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传统文化的想象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的“中国”大概指的是西周王朝当时所辖领土，是一个区域概念。^[4]后来的《诗经》里也时不时出现“中国”一词，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等，此处的“中国”实为“国中”，意思仍指京畿重要之地。直到战国诸子时代，“中国”一词才屡屡指称国家，如《孟子·滕文公上》“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等，并无明显的民族意识，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中国人历来的传统看法是，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5]。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得更为直白，他认为“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虽然也受到诸如昔日的佛教、现在的科学这种外来影响，但佛教并没有使中国人变成印度人，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6]。也就是说，文化才是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的真正基因，维系着中华儿女生生不息。在传统中国，人们共同认可的最高价值是文化而不是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大家尊崇儒家伦理、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琴棋书画，奉行三从四德、忠孝节义，从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了一种文化至上主义的“天下观”，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朝廷说”。

1.“天下观”

宅兹中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本义是讲改朝换代的“亡国”并不足惜，只有礼崩乐坏的“亡天下”才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切肤之痛，应该挺身而出。在海量的古籍文献中，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把这种“天下”建构为一个永恒不变的常量，“天下”是既定的、恒定的、宿命的，是人为想象的地理空间的最大单位。作为一个具有无限空间含义的词汇，“天下”这一概念大概有三重含义：一是指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相当于中国式三元结构“天、地、人”中的“地”，或者相当于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二是指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比如当说到“得天下”，主要意思并不是获得了所有土地，而是说获得大多数人的民心；三是指伦理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一种世界统一的理想或乌托邦，即所谓“四海一家”“天下大同”。^[8]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则是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秩序的一种文化想象，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就是一种世界观，是人们理解客观世界以及包括自己在内的万事万物的基础。它的持续存在，既消除了空间上的内外之别，又保持了秩序上的尊卑上下，还实现了权力上的共容互利。

汉西域诸国

在“天下观”的空间观念中，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被界定为中心和周边的关系，“外部”不是指“天下”之外的外部，而是指“天下”之中的外部，即与中心相对的边缘部分。正因为在概念上消解了“外部”空间的实际存在，“天下”才成为唯一最大化的空间单位，没有也不可能有与“天下”相并列的空间单位。相对于“天下”而言，所有地方都是内部，所有地方之间的关系都只能以远近亲疏来界定。所以说，没有与“天下”为敌的“他国”，与我们不一样的只是“他乡”，陌生一些、遥远一些而已，甚至于疏远，但并不对立，不需要我们用武力去征服。从某种意义上讲，“天下观”的这种内敛、德化和非战的特性，充分展现了传统中国“以天下为一家”的和睦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天下一家”的理念并不是指“对全人类的认同……人与人是同等的、没有区别的，也没有民族之分”^[9]，而是“一家”之内分尊卑；“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不是“兄弟”同处平等地位，而是“兄弟”之间也分长幼。实际上，“天下观”体现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尊卑思想。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就认为华、夷关系如同手足，“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10]。虽然强调华夏和蛮夷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首足却是异常分明的。历朝历代，“严夷夏之防”就如金科玉律一般，被统治者奉为圭臬。中国和四夷，正如君子和小人一样，绝不能混同一处。传统中国这种既讲求“一家”“一体”，但又主张“一家”之中也存在尊卑的做法，实质上形成了一个由内到外、由中心向边缘的一元性的有序等级制度，维护了当权者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当然，传统中国的权力中心与周边虽然有严格的等级尊卑之分，但二者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也不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天下观”之下，通过“朝贡体制”“册封体制”“宗藩体制”等制度设计，中国与朝贡国之间所产生的是一种寄生共存的关系，朝贡国寄生于中国宗主之下，但却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形象地说，中国是棵大树，朝贡国不是大树上的树枝，而是缠绕着大树枝干而生长的藤蔓，双方共生而不同质，各取所得，共容互利。

总之，“天下观”与历史上华夏文化长期独领风骚相一致，也与大一统中央王朝重复出现并构成历史主流相一致。大一统王朝疆域辽阔、物产丰盈、自给自足，形成了中国人传统而自豪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文化心理的长期延续导致封建社会后期中国进入一种自我封闭状态，对当时世界的巨大变动茫然无知，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视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蛮夷。

2.“朝廷说”(www.xing528.com)

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里曾讲：“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11]这里的“国”即指“朝廷”，“亡国”就是“朝廷的终结”。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也讲道：“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含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12]至于传统中国的老百姓，深受皇权思想的浸染，更是无法区分国家与朝廷，总是把朝廷等同于国家，或者心中只有朝廷而无国家。在冯玉祥的自传《我的生活》中有一段话：

老先生坐下来，头一句就问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我们一切打算，都要以国家为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

“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

我当时再也没法往下说。后来我想到，这位老先生的话，很可以代表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13]

这段文字朴实无华，并无虚构，很能说明传统中国的老百姓在心目中是怎样衡量朝廷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几千年来，老百姓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习惯于把自己称作臣民或子民，认为报效朝廷即报效国家。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之所以积弱甚久，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他痛心疾首地正告国人：“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14]概念清晰，言辞恳切，奉劝国人不要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然而，如此高屋建瓴的看法，已经不属于文化意义上的国家想象，而是步入到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想象的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