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炼土。把矿砂粉末与所需的助熔剂等原料搅拌并进行筛炼，使之成为可塑性较强的泥质。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西周玻璃珠、管主要成分是SiO2，含量高达90%～94%，主要助熔剂为K2O、Na2O，主要着色剂为CuO。由此可见，中国西周所制造的玻璃管、珠饰，其主要配方是成分包含SiO2、K2O、Na2O、Cu等的矿物，具体操作是将质地较纯的石英砂粉碎成粉末灰，加入含有钾、钠等元素的矿物作为助熔剂，并加入含铜矿物等作为着色剂，经反复筛炼后成型，其还不是玻璃态物质，而是釉砂。
（3） 塑型。根据市场需要和地方民族的喜好，捏塑成人们喜欢佩带的珠、管等装饰品。
（4） 修整。待珠、管的坯体稍干后，对其进行修整，使胎体光洁完整。
（5） 上釉。釉料大约是由纯碱、石英砂、着色剂，如铜矿等原料组成。四川犍为县出土的釉砂管饰外表的釉汁较均匀，没有看到釉滴，可能是采用浸釉法，即将风干的管饰胎体浸入釉汁之中，这与陶瓷浸釉法基本相似。
（6） 烧造。入窑烧造，掌握火候是十分关键的一环，温度过高就会被烧结变形，温度太低了又不成器。据对陕西一些类似的管饰进行测试的结果表明，这种管饰是在800～1 000℃的温度下烧成的，与原始陶瓷的烧成温度接近。
制造1件釉砂珠、管饰大致需要上述6个生产工序。南方地区早期玻璃以玻璃珠、管等装饰品为主，这些玻璃珠、管有的属于釉砂之类，不是现代所指的真正的玻璃。这些釉砂珠、管的玻璃化程度尽管达不到玻璃的水平，但其所采用的原料种类与玻璃的大致相同，只是制作工艺与流程有所区别而已。一种是先成型后熔融，另一种是先熔融后成型。前者属于制造玻璃的原始阶段，与陶瓷的制造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陶瓷技术的延伸与发扬。
3） 玻璃印章
2枚，出土于四川犍为县五联公社战国晚期墓中，都是乳黄色，半透明、模铸。
（1） 鹰嘴形纽印（五M1：4）。圆形印面，印纹为阴刻的花蒂纹。伴随出土的有铜剑、铜刻刀、铜削、漆器等5件文物。墓室非常小，由于受到破坏，墓室长度不明，宽度只有0.7 m，深0.76 m。这么小的墓，表明墓主人生前应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玻璃印章出于这种平民之墓，可见玻璃并不是十分珍贵的物品，也反映了其来源并不遥远。
（2） 管状钮印章（五M2：9）。圆形印面，印文为四叶纹，伴随出土的还有玻璃管、陶器、骨器等11件文物。该墓也是一座小型墓，墓室长1.7 m、宽0.7 m、深0.9 m。由此可见，墓主人生前也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该墓的年代被认为是战国早期。有人认为犍为五联的玻璃印章与五龙石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二印无论材质和印文风格都是巴蜀印章早期形态[5]。印文虽不可译，但被归入“巴蜀符号”或者“巴蜀图文”印章之列。
四川、重庆发现的战国时期印章较多，特别是“巴蜀符号”印章，占巴蜀地区战国墓的20%以上，一座墓少则1枚、多则9枚。目前，这种“巴蜀符号”印章已发现87枚，以铜质居多，另有石质、骨质、玻璃等不同质地的印章，印文为符号形图案，很难破译。有人认为这种符号形图案印文，可能是族徽或是个人的标示[6]；也有人认为它是巴蜀文字之一种[7]；还有人认为是商人过境验关的一个身份护照，不同的商人用不同的符号标示[8]。(www.xing528.com)
目前全国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玻璃印章，见于报道的有4枚，四川省和湖南省各出土2枚。湖南省的2枚中，其中1枚是在湖南长沙左塘第41号楚墓中出土的，玻璃印章呈绿色，复斗钮，印面正方形，边长0.95 cm，高0.8 cm，印文篆体“中身”二字，模铸成型。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墓出土的1枚铜印，印文是“中仁”二字，这个“中仁”与“中身”是否有关系，值得考察。另1件玻璃印是收集品，来源地点不明，浅黄色，印面正方形，边长0.95 cm，印文篆体“水义”二字。
南方地区发现的玻璃印章与巴蜀地区所发现的铜、石质印章有何关系，是值得人们关注的课题。
印章是一种作证明记号的工具，在古代既是皇权的象征，也是个人的标志，不少学者认为，印章滥觞于模制铜器，如黄宾虹先生说“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阴识，皆由此出”。印章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商代，有木、石、金属、骨、角、牙、水晶、玉、玻璃、玛瑙……不同质地的，其印文也由图案化向文字发展。如《春秋运斗枢》中说，“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章”。《周书》曰，“汤放桀，大会诸侯，取玺置天子宝座”。汉代刘熙《释名》上说，“玺，徙也，封物使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由此可见，印和玺，实质上是一个东西，传说秦始皇忌讳“玺”音近于“死”，始名为“宝、印、章”。由此，后来才叫印章，目前我们能看到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印章，始自春秋时期，战国以后达到了成熟，以至流行到当今，官府有官印，百姓有私印，成为官府政权的标志和百姓个人的信物。而具有图形特征的战国初期的巴蜀符号印章，在巴蜀地区十分显眼，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甚至有的人认为秦汉“肖形印”的出现，有可能受到巴蜀印章的影响。
巴蜀印章的图案花纹，与四川、重庆等地所发现战国时期铜器花纹有相似之处。因此，不少人认为巴蜀印章的花纹与当地的铜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图形有的可译释为文字，称为巴蜀图语[6]；有的认为它是一种巫术符号，或者是图腾、族徽[6]；也有的主张这种印章印文称为巴蜀图语或巴蜀文字，还不如称为“巴蜀符号”更为贴切[9]。四川省发现的两枚玻璃印章，其纹饰分别是花蒂纹、四叶纹，这些纹饰在中国青铜器上都是常见的花纹装饰，而这些花纹作为印章印纹，有何意义不得而知。在四川、重庆，这种以花纹或符号做印章印文却大量地被发现，有人认为这与巴蜀地区商业高度发展有关。商人流动大，不受地域之限制，但为了证明其身份和标志，必须有一种个人的特别标记。因此，这些印章是商人的一种身份证，或是商人进行贸易的一种信物。“以其盖印在缣帛片（或皮张）上，就是一种持向某一特定的名片”[8]，意即，以其盖印在成匹的丝织品上，就是巴蜀地区通过南丝绸之路输出丝绸的“商标”。所以，西汉张骞在大夏认出来自蜀地的丝绸——蜀布，正是凭这种“商标”来辨认的。因此，玻璃印章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它与湖南出土的两枚汉字玻璃印有着很大的关联，特别是湖南出土了“中身”玻璃印，在四川发现的铜印章中也有“中仁”二字。这些玻璃印章虽然未作化学成分分析，但与其类似的汉代玻璃印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为铅钡玻璃，如香港关善明分析的汉“郪婴”“都”印，其氧化铅含量高达33.47%～34.09%、氧化钡3.82%～7.24%。由此可见，用玻璃制造印章，以中国早期的玻璃制作技术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当然它是在巴蜀地区生产还是在湘鄂地区生产，值得进一步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四川五联发现的玻璃印与该省五龙地区出土的石质印章，属于异曲同工的产物。但从玻璃印章造型看，它是采用模压成型的，这与中国先秦玻璃制造方法是相似的。
4） 蜻蜓眼玻璃珠
南方和西南地区发现的蜻蜓眼玻璃珠不多，现报道仅有21颗，主要散布在四川、重庆、广东，而以重庆市发现较多，这可能与其邻近楚国有关。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战国晚期墓出土了1件蜻蜓眼玻璃珠（M1：137），为蓝色半透明状，圆形有孔，有白色涡纹，长径1.8 cm、孔径0.9 cm（图14.3）。这件玻璃珠的形制纹样与湖南长沙磨子山、山东曲阜故城、甘肃平凉庙庄所出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年代为战国早期至晚期；而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先烈路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略有区别。肇庆北岭松山战国墓的随葬器物多有楚器风格，如铜罍、铜三足盘、铜提梁壶等，邱立诚认为这件蜻蜓眼玻璃珠亦有可能来自楚国[10]。南方和西南地区发现的这些蜻蜓眼玻璃珠，颜色主要是蓝色，不透明，圆形珠饰，珠表面嵌饰黄、白、蓝相间的圆圈眼纹，形似蜻蜓的复眼。根据目前所看到的报道，大致可将其分为以下三种。
（1） 圆珠形蜻蜓眼玻璃珠。珠表面嵌入白、黄纹并间方格网纹。网纹交叉点嵌入一小颗蓝色眼珠，网纹为双线间以细小珍珠形圆点，整个造型美观大方。以四川成都市羊子山蜻蜓眼玻璃珠为例，该玻璃珠长1.8 cm、内径0.7 cm， 不透明，类似造型的蜻蜓眼玻璃珠在湖南怀化楚墓中发现较多，从战国早期到晚期都有发现。
（2） 凹型蜻蜓眼玻璃珠。珠的表面眼点内凹故名，这类珠体圆形，不透明，凹眼大小不一，如四川涪陵小田战国墓出土的8枚蜻蜓眼玻璃珠，有深蓝色、淡红色，不透明，直径1.5 cm、孔径0.7 cm。这种凹眼珠，在蜻蜓眼玻璃珠中十分罕见，也有人认为原来是嵌有眼珠，后来脱落造成凹眼，但经仔细观察，似乎没有镶嵌的痕迹。
（3） 陶胎蜻蜓眼玻璃珠。这类眼珠有橄榄形和球形两种，胎体为浅红色夹沙陶质，表面涂白色陶衣，饰几何纹或饰圆圈纹。如四川成都市光荣小区第5号战国晚期墓出土的3件陶胎蜻蜓眼玻璃珠。胎体泥质夹陶质，嵌入的眼珠为玻璃质，透明光亮，栩栩如生，类似的眼珠在河南、陕西等地也有发现，有人研究认为，这种陶胎蜻蜓眼玻璃珠比较容易生产，价格可能相对便宜一些，适合一般的平民百姓使用。
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至少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中国就已出现蜻蜓眼玻璃珠，例如在新疆轮台县群巴克（IM27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被认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蜻蜓眼玻璃珠。到了战国中、晚期，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地也已出现蜻蜓眼玻璃珠，而且有人认为这种蜻蜓眼玻璃珠在湖北等地已大量生产[11]，并逐步向四川、重庆、云南等西南地区延伸扩展。但广西、贵州至今仍未发现，成为蜻蜓眼玻璃珠散布的空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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