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圣贤梦：中华古代文明的梦想之路

早在夏商周时期，由于阶级的形成，统治者将终身制与世袭制归为天命，想统治万年，形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的极端统治局面，以致造成暴政。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因此，寻求、探索一种治世方法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政治需求，社会各个阶层对社会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一大批如老庄、孔孟、韩荀等圣贤能士，出现在历史的星空里，璀璨夺目。他们思辨、理性，焕发出崇高的人性光芒。他们在华夏大地形成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文化格局，思想和学术空前活跃，开启了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之路，为中华古代文明和文化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1.老庄的小国寡民与无为而治

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列国争雄称霸，针对“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的社会弊端，老子提出了顺应民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思想主张，从“为道”的层面向后世展示了一幅淳朴简单、没有束缚、和谐自然的社会蓝图：“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

庄子进一步阐发了“无为说”，他在《天道》里讲道：“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无为，既是君主之德，又为治世之术。顺应自然，顺应民意，才能治世。

“小国寡民”和“无为说”反映出老庄重和平、崇自由的社会理想和“遵道循道”的宇宙观念，它不是遁世，而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的忧患意识和文明进程中的弊端的深刻思索，提出的“以退为进，以守为攻”^[5]的国家治理模式，这种治世模式为后世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文景之治”即为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我们联系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人与自然等许多矛盾和问题时，回头重新审视“为无为，则无不治”思想主张，重新认识这种宇宙观、道德观和治国管理模式，都会发现其中包蕴的治国哲理与人生智慧，从而有利于我们理智面对各种社会纷争、环境污染、生存危机等问题和矛盾，并挖掘出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遵循“道法自然”，抱朴守真，崇俭抑奢，“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6]

2.孔孟以民为本的“仁政”梦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社会动荡，“天下为公”的时代一去不返。孔子不忍礼崩乐坏，他在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探索中总结夏商西周的兴亡经验，盛赞夏商周三代的王道之治，主张克己复礼，以德治国，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7]他特别强调“礼”的传承，说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以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8]

孔子一生都是在“天下为家”的前提下，为实现小康社会而奔走劳力。他提出中庸之道，反对暴政，积极倡导以爱民之心施以仁政，使民富国强，使社会文明、人民和谐；主张“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教化那些自诩为君子却德行欠佳的君主诸侯弃恶从善，教育他们为政以德，以人民为本，以礼仪为纪、仁义为纲，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远大理想。

孟子在孔子仁政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仁政：“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9]和“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10]。继孔子之后，他还认识到民众的巨大力量，认为国之兴衰取决于民心向背，从而得出对君臣关系的独特见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11]孟子认为这种君臣关系以互相尊重为基础，虽然地位有高下，但人格是平等的，这在当时七国交相争霸、君权日益膨胀的时代，具有一定民主意义。孟子主张性善说，肯定人生价值，鼓励人们追求完满的人生境界，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确立了儒家特有的价值取向，而这也是孟子仁政主张的理论依据。(www.xing528.com)

孔孟儒家学说中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思想和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迭经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深远影响，成为长期以来一直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团结的重要纽带。不仅成为后世统治者文化思想领域的有力支撑，也为中国梦所认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3.墨子的“兼爱”与“非攻”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兵连祸接，生为贱民的墨子，深切感受到百姓的苦楚，渴望社会和平与稳定。所以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12]的学说，后成为墨家学说的核心，其宗旨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3]，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兼相爱”是针对“别相恶”而言的，“别”是指损人利己，自私自利；“兼”是互相彼此的意思，即不分人我，只有用“兼”代替“别”，才能使国家的统治得以安稳，人们的衣食得以丰足。墨子也是最早的博爱主义论者，他的“兼爱”是一种平等之爱，不分国别，不分亲疏，不分等级，互爱互助，即“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14]，最终实现“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15]的理想社会。

甲骨文见证中华古文明

“兼爱”主张天下人互爱互利，不要互相攻击，这就必然要主张“非攻”，反对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体用。在战争问题上，墨子有强烈的是非观和善恶观，他既不赞成国家间的攻伐掠夺，也不盲从“春秋无义战”^[16]的看法，他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对战争性质做了深刻分析，对正义之战予以支持，反对“攻伐无罪之国”^[17]，对不义之战进行谴责，进而主张以积极的守御，战胜不义之战。他还提倡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统一，反映了追求和平的强烈愿望，表现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思想的源泉之一。

他的兼爱、非攻思想以及其中体现出的“为彼犹为己”的道德原则，不仅寄寓了墨子对于消弭战乱、实现和平、建立和谐世界的理想和美好愿望，同时对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下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对正确处理国家间关系，对维护和平、促进国家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和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就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并成为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诸子百家思想中的许多方面都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