词。
漫画：西方国家借“中国军力报告”炮制“中国威胁论”(www.xing528.com)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呢？一方面，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是我国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消除的舆论障碍。具体而言，在政治上，“中国威胁论”有可能引发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增加周边国家对我国的不信任感，阻碍我国的国际合作步伐；在军事上，“中国威胁论”有可能扩大世界或地区军备竞赛的程度，为地区安全添加不稳定因素；在经济上，“中国威胁论”会加大我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对外贸易和“中国制造”会受到较大冲击；在外交上，“中国威胁论”会成为西方国家制约我国发展的一张不老王牌，扰乱我国的全球外交部署，使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承受太多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作为一种来自外部世界的评价和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也会强化我国的危机意识，更加刺激自身的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个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民族，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不断进取的民族，在“中国威胁论”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饱尝了艰难困苦，学会了坚守成功，也适应了各种挑战与危机并存的竞争环境，这无疑有利于培育大国心态，有利于更好地走向真正的富强民主的大国强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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