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梦源于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源于弘扬寄托在过往盛世的理想，它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形成推动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有梦想，就有反思，就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不断超越历史的巅峰，创造辉煌。
公元前356年之前，秦国整体落后于其他几个诸侯国，为图强求富，发展经济，秦孝公任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敢于“治世不一道，使国不法古”[18]，发动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政治改革。主要从制度变革发起，前后两次变法都实行法家的“霸道”，获得了巨大成功。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一断于法”[19]，即一切依据法律来做判断。首先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这一法令的颁布，体现了严刑酷法的“霸道”思想，同时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突出“法治”，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治”，秦国的法治时代由此开始。其次，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甚至取消其贵族身份。这一法令激发了秦人的斗志，为日后秦统一六国做足了军事准备。最后，在国家的强制下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以生产粮食布帛来衡量是否免除其徭役，刺激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350年，商鞅开始实施第二次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鼓励拓荒，允许土地买卖，增加了土地面积和农业生产，为中央集权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平斗桶、权衡、丈尺”[20]，统一度量衡，全国上下开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方便了税收和交换；建立县治，加强中央集权；欲图天下，迁都咸阳，便于秦国向东发展。
变法充分体现了冲决传统力量束缚的勇敢决绝的精神。实际上，从秦孝公到始皇帝，都在不断谋求新的政治体制、新的政治策略。秦国在商鞅变法的短短十年里，形成“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21]的和谐局面，秦人皆“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22]，“闻战则喜”，“乡邑大治”。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壮大，实现了富国强兵。为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志，并吞八荒之心”[23]的一统梦奠定了军事、政治、经济基础，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所以，任何梦想的实现，都离不开改革的保障。离开改革，就是空谈梦想。虽然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一定是增强国家实力，提升国家地位的有效途径。正如习近平强调的“过去的成就获益于改革，未来的梦想更须寄托于改革。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和自由迁徙权利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基本权益，是人们实现梦想的基础，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合理归位，并得到切实保障。”[24]
公元前211年，“及至秦王，积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25]，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强国，嬴政为始皇帝，开创了一个新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制时代。随后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及对外拓展诸方面，加强了全国的统一，形成“车同轨，书同文”[26]的局面，完成了其一统中国的梦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秦短促而亡，但其意义显著，中国奴隶制由此终结，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开始形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确定了一个政治体制范式。皇帝制度、官僚制度、郡县制度在此后两千多年长期延续下来，它整合创立的中华文明形态，一直保持并影响着后世。法家理论指导下的秦政，因其追求法制建设的严谨和完善、讲求行政效率的特点，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依然得以延续。法家提出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27]的主张，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性和权威性，表达了对明主之国，至治之国，至安之世的憧憬和理想。
西汉初期，百废待兴，汉高祖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帝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景帝即位后，又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迎来了封建社会第一个被人称道的治世，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的取得，最关键的在于统治者实行的重农贵粟、以农为本的政策。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吸引农民重视农业生产，实行晁错提出的“入粟拜爵”政策，即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汉文帝在位时，贾谊谏言重视农耕，他说：“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28]这些政策的实行，取得了明显成效：国家的储粮增加，农耕经济空前发展。此外，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安民政策。减田租，轻徭役，即收田租之半，后来又宣布天下田租全免，到景帝时才恢复三十税一；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安民的同时，统治者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俭节，以安百姓。”文帝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还经常撤销旧有的苑圃，将土地赐予贫民。要求宫室内衣不曳地，帐不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即为休养生息，对于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文景之治”是鉴于秦亡于政所做的积极有为的调整，是在汉朝统一的王权下，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实施较为开明的政治，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相关政策，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整个社会出现了君臣和谐、人民富足、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局面，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为汉武帝的大一统奠定了政治和物质条件。“文景之治”的和谐盛世对我们当今社会的转型及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构建也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习近平在2013年3月17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文景之治”中“修己以安百姓”[29]与“与民休息”[30]的国策，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思想，说明儒学思想与治世的紧密相连，在以后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
汉武帝执政后，为了进一步强化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实现思想上的统一，接受了儒学博士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当时不在“六艺”和孔子之术中的各家学说全部排除在官学之外，提拔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大批招揽选拔儒生，让其中的能士担任要职等。此后，大批官吏皆出自儒生，儒学兴起，成为此后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董仲舒主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三纲五常”“性三品说”等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所效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汉武帝完成了在思想上的大一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政治、思想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使得中国版图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依然保持着秦皇汉武时的基本样貌。这种思想上的大一统，也成为加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的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儒学提倡的“仁爱”“仁本法用”的民本思想一以贯之，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就是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平等、公正、法治，它在推动我们的民主政治、提升道德人文素质、促进社会良性竞争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同时，我们还要将儒家文化中体现的务实、刚健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中国历代优秀文人志士倡导的爱国主义传统相结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崇高的价值追求，自强奋进，推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以“和”为贵的盛世唐朝
中国封建社会，以唐朝为极盛。而唐朝最有光彩的时期则为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之下的贞观年间。唐初，民生凋敝，经济萧条，加之内外强敌众多，唐太宗君臣以尧舜之世作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并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出现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治世”。从此，唐帝国崛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强盛的国家，它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眼界，吸纳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和友好往来，国威远播，出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31]的繁盛与辉煌，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强有力地支撑着我们复兴中国梦的自信。
唐帝国的强盛，源于“贞观之治”中统治者采取王道德政、“以和为贵”的治国策略，造就了君民和、君臣和、华夷和、文化和的和谐统一局面，确定了唐朝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基调。其中唐统治者在民族关系和文化方面的策略及取得的成就，最能体现唐朝的开明、开放与包容。
唐朝的民族政策的开明，堪称中国历代之冠。唐太宗一方面遵循“防边必以武威”[32]的原则，击败匈奴等外族的侵扰，使“四夷威服”。另一方面又遵循“抚九族以仁”[33]的原则，采取怀柔和安抚政策，平等对待少数民族。例如，他将近十万户突厥族迁入中原，安置于内地肥沃农耕地带，其中有一万家定居在长安。同时许给少数民族将领高官厚禄，由于他们享受到了平等待遇，所以无不感恩戴德，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除此之外，实行和亲政策，耳熟能详的当属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后来又把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诺曷钵可汗，使少数民族与唐帝国的关系更加亲近紧密。这些政策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维护政治稳定，所以唐太宗去世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人谕以帝不允，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马门内”。[34]褚遂良感慨地总结，太宗“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莫不欣然”[35]。正是这样开明、毫无歧视的民族政策，使唐帝国成为疆土广阔、民族众多、强盛富足的东方帝国。(www.xing528.com)
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与开明、包容的民族关系使得唐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灿烂辉煌的篇章。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儒、释、道三教并存，相互吸收融合，形成开放的文化氛围；在文化政策上，完善科举制度，崇文重才，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教育的发展，各地兴办学校，私学及书院兴起，大量儒生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同时，这种文化政策的实行和宽松的文化氛围，激发了唐代士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他们积极探索创作的多样性，最终促成了唐文化的全面繁荣：唐诗的创作与成就空前绝后，达到古典文学的顶峰；文体革新成绩斐然；唐传奇与小说的创作风行，另外在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国梦应有的内涵与目标追求，因为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谈及宋代，余秋雨说：“一提它的文明生态，它完全改变了形象，立即成了一个繁荣富庶、高雅精致、开明的时代，稳坐在中国历史的高位上蔼然微笑。”[36]它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7]。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抑商”的朝代，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的创设与发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为中心的大城市。如泉州一样的城市，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数量由唐朝的十几个增加到了四十六个。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的人口都超过了百万。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繁华富庶尽收于《清明上河图》里：“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38]，人民生活比汉唐时代更加富庶，甚至宋朝首都汴梁的居民已全部用煤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富庶安逸的生活，加上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刺激了宋人浓烈的消费意识，促进了茶坊、酒市、瓦肆等商业样式的出现和繁荣发展。大约在崇宁年间，不同规模的“瓦子”已经遍布汴梁城内，人们可以在其中观看杂耍、听令曲、吃饭、买东西、赏字画等，无论风雨寒暑，天天如此。汴梁城夜市的买卖可至凌晨，古人的诗词“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39]、“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40]也印证了宋代京都夜生活的丰富多彩。
宋代社会生活图景
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足，但由于“重文轻武”造成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孱弱，长期遭到北方辽和西夏的欺凌，后又被金驱逐，屈辱南渡，最后被蒙古所灭。所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宋代文学的主题，文人们感愤国势衰微与外族侵扰，以诗文表达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报国壮志，如苏舜钦的《庆州败》，黄庭坚的《送范德孺知庆州》，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即使在当时婉约词当道的文坛，也出现了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和贺铸的“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六州歌头》）的雄豪之音。最能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是陆游、辛弃疾、岳飞、文天祥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声，他们的作品，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以陆诗、辛词为代表的南宋文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心声，而且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尊严。在此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41]。所以，“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42]。
5.明代“德化”“柔远”的和平外交
在中外关系史和海外贸易史上，明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朝代，它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朝贡体制和贸易体制，因而也衍生出了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此时的中外交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己任，认为和平的内外环境是明王朝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从而制定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和“厚往薄来”的外贸政策，修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于是，大量的外交使节奉命出使，他们跋山涉水、受尽磨难，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气，体现了中华民族勇于开拓、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明朝外交的盛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五次出使西域的陈诚，永乐时期多次下西洋的郑和等，他们走出国门，加强了明朝同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上的往来，是世界早期全球化的尝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播扬国威，怀柔海外诸邦，加强文化交流，扩大国际影响，明成祖提出“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明成祖朱棣先后派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到他国进行友好访问。郑和远航历时28年，辗转十万余里，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此让中华礼乐文明流播四方。公元1405年，郑和怀着德化柔远的理想，率数万人，船舶百余艘，开始了踏上实现“共享太平之福”理想的征程。吴晗先生说：“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那是历史上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航海，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船队所到之处，大行赏赐，给予当地人民呵护与关照，一路传播中国古代的先进文明。比之西方暴力扩展的发展模式，郑和开创了和平外交的先例，作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和平使者，在长达28年的航海历程中，他始终坚持顺应天道、和睦相处、不欺寡凌弱的原则，实现着“共享太平之福”的理想，这也正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不违农时，四时安平，不冀攻掠，稳守家园”[43]的农耕文明相关相契，体现了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44]、“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45]的“仁”“德”思想。正如北京大学教授何芳川先生所说，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文明之间就有交流交汇。在整个文明的交流与交汇史上，唯有以郑和远航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最文明。因为，它最和平。
期望和平，走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探索和追求的目标，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46]
郑和下西洋
6.“康乾盛世”与清朝吏治建设
明末，政局动荡，农民起义频发，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最后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结束。清军入关后，统治者以明亡为戒，几代君主励精图治，最终将清朝推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又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在此期间疆域辽阔，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学校兴盛，文学艺术进入鼎盛时期。“康乾盛世”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
“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明末清初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清统治者实行正确的治国方策的结果，具有其历史进步性，但因为制度的僵化，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绵延百年、大肆蔓延的文字狱，以人民为“奴”的思想意识禁锢等等都是对大清盛世莫大的讽刺，这一局面也注定无法长久。鼎盛之后必然衰落，无法解决的社会固有的矛盾，使盛世在“夕阳残照”里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
“康乾盛世”的出现，除了大一统的民族政策、重视农耕、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之外，最关键的当属对吏治的整顿和建设。康熙认识到吏治与国家稳定兴衰的关系，他认为吏治不清，是民之大害。他遵循奖廉用贤、惩贪安民的思想，决定全面整顿吏治。首先从中央开始，对各院部官吏进行整顿，罢免贪官的同时任用清廉有为的人，政治开始走向清明。在用人政策上，康熙认为天下治国之道，重在用人，所以唯才是举，任用贤能，清初社会矛盾复杂，官吏贪污腐败问题严重，所以康熙把廉洁作为考察和奖励官吏的首要标准，在奖励廉洁的同时，重惩贪官。他规定，贪官与泄露军机一样都为死罪，绝不赦免。后代雍正和乾隆继续推行治贪反贪的吏治整顿，使得吏治澄清，民生走向安乐，社会稳定，呈现繁荣景象。
其实，中国的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吏治建设，吏治的腐败与澄清，关乎国家社稷兴旺发达与存亡成败，历史进程中有朝代因为官吏的腐败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国家倾覆，正如李商隐的感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47]。即便到了今天，吏治建设仍然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课题，它关乎着执政党的形象，关乎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着中国梦的实现与否，因此，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更要吸取历史教训，引以为戒，始终坚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鲜明立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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