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之后，清朝国力开始衰弱，但清政府仍沉湎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那时，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俄国也在1698年开始顺时而变，进行改革。英国认识到了清朝的封闭、保守与观念的落后，开始用军事斗争谋取经济利益。于是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840年英国以区区4000的远征军打败了拥有几十万人的清朝军队，天朝大国的门户洞开，中国饱受屈辱的历史就此揭开。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英国，中国开始经受一场又一场的浩劫：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各种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从此，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里愈陷愈深。
屈辱激励着仁人志士，他们开始了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开始了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开端，林则徐、魏源放眼世界，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海国图志》等，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的书籍，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之路做出探索，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49]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改革中国军队。他们放眼世界，反省革新，自强不息，坚持着步履维艰的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之路。
1.洋务派的“自强求富”梦
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初，以奕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借此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50]，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把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作为运动的开端，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1865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1867年崇厚在天津创办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同时，建立新式海陆军。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南京、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练。经过苦心经营，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采用洋式装备，配备了洋枪、洋炮。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居世界前列，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江南制造总局
为了支持军用工业，洋务派又积极创办民用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除采用官办和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民用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这些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他们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为了培养近代工业、新军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30多座。学堂主要分为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洋务派还派幼童到美国留学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奠定了近代教育的基础，也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西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这一切，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2.维新派的“改良”梦
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帝国主义仍步步进逼，虎视眈眈地准备瓜分中国。康有为在《强学会序》开篇便说：“俄北瞰，英西瞵，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时局的危艰，使得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学习借鉴，不能止于器物，应该深入到制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着眼点放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上，并以西方近代三权分立制度为参考，以西方文化中的进化论、民权论为思想武器，试图通过在不改变现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光绪皇帝的主持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但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化，触及守旧派的利益，在后期遭到残酷镇压，变法才经百日便以“戊戌六君子”的被害告以破产。
维新变法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因为涉及权力再分配和人事权力等问题，政治制度的变革成为变法的核心和变法成败的关键。当时，国家近代化的进程已难以阻挡，而体制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清朝官制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维新派试图通过改造这种腐朽落后的体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他们所做的努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光绪皇帝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减轻财政负担，开始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刀阔斧的裁减。如将詹事府等多余部门裁掉，将通政司、大理寺衙门等事务简单、有名无实的部门裁撤。在地方，裁撤合并一些重叠和无用机构，“各省同知、通判等无地方专责等管，均查明裁汰。至于各省设立的办公局所中的冗员，要求各省限一月之内裁撤尽净”。[51](www.xing528.com)
第二，设立新的机构。如在中央设立农工商局，设立铁路、矿产总局，设立全国邮政局，在上海、汉口设立商务总会，大小城镇设立商会，各省开设医学堂、官报局、官书局等。且不论这些机构在当时有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但无疑符合时代潮流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对促进中国近代化和政治制度改革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让地方拥有一定的人事权力。清朝中央吏部集中统一调配和黜陟知县以上的官吏，由于数量的庞大，对地方官吏的考察做不到全面掌握，维新派认为将权力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督抚，这样，考察官员时可以听取和参考督抚的意见，尽量做到公平合理。这项针对封建专制政体的人事制度的巨大变革，成为中国人事制度近代化过程中的先声。
另外，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还提出修订“则例”，停止捐纳，变革官员的俸薪制度，开设大学教育，破除人才选用的等级制度，健全具有近代化国家意义上的官员退休制度等改革措施和意见设想，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和制度的近代化作用巨大。
维新变法唤醒了沉睡在大国梦中的中国民众，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像这次变革一样全面而系统，它加速瓦解了旧有的腐朽落后的封建政治体制，加快了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进程，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3.资产阶级的“共和梦”
维新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如一座根基已经腐朽的房屋，行将倾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放眼世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民众的需求，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开始了民族复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目标从此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894年，孙中山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和“民族、民生、民权”即“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例如，扫除种种封建弊端，保护人权；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倡兴办工厂、矿山、银行、垦殖事业等；宣布禁止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等；宣布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否定忠君尊孔教育，废止小学读经，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等。
辛亥革命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仍以失败而告终。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本人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尤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但是，它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资产阶级革命派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和“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适应当时世界发展潮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其中民族平等和国家统一思想，关注民生幸福和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具有突出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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