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

图14.4　宝成铁路南段出土的战国玻璃璧（重庆市博物馆藏）

14.2　两汉时期的古代玻璃

14.2.1　古代玻璃的出土情况

南方和西南地区两汉玻璃，除了装饰品之外，还发现有玻璃器皿和平板玻璃等，部分统计见表14.2。

表14.2　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出土的汉代玻璃制品统计

14.2.1.1　玻璃装饰品

1） 玻璃珠

共41 538颗，这类珠饰数量居已发现的汉代玻璃之首，颜色多种多样。经化学成分分析，分属铅钡玻璃、高钾低镁玻璃、高铅玻璃等体系。出土时多数居于墓主人的胸部或头部，有的放置于膝区之中，有的与绿松石等珠饰串连成珠褥，覆盖于人骨架之上。这类珠饰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因为其制作工艺简单，适合家庭式小作坊生产，成本低、产量大、价格低，成为一般平民百姓所首选的装饰品。以圆算珠形珠为主，还有椭圆形、棱柱形、渔网坠形、足球形、扁扣形等。

圆算珠形珠，数量最多。玻璃珠最大的长0.5～1.0 cm、直径0.3～0.5 cm，最小的长0.2～0.5 cm、直径0.1～0.3 cm，重量1～10 g。中间穿孔，孔径0.1～0.2 cm，以蓝色为主，另外还有青、淡青、绿、湖水蓝、白、月白、砖红、紫褐等颜色，半透明居多。广西经过化学成分分析的87件都是K2O—SiO2玻璃；有11个样品为钠钙玻璃，均为串珠残片。

广西其他形状的一些玻璃珠情况如下：

（1） 椭圆形珠。淡绿色，透明，中间穿孔，长1.8 cm，直径0.3～0.5 cm。化学成分中SiO2含量为83.90%、K2O含量为11.03%，属于K2O—SiO2玻璃系统。

（2） 棱柱形珠。淡绿色，透明，分六棱柱形、八棱柱形两种，两头尖，中间穿孔，长1.0 cm。

（3） 橄榄形珠。绿色，半透明，中间穿孔，表面有玻璃质光泽，肉眼可看到很细密的小气孔，长1.7 cm、头径0.2 cm、孔径0.15 cm。

（4） 渔网坠形珠。有深蓝色和紫色，长0.6 cm、头径0.25 cm、中间径0.4 cm、孔径0.1 cm。经测试，含SiO2为78.22%、K2O为13.8%。

（5） 扁扣形珠。砖红色，长1.0 cm、头径0.3 cm。1955年3月在广西贵县火车站工地第58号西汉晚期墓出土。

2） 玻璃管

7件。其中，1975年广西合浦县堂排第2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的1件为蓝色、圆形，中穿孔。经测试，含SiO2为79.10%、K2O为10.4%，属于K2O—SiO2玻璃系统。

3） 蜻蜓眼玻璃珠

多数嵌以绿、白两色，个别还嵌入红色，并组成十分漂亮的几何图案纹饰。一般长1.8 cm、直径2.0 cm。南方地区目前除广西、贵州两省区尚未发现蜻蜓眼玻璃珠外，其余省区都有发现。其中，广东广州市黄花岗3号西汉早期墓出土了1件，为黑色底上镶嵌红、白、绿三色圆圈纹和菱形纹饰，长1.8 cm、直径2.0 cm，经测试为铅钡玻璃。

广州市南越王墓出土2件，1件为南越王夫人的珠饰，它与金珠、玉饰等放置一起，眼珠为青绿色，镶嵌以蓝色和白色相间的圆圈纹；另1件为蓝底上饰以白色和青绿色圆圈纹，直径2.1 cm、长1.3 cm，经测试，也是属于铅钡玻璃系统[13]。云南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墓出土了2件蜻蜓眼玻璃珠（图14.5）。重庆市南岸区西汉墓出土了3颗蜻蜓眼玻璃珠，其中1件为方形、蓝色底镶嵌4颗白色同心圆纹，并间9颗白色小斑点，长0.35 cm、孔径0.35 cm、重2 g；另1件圆形，蓝色底镶嵌3颗白色同心圆纹，长0.4 cm、孔径0.5 cm、重1.5 g（图14.6）。四川绵阳西汉墓出土了1件蜻蜓眼玻璃珠，蓝色底镶有绿、白色同心圆圈纹。

图14.5　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西汉蜻蜓眼玻璃珠（云南省博物馆藏）

图14.6　重庆市西汉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重庆市博物馆藏）

4） 玻璃耳珰

100件。南方地区发现的玻璃耳珰不少，形状主要有3种。第一种为两头大小相同，中间束腰；第二种为一头大一头小，大的一头呈喇叭形，小的一头与腰部相等，中间穿孔；第三种的腰部较粗短，一头呈喇叭形，另一头较平。主要以蓝色、一头呈喇叭形的玻璃耳珰最常见，如贵州清镇琊珑坝M18出土的汉代玻璃耳珰（图14.7）。从玻璃耳珰的造型看，也是模铸形成。成分体系上既有K2O—SiO2玻璃，如广西贵县北郊第7号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蓝色耳珰，含SiO2 78.11%、K2O 13.6%、MgO 0.68%；也有PbO—BaO—SiO2玻璃，如广西昭平县北陀公社乐群大队第5号东汉墓出土的墨绿色耳珰，含PbO 22.28%、BaO 8.28%。

图14.7　贵州清镇琊珑坝M18出土的汉代蓝色玻璃耳珰（贵州省博物馆藏）

图14.8　广西合浦县出土的西汉玻璃环

5） 玻璃环

2件，广西合浦县饲料公司第7号西汉墓出土。其中1件为蓝色、半透明，圆环形，中间厚隆起并逐渐向边沿变薄，外径7.5 cm、内径5.2 cm、中间厚1 cm（图14.8）。 经化学成分分析，含SiO273.83%、K2O高达17.6%，属于K2O—SiO2玻璃系统。

6） 龟形佩饰

1件， 1985年广西合浦县文昌塔第1号西汉墓出土。青绿色、透明，椭圆形，中间隆起，有4只爪呈三叉形，头尾形状与爪形相似（图14.9）。长5.5 cm，宽2.1 cm，厚0.95 cm。经化学成分分析，含SiO2 77.87%、K2O 16.97%，属于K2O—SiO2玻璃系统。从玻璃造型看，是用玻璃模压成龟形体后，再粘上4只爪。越南沙黄遗址出土的玉器，也有龟形器类似的爪形。广东省石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环，也有类似4只爪。有人称之为角轮形环，其实非也，这是龟形的佩饰品，龟是长寿之象征，佩龟形佩饰，则寓意吉祥长寿。

7） 带钩

4件，模铸，只有广东有发现，其形状与汉代常见带钩十分相似。其中1件为深绿色，长7.8 cm，经测试为钾硅玻璃；另1件为深黄色，长12 cm。

8） 玻璃贝

70件，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模铸，仿贝形，浅蓝色，长1.4～1.5 cm、宽0.9～1.1 cm，经测试为铅钡玻璃。

9） 平板玻璃牌饰

22件，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长方形，蓝色，透明，外镶嵌铜框，长8.6～10 cm、宽4.3～5 cm，经测试为铅钡玻璃（图14.10）。

图14.9　广西合浦县文昌塔出土的西汉龟形器

图14.10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玻璃牌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0） 小羊坠与小狮坠

这两件玻璃动物小坠都发现于贵州省。小羊坠，长1.6 cm、高1.3 cm，绿色、透明，羊作蹲状。小狮坠，长1.8 cm、高0.6 cm，天蓝色，透明，狮呈蹲坐式，腰部穿孔。

11） 玻璃璧

16件，主要发现于两广地区。其中广东发现14件，颜色有青白色、深绿色、黄白色，双面饰谷纹、涡纹，面径11.4～14 cm、内径4～5.2 cm、厚0.3～0.5 cm。广西所发现的2件玻璃璧，其中一件是1956年贵县加工厂第3号东汉墓出土，蓝色，饰方格纹；另一件是1971年合浦县望牛岭第2号西汉墓出土（图14.11），与广东玻璃璧所饰的纹饰不同，正面饰方格纹，另一面无纹饰，圆形、蓝色，面径13.70 cm、内径3.7 cm、厚0.4 cm、重190 g，经密度测定为铅玻璃。

12） 玻璃鼻塞

12件，主要发现于两广地区，其中广西发现10件，广州发现2件。广西发现的10件玻璃鼻塞，都是圆柱形冒钉状，蓝色，不透明；贵县罗泊湾1号西汉墓出土的1件鼻塞为绿色、半透明，长1.3 cm、大头径0.8 cm、小头径0.55 cm，化学成分中含PbO 34.4%、BaO 17.4%，模铸成型。广州发现的2件玻璃鼻塞，造型与广西的不同，蓝色透明，八角形柱，长1.1～1.2 cm，模铸。

图14.11　广西合浦县望牛岭出土的西汉玻璃璧

13） 玻璃剑彘

1件，广西合浦黄泥岗第一号东汉时期墓出土。该墓还出土了玻璃杯、玻璃珠，铜器、陶器、玉石器，玛瑙、琥珀、水晶等文物；同时还出土一方滑石官印，文曰“徐闻令印”，并出一方私印，印文“陈褒”。由此可知此墓主是徐闻县令陈褒，他在徐闻当官，死后归葬。与其随葬的玻璃剑彘，乳白色，半透明，长方形，长10.3 cm、宽2.8 cm，背面饰卷云纹；为随葬青铜剑上装饰品，原以为是“玉剑彘”，经测试属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

14.2.1.2　玻璃器皿

玻璃器皿主要在两广地区发现，主要有碗、杯、盘三种类型。

1） 碗

11件，其中广东8件、广西3件。广东玻璃碗，深蓝色、半透明，广口、圆腹、平底，外腹饰弦纹，口径0.6 cm、底径4 cm、厚0.3 cm，经测试为钾硅玻璃；广西所发现的3件碗，只见资料，不见实物。

2） 杯

13件，都是广西发现，有高足杯、圆底杯、高足托盏杯三种。其中，高足杯1件，淡青色，透明，为钾硅玻璃。高足托盏杯1件，淡青色，透明度高，杯外腹饰中国汉代常见的方格纹，为吹制玻璃。圆底杯11件，有深蓝色、蓝色、天蓝色、绿色，半透明，壁厚，杯高3.2～6.8 cm、口径5.8～9.2 cm，经测试均属于高钾镁玻璃。图14.12为广西合浦县文昌塔第70号西汉墓出土（M70：52）的玻璃杯，该杯淡青色、半透明、敛口、平唇、折腹并饰三道弦纹，通高5.2 cm、口径7.4 cm。经化学成分分析，含SiO2 79.69%、K2O 16.22%。

3） 盘

2件，都是广西发现。一件是1988年10月在合浦县环城母猪岭第1号汉墓出土的，为天蓝色、半透明，器表散布小气泡，口微敛，平底，器底内均留有旋转打磨痕迹，通高2.5 cm、口径12.7 cm、器壁口沿厚0.3 cm，从口沿向底部逐渐增厚，口部饰一道细弦纹（图14.13）。另一件是1955年8月在贵县汽车路第5号东汉墓出土的，为青绿色、半透明，高3.4 cm、口径12.7 cm，经化学成分分析，含SiO2 77.7%、K2O 16.8%。2件玻璃盘均为模压成型。

图14.12　广西合浦县文昌塔西汉墓出土的玻璃杯

图14.13　广西合浦县母猪岭西汉墓出土的玻璃盘

基于上述，黄启善对南方和西南地区的两汉玻璃，有如下几点认识：

（1） 玻璃珠、耳珰等装饰品，几乎广泛分布在南方和西南地区，这充分证明了这一区域的民族仍然把玻璃珠视为装饰品，也进一步反映了玻璃装饰在两汉时期仍然被继续使用。

（2） 两汉时期，不仅玻璃装饰仍继续生产，而且新生产了玻璃器皿，尽管玻璃器皿散布范围不广，但随着玻璃制造业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一些模铸玻璃是有可能的。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出土的16件直筒形玻璃杯和河北省满城汉墓出土的玻璃耳杯、玻璃盘，都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直筒形玻璃杯一起出土的玻璃兽，经测试含氧化铅达39.25%、含氧化钡16.23%，属铅钡玻璃，故有人认为，“徐州地区出土玻璃器物数量之多，及器形独特，表明这批玻璃器物可能是在徐州附近地区的特产”[4，14]。河北刘胜墓（公元前113年）出土的玻璃耳杯、盘，完全是仿自西汉特有的铜式漆耳杯、盘等相类似的器物。这两件玻璃耳杯、盘经测试，也属于中国早期自制的铅钡玻璃制品。

两广地区的玻璃杯、盘、碗等器物，无论从造型或其所饰的纹饰，在西汉的青铜器、陶器等类似器物中都可以找到与其相似的特点和风格，只是玻璃器皿的化学成分与徐州、河北两地不同，经测试，这一地域的玻璃器皿都是高钾低镁玻璃。玻璃质地比较坚硬，虽埋于地下2 000余年，没有像徐州、河北那些铅钡玻璃那样严重腐蚀，而是光泽闪亮如故。过去铅钡玻璃器皿不宜“沃以热酒”，玻璃工匠有可能寻找到新的技术解决此问题，当然这批钾玻璃是中国工匠自制还是外国工匠引进技法和配方在中国制造，“不得而知，但经对两广地区钾玻璃原料来源进行测试分析，认为这些钾玻璃的原料是在本地的”[15]。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记载：“外国人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条史料清楚地记载了战国“交广”人（今广西、广东、越南一带）已掌握到玻璃的制造技术。从两广地区出土大量的汉代玻璃来看，黄启善认为“两广地区开始掌握制造玻璃技术的时间比晋代更早”[16]。《南州异物志》记载：“玻璃本是石，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有人认为“生南海滨”的自然灰有可能是一种自然纯碱或草木灰，是制造玻璃所必需的一种助熔剂。史美光指出，“在中国出土的K2O含量极高玻璃中，不论是K2O—SiO2系统玻璃或是1世纪时的K2O—PbO—SiO2玻璃或是14世纪的博山钾玻璃，都是有MgO含量极低的特点，这意味着中国汉墓出土的钾玻璃采用了与西方不同的原料”[2]。王俊新等对广西合浦堂排出土的3件西汉玻璃进行了测试分析，认为这是“继铅钡玻璃之后又一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早期古代玻璃”[15]。

14.2.2　汉代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分析

运用科学手段对古代玻璃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是解决玻璃来源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了解玻璃制造工艺的主要依据之一。东、西方古代玻璃生产采用的原料不同，西方以钠钙玻璃为主，中国以铅钡玻璃为主。原料不同，工艺技术水平不同，以及民族文化、民族审美等方面不同，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相同。采用科学的测试手段来区分东、西方古代玻璃，已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近年来学术界对南方地区汉代古代玻璃的一些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可参见相关文献[13，16—18]。

近年来，对于广西古代玻璃化学成分的分析进行了较多工作。已先后采用了XRF特别是 pXRF、PIXE、ICP—AES作原位分析，共测试了百余件样品，涉及广西发现的古代玻璃器皿如玻璃杯、盘和玻璃装饰品如玻璃珠、耳珰、环、璧等。其中合浦汉代玻璃共测试了134个样品，占广西古代玻璃总测试量的91.16%。各种测试结果见本书附录B.2、C.2。

到目前为止，广西古代玻璃制品已抽136个样品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发现这些测样中，属钾硅玻璃系统的有89个，占总测样的65.44%，成为广西汉代玻璃的主流产品（表14.3）。从表中也可以看到广西汉代玻璃主要有7种不同的化学成分。

表14.3　广西汉代玻璃系统对比表(www.xing528.com)

从测样结果看，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汉代玻璃，有较多已被确认为中国自制的早期的铅钡玻璃。铅钡玻璃不仅在东南沿海地区生产，而且在四川省边远地区的理县佳山也有发现，并认为“佳山出土的烧料珠应为当地的石棺葬居民所生产”[19]。四川理县佳山汉代玻璃珠的化学成分见表14.4。

表14.4　四川理县佳山出土西汉早期玻璃珠的化学成分 （%）

由此可见，铅钡玻璃在两汉时期仍有生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两汉时期新出现了一批高钾低镁玻璃，而且所占比例过半，从而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南方和西南地区的两汉玻璃制造业不仅继续生产先秦的铅钡玻璃，而且在此基础上新生产了一种高钾低镁玻璃，虽然这种玻璃的最早发明者仍不能确定，但文物考古不断地发现，将会解开这个谜团。当然，也有人认为，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古代玻璃大都是从西亚地区输入的，应是外来之物，但如果细致研究，就会发现西方所生产的玻璃容器无论造型或者化学成分都与南方和西南地区的玻璃迥异。当然，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会有外来玻璃输入，但这种输入是有限的，很难满足市场需要。从两广汉墓出土的玻璃制品来看，凡有可能称为“豪族”的大墓都很少出土玻璃；一些平民百姓的小型墓葬中却出土了大量的玻璃制品，包括玻璃珠、玻璃杯、盘等。按《汉书·地理志》所讲，进口玻璃是用“黄金”等贵重货币去购买回来的昂贵之物，难道投入市场，商家以亏本代价来迎合平民百姓的低价要求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进口的玻璃是昂贵的，平民百姓是买不起的。汉墓出土的玻璃，恰恰多出自平民百姓的小墓之中，这反映了只有当地自制，方能物美价廉地适合百姓的需求。

14.3　东晋至宋代的古代玻璃

东晋至宋代玻璃制品，在南方和西南地区发现不多，所发现玻璃制品的数量可见表14.5。从表14.5所统计的数字看，玻璃珠等装饰品仍是这个地区玻璃制品中的多数，占总数的99.9%，而以贵州省居多，而且分散较广，延续时间长，自东晋至宋代，几乎每个朝代都见其踪影。从发现的数量看，有往上递增之势。这充分反映了贵州当地对玻璃制品的钟爱。

表14.5　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出土的东晋至宋代玻璃制品统计

14.3.1　玻璃装饰品

1） 玻璃珠

共3 800件，其中东晋有638件，占总数的16.8%，南北朝有765件，占总数的20.1%，隋唐有833件，占总数的21.9%，宋代有1 564件，占总数的41.2%。这些数据，虽然不能完全反映该地区玻璃制品的全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玻璃发展历史的点点滴滴。

（1） 东晋玻璃珠。主要发现于贵州和四川，以圆算珠形珠为主，颜色有蓝、绿、红、黄色，半透明，中穿孔，珠体不大，多似绿豆，个别大如黄豆颗粒。

（2） 南北朝玻璃珠。主要发现于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以圆算珠形珠为主，还有一些长管形和缕孔形小珠，颜色主要有蓝、红、黄、绿、黑等，半透明。

（3） 隋唐玻璃珠。主要发现于贵州、云南、四川，其中云南大理市崇圣塔出土800余颗，圆算珠形珠，颜色有褐、黄、绿、白、黑、蓝及无色，一般大珠高1.2 cm、外径1.5 cm、孔径0.09 cm，小珠高0.1 cm、外径0.12 cm、孔径0.06 cm。

（4） 宋代玻璃珠。主要分布于贵州，广西有零星发现。除了大多数是圆算珠形珠外，还新发现了一种梅花形玻璃珠。这种梅花形玻璃珠，发现于贵州清镇干河坝三座北宋晚期墓葬之中，颜色为白色、黑色，半透明，扁圆五瓣梅花形，中有一大穿孔，厚1.0 cm、孔径1.0～1.2 cm，模压成型。对于这些梅花形玻璃饰，关善明收藏有35枚，认为是元代之物，是一种耳坠之饰[4]。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右前旗第8号元代墓出土的一对金耳环，一件蓝色玻璃梅花瓣饰被镶嵌于金耳环上端，而且这种耳环被认为“流行于金元代”。

2） 玻璃耳珰

共3件，贵州清镇芦荻余家龙潭清第141号六朝墓出土，蓝色，圆柱形，一头呈喇叭形，另一头与器体同样大小，中心穿孔，半透明，长1.8～2.0 cm。这几件六朝玻璃耳珰与汉代玻璃耳珰的造型、大小不一样，反映了六朝耳珰与汉代耳珰是不同的，而且这几件耳珰出自有确切年代的墓葬，成为今后发现类似耳珰的断代标准器。

14.3.2　玻璃器皿

1） 玻璃罐

这是南方地区发现的唯一的晋代玻璃罐，出土于广东肇庆市一座东晋墓中，墓主人为“广州苍梧广信侯”，葬于“太宁三年（325年）正月十日”。该玻璃罐口径8.8 cm、高7.0 cm，绿色、透明、壁薄、鼓腹圆底，重54 g，吹制成型（图14.14）。

2） 玻璃杯

广西钦州久隆一号隋唐墓出土，杯口直且微内敛，深腹，把柄竹节形，足喇叭形，吹制，绿色，半透明，高8.5 cm、口径6.3 cm、足径3.2 cm（图14.15）。经能谱分析，含PbO高达62.1%。

两晋以后的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古代玻璃无论从数量或者类型来看，都不及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繁缛多样，特别是玻璃器皿十分罕见。两晋以后玻璃的制造技术，由于大多数玻璃都是从国外进口，因此，国产的玻璃发现甚少，因而对国产玻璃的制造技术也就很难做出正确判断，也只能依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材料来做一个初步的推测。

图14.14　广东肇庆市坪石岗东晋墓出土的玻璃器

图14.15　广西钦州隋唐墓出土的高足玻璃杯

14.4　古代玻璃的制造技术

对于南方和西南地区古代玻璃的制造方法，因为没有发现古代玻璃的制造作坊和生产工具，史书对此也无一文字记载，所以只能对实物本身进行观察分析。因此，对这一地区古代玻璃技术的描述也就没有更多的依据作证。但从古代玻璃本身的造作，可窥见其制造过程的大致情况，因为每一件玻璃制品，本身所存在的形制结构、器表装饰、铸造痕迹、附加结构、花纹技法等方面的情况，都是一部制造工艺的无字记录。对于中国古代玻璃的制造、使用等方面情况，史书也有所记载，至今民间也还保留有原始的生产玻璃方法。因此，可以从考古学、民族学、文献学等方面考究已失传了的古老技术。

根据古文献记载（详见本书第8章），古代制造玻璃是以“石”为原料，而不是以“土”为原料。同时反映了不仅是一种“石”，而是五种石，并加以“炼之”，而关于这五种石都是哪些“石”矿，史书没有更多的说明，只有宋代赵汝适于《诸番志》中说，中国炼玻璃的原料有铅、硝、石膏等。明代颜神镇玻璃制造厂就以石英矿、方解石、砩石、硝、铜、铁丹、铅等为原料制造各种各样的玻璃，而且对玻璃原料着色剂进行增减而达到所需要的颜色。由此可见，石英矿等是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而这种矿料在南方地区是比较多的，如广西合浦、北流、容县等地有丰富的石英、方解石等制造玻璃所需要的矿石。

魏晋以后，中国玻璃工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大量的国外玻璃制品和玻璃技术进入中国，特别是吹制玻璃技术的发展，使玻璃制作技术达到新的境地，“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这是凡谈到玻璃制造技术者，都会引用的《魏书》中这段经典记载。虽然说是大月氏商贩在京师，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但采用的是中国矿料在“京师铸之”。这不仅说明了大月氏人引进玻璃技术到中国来，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地对玻璃制品的需求和认识。技术引来了就有学技术的可能，有了技能就有自我发展的前景。安家瑶对河北定县北魏塔基石函中出土的一批玻璃器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批采用无模吹制技术的玻璃钵、瓶等，“都是中国的传统器形”，“它采用了当时较先进的工艺，但可以看出掌握得并不成熟，器形简单而且不规整，玻璃含有密集的气泡，与同时期的西亚玻璃产品有较大的差距”[20]。关善明对一个定县塔墓出土的长颈葫芦形瓶进行了化学分析，不含钡，含钾，小量钙、铅、铁、锡、铅等，与隋唐时期常见的钠钙玻璃相似。广东发现的东晋玻璃圆底罐与江苏南京仙鹤观第6号晋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舶来之品，但从玻璃珠来看，其造型、色泽与两汉玻璃珠相差无几，因此，其制造技术当为汉之延续。

隋唐时期，玻璃制造技术也是吹制技术的再发展，钦州出土的高铅玻璃杯，正是隋唐吹制技术的缩影。《隋书·何稠传》记载，“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中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当然学术界对何稠是造“玻璃”还是造“绿瓷”观点不一，但有一点值得考究，玻璃器在隋代确实被皇室所赏识，不然，皇帝不会命“稠为之”。“隋代虽然仅存在37年，却出土了六批十四件国产玻璃器皿”[20]。从这些器物看，属于无模吹制玻璃。唐李泰墓出土的黄玻璃瓶，也是无模自由吹制玻璃，经测试，含氧化铅高达64%，与广西钦州隋唐玻璃杯氧化铅含量（高达62.1%），几乎相同，因此，隋唐时期，中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应该说有了新的发展，做出的玻璃器皿为世人喜爱，玻璃的用途和种类得到了广泛运用和发展。

两宋时期，玻璃的制造技术、配方等已被文人录入文献之中，如杜绾《云林石谱》曰，“西京洛河，水中出碎石，颇多青白，泊有五色斑斓，采其最白者，入铅和诸药可烧变假玉，成玻璃用之”[21]。这种青白的洛河石就是一种含氧化硅的矿砂，是制造玻璃的主要材料。宋人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说，“琉璃的配方，每黄丹三斤、用铜末三两、洛河石末一斤”。这种配方铸造出来的玻璃就是含铅量极高的铅玻璃。宋代苏东坡在《药玉盏》中说：“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杯，规摹定州瓷”。这是对宋代玻璃制造技术最直接、最形象的描述。

从玻璃珠、璧、耳珰等装饰品以及玻璃器皿来看，南方地区大量的玻璃制品都是采用模铸的，这与中国传统青铜器的制造方法有着异曲同工的形式。关善明收藏的一批战国至西汉玻璃模具（图14.16），是我们了解中国早期玻璃制作工艺的最有力的证据。关善明依据这批模具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制造工艺进行了推测，认为中国战国—汉代的玻璃制造大致采用了三种形式，即单面模压法、双面模压法和泥芯范铸法。对于关善明的推测，黄启善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从玻璃珠、玻璃璧、玻璃印章等器物看，都是模压成型。当然，从汉代的玻璃珠来看，有大有小，有的小如米粒，是否采用模铸，值得研究。这些玻璃珠一眼望过去好像相同，但仔细观察，大小却有不同，其外观也不是很圆滑，甚至有的手摸还有棱角之感。因此，汉代的玻璃珠有可能采用如西方的“缠丝法”，即用铁棒缠玻璃绕径滚动模压成型。

图14.16　关善明收藏的古代浇铸法制玻璃器的耐水陶土模具（a、b）

广西的古代玻璃器皿，也是采用模铸成型，而且对器物进行抛光打磨，表面、内面、底等留有较深的抛光打磨的旋转细圆纹。由于是模压成器，器物内气泡较多，器壁较厚。纹饰简单，没有如西方罗马玻璃那样附有高浮雕纹饰。前述广西发现的一件玻璃龟形佩饰器，四肢则采用了粘贴法。

因此，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古代玻璃制造工艺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

（1） 手捏。这种制造方法主要用于釉砂之类的珠饰。如四川、重庆发现的釉砂珠、管饰，这些珠管形状大小不一，反映了手工的粗劣，而且都是先成型后入窑烧制，温度800～1 000℃。

（2） 模铸。有单面模压法和双面模压法，主要用于玻璃璧等器物的生产。

（3） 泥芯模压法。主要用于耳珰等器物的制造。

（4） 母范模铸法。主要用于狮坠、羊坠等工艺品的生产。

（5） 铁棒吹制法。主要用于吹制玻璃器皿；广西出土的一件高足托盘玻璃杯，就是采用了吹制技术。

依据器物来推测，也只能知其一不知其二，局限性很大。尽管如此，对南方和西南地区古代玻璃的制造技术，黄启善大致有如下认识：

（1） 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先秦玻璃，我们发现的全部都是装饰品，而且最早年代的玻璃可达春秋晚期，尽管不能算上真正的玻璃，但它是中国玻璃业的始祖。从四川发现的几件釉砂珠、管饰看，其加工大致经过了成型、烧制、修整等环节。到战国时期，先熔融后成型技术得以发明，制造出了真正的玻璃珠、管、耳珰、璧等器物，这些器物都是采用压模技术来铸造，而且由于加入了大量铅助熔剂，大大降低了熔融温度，一般800～1 000℃就可以。这些石英矿砂，加了石灰粉、铅矿、三氧化二铁、氧化铜、氧化铅等，使玻璃易熔，窑炉简易，操作简单，而且可以附近盛产树木、稻草、煤等作为燃料，成本低，产量高。

（2） 制品压模成型后，即拆模具，这些模具大都是陶质，一次性使用。如装饰品耳珰等，都要经磨平、刨光等，当然要达到漂亮、顶级产品，还要靠工匠们的细心和娴熟的双手。

（3） 通过对这些地区古代玻璃的分析研究，注意到最早期时，制造玻璃过程中烧制工艺技术、压模与拆模后加工等，有很多地方与制铜的流程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制铜原料熔化后，工匠可以将液体倒入模型中，而对于制造玻璃，工匠们要用导管按器物大小要求定量导出液体后压模。

（4） 大约从4世纪开始，玻璃物品除采用压模技术生产以外，还出现了吹制玻璃，玻璃器壁开始由厚变薄，透明度高。这种无模吹制技术的提高，更大程度地降低了玻璃成本，使玻璃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日用品。

当然，中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发展过程中，不排除对国外技术的浸透和借鉴，也不排除有外来产品。在中国出土的古代玻璃中，既有国产也有外来进口产品，要区分国产与进口产品，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的补充。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战国时期不仅与国外有交往，在国内凭着长江的有利通道，与楚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而楚国的两湖地区是楚玻璃主要生产地。在四川、重庆发现的玻璃珠、玻璃印章、玻璃璧等，都与楚国玻璃十分相似。因此，四川、重庆等地的早期古代玻璃，可能一是从通往国外的西北部丝绸之路进入，二是从楚国向巴蜀地区输入。当然也有一些器物，在楚国和国外也未找到与其类似的东西，如四川理县佳山的玻璃珠，不仅化学成分与国外不同，与国内也有所不同，其化学成分都与当地所产的矿物有关。两广地区所发现的玻璃，地方特色浓厚，如玻璃璧、玻璃珠、玻璃带钩、玻璃耳珰等，都是仿自中华民族特有的器物。两汉以后，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古代玻璃虽然逐步减少，甚至有的烧制技术失传，但也有新的制品出现，所发现的玻璃珠、玻璃耳珰独具特色，如在贵州清镇芦荻出土的六朝耳珰。贵州发现的宋代梅花形玻璃制品，在国内外也很少见。广东发现的东晋圆底玻璃罐和广西钦州出土的隋唐高足玻璃杯，在这些地区是孤品。钦州隋唐高足杯含PbO 62.1%，属于高铅玻璃，这种高铅玻璃的来源值得进一步研究。

玻璃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在当今的人类社会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距今5 000多年前两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成为古代世界最早生产玻璃制品的地区，正是因为这样，有人对中国古代玻璃的来源、对南方地区玻璃的发展，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些都是从西方输入的外来品。自从“自创说”创立以来[22—23]，人们开始对中国古代玻璃的来源重新审视，寻求中国玻璃自创的源泉与技术。分析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古代玻璃来源，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具有中国自制的特点，它们有可能在当地自制，或者是在附近的省份制造。从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出土的玻璃看，中国的古代玻璃制造业可追溯到更远的西周时期，已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特别是两汉时期，南方地区的玻璃制造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继续生产玻璃璧、珠等先秦常见礼制品和装饰品，而且还生产出日用玻璃器皿以及建筑用的平板玻璃等，扩大了玻璃制造业的规模，增加了产品种类，拓宽了玻璃用途。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说，“中国最早的玻璃可推到春秋和战国时期，后汉以后有可能出现透明玻璃和吹制技术，汉代钾玻璃的出现正是中国玻璃发展的一场技术革新，它逐步淘汰传统的低温玻璃，生产出耐高温的玻璃，它逐渐在着色、透明度等方面制造工艺推陈出新，逐渐脱离传统的模铸技术，向吹制技术发展”。

参考文献

[ 1 ]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J].考古，1994（7）：600—606.

[ 2 ] 史美光，何欧里，周福征.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研究[J].硅酸盐学报，1986，14（3）：307—313.

[ 3 ] 张福康，程珠海，张志刚.中国古琉璃的研究[J].硅酸盐学报，1983，11（1）：67—75.

[ 4 ] 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

[ 5 ] 孙华.巴蜀符号初论[J].四川文物，1984（1）：25—28.

[ 6 ] 王云湘.巴蜀微识研究[C]//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213—235.

[ 7 ] 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J].文物，1982（1）：38—43.

[ 8 ] 何元粲.巴蜀印章与古代商旅[J].四川文物，1990（2）：16—21.

[ 9 ] 刘豫川.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J].文物，1987（10）：86—93.

[10] 邱立诚.广东发现的古代玻璃器[C]//干福熹.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2002年南宁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1] 后德俊.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C]//干福熹.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59—64.

[12]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巫山麦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34—251，423—426.

[14] 李银德.徐州发现一批重要西汉玻璃器[J].东南文化，1990（1）：109—111.

[15] 王俊新，李平，张巽，等.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J].核技术，1994，17（8）：

499—502.

[16] 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J].考古，1988（3）：264—276.

[17] 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的研究[C]//干福熹.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2002年南宁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8] 李青会.一批中国南方出土古玻璃的化学成分的PIXE分析结果[C]//干福熹.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2002年南宁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9] 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管所，理县文化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J].南方民族考古，1987（1）：211—236.

[20]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西汉—北宋）玻璃器皿[C]//干福熹.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86—104.

[21] 杜绾.云林石谱[M].四库全书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5—55.

[22] 干福熹，黄振发，肖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J].硅酸盐学报，1978，6（1/2）：99—104.

[23] 杨伯达.关于我国古代玻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文物，1979（5）：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