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探秘内蒙古

图13.6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汉至晋代墓葬出土的玻璃珠、玛瑙项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13.9　新疆于田县喀拉墩居址晋代墓地出土的镶嵌玻璃的铜扣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13.7　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M49墓葬出土的东晋玻璃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13.8　新疆尉犁县营盘汉至晋代墓葬出土的镶嵌玻璃银耳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3） 唐宋时期

这一时期出土玻璃制品的遗址遍布天山南北各地，其中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墓群[13—14]、哈拉和卓墓群的500余座墓葬普遍出土过玻璃珠、管饰件；天山南麓的隋唐遗址出土的各类玻璃容器的残片资料极为丰富，如库车县森木塞姆出土过高足玻璃杯（图13.10），库车县库木吐拉、巴楚县托库孜萨来、柯坪县穷梯木、和田县的买力克阿瓦提和阿克斯皮力（图13.11）、策勒县达玛沟、于田县喀拉墩、民丰县安迪尔等重要城址中都曾出土大量的玻璃器皿的残块或残片；若羌县的瓦石峡古城亦曾出土一批无模吹制的玻璃瓶和其他玻璃器皿等[15]。

从上述简要列举的新疆古代遗址出土的玻璃资料中可以看出，新疆玻璃制品在分类和分期等有关问题上，已展现出这批玻璃资料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点。如先秦时期出土最多的是绿色、蓝色等单色玻璃珠，不透明或透明度不好，杂质多，气泡多。玻璃珠呈圆鼓状、算珠形，造型大体相同，无纹饰，采用模压法的简单工艺等。汉晋时期出土的单色玻璃珠，种类和造型增多而复杂，色彩亦十分丰富；同时出现了鎏金、银（包金、银）、复色和各种蜻蜓眼玻璃珠等。尤其是这种鎏金、银工艺和蜻蜓眼的玻璃珠主要出土于具有显赫社会地位的王族墓葬中。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玻璃耳珰（亦称瑱）饰品亦出现在新疆的墓葬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遗址或墓葬中都普遍出现了来自西亚或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玻璃器皿。

不言而喻，仅上述列举的新疆出土的玻璃资料，已对史籍文献以及前人研究成果起到了很大的补充作用。从目前考古资料的分区和分期以及器形、纹饰等工艺比较来看，这批玻璃基本上可归纳为新疆本地产品、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产品和外来产品三大类。这种体系的划分，同目前已知的新疆考古发现及初步的研究成果，以及先秦至两汉以来的史料所载的有关玻璃生产和输入的情况基本相符。以上认识还有待新的考古资料的相互印证。

图13.10　新疆库车县森木塞姆石窟出土的隋代高足玻璃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13.11　新疆和田县阿克斯皮力古城遗址采集的嵌绿白双色蜻蜓眼玻璃珠和五色镶嵌玻璃珠（a、b）

13.1.2　克孜尔玻璃珠的初次检测

20世纪80年代始，对新疆古代遗址中所采集到的一些玻璃残片曾做过化学成分的测试。但是这些玻璃残片皆为采集品，时代及来源都不十分确切[16]。20世纪90年代，克孜尔墓地出土了一批新疆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玻璃珠之后，我们曾选择了少量残破标本请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和资源工程学院进行了初步检测[17]。200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同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开展了新疆出土玻璃的研究项目。

新疆克孜尔遗址是一处位于西部天山南麓的重要的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大遗址。这处遗址主要包括大面积的居住遗址、冶炼金属（铜）遗址和公共墓地等。1990—1992年共发掘墓葬160余座，出土了彩陶、石器、骨器、铜器、一件残铁器和琉璃珠饰等文化遗物。这批玻璃珠同石珠、骨珠和玛瑙珠串在一起作为项链而出土于墓主人的颈部。玛瑙珠呈算盘珠或圆鼓形，直径 0.8～1.6 cm、高0.5～ 1.4 cm、孔径0.3～ 0.4 cm。出土时表面附着一层CaCO3的白色或呈黄白色的粉状沉积物。观察破碎的珠的新鲜断面，显浅蓝色、蓝色、浅绿色、绿色，呈玻璃态，表面和内部均分布大小不一的气泡，透明度很低，光泽也较差。请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单位对所取三座墓葬的五件标本——玻璃珠进行了检验和分析，见表13.1。

表13.1　克孜尔吐尔墓出土早期玻璃珠的平均化学成分和微区化学成分

（续表）

从表13.1可知，标本1为高镁高钾的钠钙玻璃，铁元素是主要着色剂；标本2是高镁高钾的钠钙玻璃，铜元素为主要着色剂；标本3是高镁的铅玻璃，锑元素是主要着色剂；标本4是高锑高镁的钠钙玻璃，铜元素是主要着色剂；标本5是高镁的钙玻璃，铜和铁元素是着色剂。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标本检验都发现铝含量低而镁含量较高。其次，根据微区成分分析，可知标本1、2、5出现的长形晶体的成分接近，应该为同一种锆石类矿物；标本1、3的晶体芯部微区分析结果显示为同一种稳定的硅酸镁类；标本2、4都有富铜相的存在，是氧化铜的未熔物；标本3发现富铅锑相，应是黄色玻璃主要的着色粒子；标本4发现富铜铁相，与铜矿的冶炼有某种联系；标本5发现富锑相的存在，可能与使用原料有关。从五件标本其他元素成分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① 所测标本的硅镁含量比较固定，内部未熔化晶体的核心经检测硅、镁比例也几乎不变，因此这些玻璃很可能是使用了同一种硅酸镁盐类（如滑石、顽火辉石和蛇纹石）的矿物原料来进行熔制。② M21和M37的三件玻璃珠内部都发现有锆石，形态和成分十分接近，应该是使用原料接近的有力证据。③ 所测五件标本中基本上不含铝元素，几乎可以断定这批玻璃珠是在同一地点生产。

综上所述，根据克孜尔墓地考古发掘所揭示的文化内涵，通过实验室对出土玻璃珠的观察和化学组成检测，以及发现的有些标本所含的富铜铁相是与铜矿的冶炼有着某种联系的事实，认为这批玻璃珠制品即为新疆本土的产品。克孜尔墓地出土的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玻璃珠，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玻璃，提供了新的考古例证。

13.1.3　克孜尔出土玻璃技术的初步认识

新疆约占中国国土面积1/6，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考古发现证明，商周时期新疆各族就与中原各地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的往来和交流。尤其是新疆大地广泛分布的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已揭示出新疆的铜、铁等金属冶铸技术具有自身的地域特点[18—19]。金属冶炼技术对当时玻璃制造技术的产生显然存在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能出土东周和春秋战国的玻璃，新疆地区也发现了，这都属科技发展的正常现象。这些问题均需进一步作个案的比较研究。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新疆出土的古代玻璃的认识有许多分歧，如新疆地产玻璃的有无、新疆土生土长的玻璃成分是否也是中国古代玻璃谱系中的组成部分、新疆古代玻璃技术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大小等。简言之，即对新疆古代玻璃技术的认可及定位问题。

对于中国玻璃的起源问题，已有学者认为同中国商周时代发达的冶铜技术分不开的，很可能是冶炼精铜排渣过程中偶然产生的[20]。最近有人对河南登封阳城铸铁遗址出土的熔炉残留下来的琉璃层进行了分析，证实冶铁业促进了中国玻璃技术的发展[21]。从克孜尔出土的玻璃珠中也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玻璃起源于冶金的新线索。显微分析表明，已测定的五件标本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富铜、铁、锑相，这些现象表明可能与铜的冶炼有关。我们知道，作为铜冶炼原料的硫化铜常常伴生有硫化铁和硫化锑成分，前者的伴生矿称作黄铜矿，后者的伴生矿称作黝铜矿，它们都是自然界中常见的铜伴生矿。铜冶炼渣中最常见的元素是铁元素。此外，锑元素和铜元素也有少量进入渣中。一般炼铜渣中含量较高的氧化铁相，很容易与二氧化硅形成低熔点的晶态铁橄榄石，而玻璃相中主要成分是钙和镁等的氧化物。前面已分析的五件标本材料中高的钙含量也说明，这很可能是炼铜渣急剧冷却下来形成的玻璃相。

检验的玻璃珠标本样品3是一件含锑的铅玻璃，铅元素高达10%以上，显然不是由于熔制玻璃原料无意混有少量铅元素的原因，这应当同金属合金化类似，为有意加入某种矿物来改变材料的性能以达到某些使用价值的结果。已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的铅玻璃就是冶炼铅矿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认为这一推断有着一定的道理[22]。新疆考古发现表明，铅矿的开发和利用在古代的新疆历史中已十分悠久。如克孜尔墓葬和天山北麓的尼勒克努拉赛古铜矿遗址，曾发现的铜锭中含有铅的颗粒[23]，时代和地缘邻近的察吾乎沟四号墓地就出土铅青铜的铜扣，而克孜尔墓地自身也出土含铅10%以上的铅的青铜勺等。克孜尔是龟兹史前期一处重要的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汉书·西域传》也曾明确记载：“龟兹国能冶铸，有铅”。而其他诸国则罕有记载铅的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已成为西域冶铸产品的中心，其铁器制品“恒充两域三十六国之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龟兹国的地方铸钱中已是含铅的铜钱[24]，都能印证古代龟兹国是西域冶炼金属及利用铅矿资源的中心的地位。近年中国对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矿产资源的调查表明，西部天山实际上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处铅锌矿成矿带，这条矿带覆盖着新疆西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广袤地区[25]。中国新疆的西部，则正是古代龟兹国的疆域范围所在。以上所列举的材料都足以说明龟兹国的史前阶段乃至汉唐时期，有着先决条件能较早地认识到铅矿的作用并加以冶炼，在这里首先使用铅矿熔入玻璃当中应当不是太难理解的事情。克孜尔墓地出土有含锑的铅玻璃制品当属正常情况。当然，也不排除来自中原地区青铜器制作方法中使用铅原料的工艺影响。

克孜尔玻璃珠中的锑元素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很少见到，在克孜尔出土铜器的19件铜器样品检验中也没有发现，但在新疆其他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是较为常见的元素。这批玻璃样品中含有较多的锑元素成分，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了克孜尔出土的玻璃珠是新疆本地生产的可能性。

13.1.4　中国古代玻璃谱系的补充

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早期玻璃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墓葬出土的钠钙硅酸盐玻璃珠、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剑格上嵌的钙硅酸盐玻璃、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格上嵌的蓝色钾钙硅酸盐玻璃等[26]。它们都是早期含钠、钙、钾的硅酸盐玻璃，而铅钡系的玻璃则到战国时期才真正开始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出现。有学者在化学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代玻璃主要是铅钡系玻璃，不同于西方钠钙系的玻璃，因此主张中国玻璃是独立起源的[27]。曾经有人提出，将宝鸡、沣西、洛阳等地出土的西周早期琉璃当作中国早期玻璃起源的雏形[28]；但经过科学检验分析认为，陕西宝鸡国墓地出土的琉璃管珠是含有少量玻璃相的多晶石英制品，不是中国的早期玻璃[29]。

上述基本观点对于中国玻璃起源各执一词，新疆克孜尔墓地出土玻璃的发现和初步检验分析可能有助于重新审视上述考古材料，或许能提供一些新的补充作用。

克孜尔墓地的朽木作为标本，共有9组碳—14年代测定的数据，经树轮校正，绝对年代均在公元前1110年至公元前600年。结合墓地出土的陶器、铜器等资料认为，克孜尔墓地与和静县察吾乎沟墓地（前990—前625）、轮台县群巴克墓地（前950—前620）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考古学上来断代，其相对时代约为西周至春秋早期。如是，克孜尔出土玻璃珠应该是目前中国出土并经过科学鉴定年代最早的一批玻璃。

克孜尔玻璃标本初步检验的化学成分，同时出现了高镁高钾的钠钙玻璃、高锑高镁的钠钙玻璃、高镁的钙玻璃和高镁的铅玻璃。尤其是高钾和高镁的钠钙玻璃，这在世界古代玻璃谱系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与周边地区的古代玻璃化学成分有着较大的差异，更证明了利用本地矿产原料加工制造玻璃的地方性。

从出土陶器所作的电子探针元素定量分析的结果，也提供了一些补充的信息资料。为了进一步了解墓地与周边墓地文化间的关系，曾对乌苏县（今乌苏市，下同）安集海墓地[30]、和静县察吾乎沟墓地和拜城县克孜尔墓地出土的陶器做了电子探针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3.2。

表13.2　克孜尔墓地等陶器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从表13.2可知，克孜尔墓地陶器的钾、镁、钠、钙元素含量要高于安集海墓地和察吾乎沟墓地陶器，这应同当地的陶土资源是相联系的。因此，克孜尔玻璃珠检验成分为高钾高镁的钠钙玻璃亦是自然的现象。事实上，作为新疆早期生产出“钠—钙—钾”系玻璃的原料是普遍存在的。克孜尔正处于矿产蕴藏丰富的地段，有着丰富多样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以及煤和石油等资源。其中铜矿、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的历史悠久。作为制造玻璃主要原料的石英砂，仅克孜尔附近阿艾一带的侏罗系地层中，厚约100多米。附近的盐矿、石灰石、石膏、黏土、明矾等非金属矿藏资源亦十分丰富[31]。作为玻璃助熔剂的碱（Na2CO3）和草木灰（K2CO3）以及土硝，均是新疆普遍存在、极易获取的自然资源。

目前从世界玻璃史来看，一般认为最早的玻璃珠是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最早的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如伊拉克曾出土一批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400年的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早期的玻璃链珠。印度文明中的玻璃制品历史也相当悠久。了解上述地区的考古发现，有助于我们对世界范围内玻璃的起源与发展的认识，也有助于在比较的基础上更深刻地研究新疆古代玻璃。目前，中国中原以及周边中亚其他诸国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东、西方文明就已发生着多种联系，作为一种商贸品的玻璃及其制造技术，经过新疆而传入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在进行商品贸易的同时，还可能有一批工匠利用新疆当地的矿料资源熔制出玻璃。克孜尔玻璃即属于这类工艺不成熟的早期玻璃。

克孜尔出土玻璃珠的化学成分显示，其中主要有钠钙玻璃。克孜尔出土的玻璃都是利用新疆当地原料，采用不同着色技术熔制出来的，并与铜的冶炼生产有着一定的联系。新疆克孜尔玻璃应是中国古代玻璃谱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3.2　甘肃的古代玻璃

甘肃是中国考古关注的地方之一，迄今为止的重大考古发现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据汉文史籍所载，公元前280年秦昭王在甘肃东部建置了陇西和北地两郡。公元前121年，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而开通西域交通后，“丝绸之路”贯穿甘肃省境，成为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要隘。因此，甘肃出土的早期玻璃也为研究古代玻璃制造，以及玻璃技术输入的道路提供了实物的例证。

13.2.1　出土玻璃及有关问题

1） 重要的考古发现

近50多年来，甘肃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兰州、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区发掘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和遗址。其中仅仅是汉代的墓葬已达500余座，曾出土过一定数量的玻璃制品。主要发现如敦煌的南湖三号桥汉墓、五圣宫遗址、寿昌城遗址、祁家湾墓地[32]、佛爷庙墓地等[33]，酒泉的城北汉墓，武威的雷台汉墓[34]、磨嘴子汉墓[35]，静宁县汉墓[36]，以及玉门、嘉峪关、酒泉丁家闸等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都出土过各种玻璃制品。图13.12为甘肃静宁县西汉墓葬出土的谷纹玻璃璧。

唐宋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如敦煌的沙州城和寿昌城、安西的瓜州城、泾川的长务城，以及泾川水泉寺[37]、灵台寺舍利塔[38]、漳县汪世显墓[39]等，均出土了一批玻璃容器。

2） 甘肃玻璃种类及相关问题

张平对所能接触到的出土玻璃均做了实物考察。其品种和外观特征主要表现在，战国至汉晋的玻璃制品以玻璃珠、玻璃耳珰数量居多，其次有少量的玻璃璧，未见到有日用的玻璃器皿。玻璃制品的成型方法以模压、铸造为主，没有见到吹制的玻璃。值得注意的是，所见的敦煌博物馆玻璃藏品中，有一定数量的玻璃珠同新疆汉晋时期的洛浦的山普拉、民丰的尼雅、尉犁县的营盘，以及若羌县的楼兰遗址所出土的玻璃珠的风格相似，换言之，敦煌出土有来自新疆的玻璃珠是不令人感到奇怪的，它进一步印证了玻璃产品的输入和流通也是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静宁县两汉墓葬出土的玻璃璧，米黄色，直径约13.8 cm。这类代表中国古代玉器上所特有的纹饰风格的玻璃制品，据已知发现与研究，主要出自战国时期湖南境内的楚墓中[26]。如是，则楚文化的玻璃产品跨长江、过黄河交流到西部地区的陕西省和甘肃省，又印证了这种文化交流是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甘肃唐宋时期的玻璃，颜色以含有铜、铁离子的绿色玻璃珠、玻璃器皿为多，也见有乳白色、蓝紫色、黄色的玻璃。尤其是普遍出土有吹制玻璃瓶，如泾川出土的乳白色玻璃瓶，灵台出土的无色透明、稍泛绿色和淡黄色透明的葫芦瓶等。安家瑶在《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40]一文中将其定为国产玻璃器皿，其工艺多采用无模自由吹制，口沿的修整多采用火烧成圆唇等，进一步表明唐宋时期中国玻璃技术的掌握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13.2.2　甘肃玻璃的检验和分析

甘肃出土有自战国秦汉以来历代的玻璃制品。利用考古发现的玻璃材料，进行科学实验分析和测定工作以往做得比较少，这是造成中国古代玻璃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进展缓慢的制约因素之一。迄今只有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曾对甘肃酒泉汉墓出土的一件玻璃耳珰及甘肃灵台舍利塔出土的玻璃容器等，进行了化学成分的检验[16]。分析结果见表13.3。

图13.12　甘肃静宁县西汉墓葬出土的玻璃璧（甘肃省博物馆藏）

表13.3　甘肃出土的古代玻璃制品的化学成分 （%）

（续表）

从表13.3可知，玻璃制品西汉时为铅钡硅酸盐玻璃，而至宋代，已为钾钙硅酸盐玻璃，其变化情况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同。

13.3　青海的古代玻璃

青海邻近西藏、新疆和甘肃，有着悠久的青铜文化的历史。汉武帝开辟青海的湟中之后，因地处“丝绸之路”新疆地段的南道特殊位置，促使青海进入了文明时代。至今分布于青海湖北岸的尕海、向阳北的两处汉代城址，以及青海湖南岸的支东拉加汉代古城和汉临羌城等，即是汉代开辟青海及设置西海郡的历史物证。迄今已知青海出土的玻璃资料主要见于大通县的上孙家寨墓地及民和县的东垣村东汉墓两处。

13.3.1　发现的玻璃及其品种

1） 上孙家寨汉晋墓地出土的玻璃制品

上孙家寨汉晋墓地位于西宁市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北。1973—1981年，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汉晋墓葬182座。其中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的土圹墓、木椁墓和砖室墓中，出土汉代玻璃制品共84件，料珠（釉砂）共138件[41]。

玻璃耳珰有34件，光泽明亮，透明度强，分浅绿色、深绿色、浅蓝色和深蓝色。玻璃耳珰又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呈“T形”，共9件，深绿或浅绿色，中有穿孔；通长1.4～ 1.8 cm，粗端径1.05～ 1.7 cm，细端径0.45～ 0.55 cm。第二种略呈“喇叭形”，共6件，有浅绿色和深蓝色，中有穿孔；长1.4～ 2 cm，粗端径1.1～ 1.6 cm，细端径0.6～ 0.9 cm。第三种呈“束腰柱形”，共19件；浅蓝色或深蓝色，腰段增粗，细端径增长，中有穿孔；长1.8～ 2 cm，粗端径0.8～ 1.5 cm，细端径0.6～ 1.2 cm。

玻璃鼻塞1件，蓝色，无穿孔。略呈“蘑菇形”，长1.9 cm。

玻璃珠共49颗，透明或不透明，浅绿、深绿、浅蓝、蓝、深蓝、黄、红、白各色。呈“算珠状”或“圆鼓形”。尚有少量为两层玻璃间夹有金箔和表面涂有金箔的珠子，一般珠径有0.3～ 0.5 cm或0.5～ 0.8 cm。

2） 东垣村东汉墓地出土的玻璃制品

东垣村东汉墓地位于民和县川口镇东垣村南，发掘的一座东汉中期双室砖墓出土一件玻璃饰件[42]。饰件呈方形，铸制，中心稍凸起，两侧边均有凹口，凹口中心对穿一孔，边长1.7 cm。

13.3.2　玻璃制品的化学分析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请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对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部分玻璃耳珰和玻璃珠进行了化学组成、X射线衍射、显微镜观察和密度测定的综合分析[43]。为了便于进一步讨论青海出土的汉代玻璃，将分析结果列于表13.4中。

表13.4　青海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 （%）

*注：经X射线衍射分析，证明齿形料珠应属于釉砂一类物质。列入此表仅供比较。

通过表13.4所列举的部分玻璃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其成分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玻璃系统。

1） 铅钡玻璃

即表13.4中列举的AⅠ式、AⅡ式和AⅢ式的玻璃耳珰，均属于SiO2含量低、PbO和BaO含量高的Na2O—PbO—BaO—SiO2系统玻璃。玻璃史研究认为，在世界古代玻璃化学组成中同时兼含大量PbO和BaO的玻璃只有中国玻璃。玻璃耳珰（瑱）在中国许多省区的汉墓中广泛出土，其形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品，因此这种玻璃耳珰当属国产品中的一个类型。

2） 钠钙玻璃

即表13.4中列举的M37、M23、M5玻璃珠。迄今在中国出土的古代玻璃中，2世纪以前的钠钙玻璃出土数量比较少，通过对上孙家寨出土的部分玻璃珠成分与西方国家古代钠钙玻璃成分相类似的特点分析，推断其来源可能是外国输入的。

3） 钾硅玻璃

本文仅分析了M130出土的西汉晚期玻璃珠成分，是否仍有K2O—SiO2系统玻璃，需要对所有出土玻璃珠尽可能地进行测试。这种蓝色玻璃在中国广西、广东汉墓曾有广泛出土，在青海邻近的甘肃亦有发现。在中国出土的K2O含量较高的玻璃中，不论K2O—SiO2玻璃或K2O—CaO—SiO2玻璃，或10世纪的K2O—PbO—SiO2玻璃等，都具有MgO含量低的特点。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汉墓出土的钾玻璃采用了与西方不同的原料[45]。

13.4　宁夏的古代玻璃

宁夏是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之地，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的辖区之一，地域与历史文化很有特点。宁夏出土的汉唐时期的玻璃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批玻璃材料均为出土品，年代确切，为研究中国玻璃即玻璃商品和科技输入的道路提供了重要例证。

13.4.1　玻璃的重要遗址

1） 两汉时期

迄今已知出土汉代玻璃的墓葬主要有宁夏盐池县的张家场墓地[46]、吴忠县（今吴忠市，下同）的关马湖墓地[47]、同心县的倒墩子匈奴墓地[48]、固原县的北原东汉墓地和鸦儿沟汉墓地等[49—50]。这批两汉墓葬均出土过一定数量的玻璃珠、管项饰，以及玻璃耳珰和玻璃瑱等。其中玻璃瑱或耳珰的造型均相同，蓝色或淡蓝色，透明或不透明，呈“束腰柱形”，中有穿孔，长1.2～1.5 cm，孔径0.2 cm。

2）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的玻璃制品主要见于固原的墓葬，其中有李贤墓[51]和田弘墓[52]等。两座大墓均出土了一批色泽丰富的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玻璃花残片，以及引人注目的萨珊玻璃珍品。李贤墓出土的萨珊玻璃碗，淡黄绿色，内含小气泡，透明度好，平沿、直口，腹外周饰两圈凸起的圆形圈纹。口径9.5 cm，高8 cm，腹深6.8 cm，下腹部最大直径9.8 cm。此件玻璃器皿已有学者做过个案研究[53]。而田弘墓出土的鎏金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及玻璃花瓣残片，是值得注意的一批玻璃品。

3）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玻璃出土物主要见于固原南郊隋唐墓葬。主要有隋正议大夫史射勿墓[54]、唐史诃耽墓[55]，以及盐池县唐墓[56]等。其中唐史诃耽墓出土的六曲瓣状玻璃碗（图13.13）和玻璃花残件，其玻璃工艺甚佳。尤其是盐池县唐墓出土的两件墨绿色、有小气泡、呈球状腹的小玻璃瓶，其形制、工艺都与甘肃泾川县、灵台出土的唐代短颈、球腹的小玻璃瓶和葫芦瓶相近，当属中国本土所生产的小玻璃器皿。这种判断，尚待科学的实验与分析，以作判定及比较研究。

13.4.2　田弘墓出土玻璃珠的测试检验

北周田弘墓的发掘，为1996年中日合作发掘项目[57]。日本学者从900颗玻璃串珠中选出8颗做了铅同位素比值与化学成分测定，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及玻璃珠概况见表13.5。

图13.13　宁夏固原县唐史诃耽墓出土的唐代玻璃碗（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

表13.5　北周田弘墓出土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及玻璃珠概况

从表13.5的分析结果可知，玻璃中皆含有铝。换言之，这批串珠大体均属铅玻璃。

13.5　内蒙古的古代玻璃

内蒙古曾是古代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杂居，牧业文化和农业文化交错分布地带。尤其是先秦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和东胡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13.5.1　匈奴墓出土的玻璃

匈奴墓出土玻璃制品的资料主要来自外贝加尔地区、蒙古，以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发掘品。国外的考古发掘主要在诺颜乌拉山和达尔罕山的匈奴墓地，出土了一批玻璃珠饰的项链，以及“中国汉代祭祀用的玻璃圆盘”等[58—59]。60多年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匈奴墓葬发掘出土的玻璃制品列举如下。

1） 桃红巴拉匈奴墓地出土的玻璃制品

桃红巴拉匈奴墓地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下同）杭锦旗东南45 km的桃红巴拉村。1973年发掘7座墓葬，时代约为战国时期[60]。墓葬为长方形坚穴土坑墓，头向北，仰身直肢。随葬遗物以铜器为主，还有铁器、金器、骨器、陶器、石器和珠饰等。出土的349颗“石串珠”中，有天蓝色、呈圆柱形的玻璃管珠等制品（图13.14）。

2） 西沟畔匈奴墓地出土的玻璃制品

西沟畔匈奴墓地位于内蒙古唯格尔旗布尔陶亥乡西沟畔村。1979年和1980年共发掘12座墓葬，时代约为西汉初期[61—62]。其中M4除出土金器、银器、铜器、玉器等贵重文物外，仅玻璃珠就出土155 颗，按其用途可分为头饰、顶饰、项饰中的玻璃制品。玻璃珠呈扁椭圆形、圆形和柱状形，颜色有浅黄、浅蓝和深蓝色。

此外，毛庆沟、范家窑子、补洞沟、水间门沟等战国至汉代的一批墓葬也曾有玻璃制品的饰物出土[63]。(www.xing528.com)

13.5.2　鲜卑墓出土的玻璃

鲜卑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东胡系的狩猎、游牧民族，亦是中国第一个进入中原建立北魏王朝的重要民族。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在内蒙古和辽宁等地发现的若干批鲜卑族文物中就有大量的玻璃制品，主要发现如下。

1） 扎赉诺尔鲜卑墓地出土的玻璃制品

扎赉诺尔鲜卑墓地位于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火车站南约5 km。1959年发现以来，曾多次进行过发掘，时代约为汉代[64—65]；其中M5的珠饰中就含有呈算珠状的绿色玻璃珠。1986年扎赉诺尔墓地出土了大量玻璃珠。

2） 完工索木鲜卑墓地出土的玻璃制品

完工索木鲜卑墓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1961—1963年发掘，时代约为汉代[66]。墓地曾出土一批管状、扁体橄榄形、扁球形、扁状多面棱柱形等各种玻璃珠饰。其中M2出土18颗玻璃珠中，16颗为绿色；2颗为包金箔的小玻璃珠，其工艺风格同新疆山普拉、尼雅墓地，青海上孙家寨墓地所出汉代玻璃珠相似。

3） 伊敏河地区鲜卑墓地出土的玻璃制品

1979—1980年，呼盟文物工作站配合伊敏河地区铁路工程建设，发掘了伊敏车站和孟根楚鲁两处墓葬共11座，时代为西汉至东汉时期[67]。墓地出土一批石、琥珀、绿松石、玻璃珠饰；其中玻璃珠，绿色，呈圆鼓状，直径0.5 cm。类似的玻璃珠在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68]、察右后旗二兰虎沟[69]、额右旗拉布达林以及呼和浩特地区的鲜卑墓葬中都有出土。

4） 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制品

图13.14　内蒙古桃红巴拉匈奴墓地出土的约战国时期玻璃、玛瑙、绿松石等串饰

辽宁北票冯素弗墓（415年）出土了5件玻璃器[70]。有吹制的鸭形器皿和玻璃碗（图13.15）、杯、钵及残器底。对这批玻璃器，曾有学者做过样品成分的检验和玻璃产地的考证，属钠钙系玻璃，可归入罗马进口的玻璃器皿[40]。

13.5.3　内蒙古汉墓出土的玻璃

本节所列举材料均出自魏坚编著的《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一书[71]。内蒙古中南部曾是汉王朝抵御匈奴、屯垦戍边的特殊地理位置，所设置的朔方、五原、云中、西河、定襄、雁门等诸郡辖制之地，因大量的移民垦殖活动，留下了诸多古城、古墓等汉文化遗存。其中汉代玻璃就是这一历史文化遗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 磴口县汉墓出土的玻璃制品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主要发掘了纳林套海汉墓群和沙金套海汉墓群两处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大型墓地。纳林套海45座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单色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和玻璃耳瑱。如M39：18，蓝色玻璃珠，呈扁圆形，中穿孔，直径0.5 cm；M39：9，蜻蜓眼玻璃珠，圆形，蓝色，珠上嵌多个白色泛黄的椭圆形料，椭圆形料中有暗红色，暗红色料中又嵌白色料。中穿孔，孔两端磨平，直径1 cm。玻璃耳瑱，蓝色，呈钉状，中穿孔。M3：24，长1.5 cm；M30：6，长1.55 cm。沙金套海39座汉墓中出土的玻璃耳瑱形制有别，如M15：9，碧蓝色，束腰细柄，尾端平齐，顶端作蘑菇状，尾至顶端有细孔，长1.5 cm；M25：12，黄绿色，半透明，束腰细柄，尾端稍尖，顶端作圆形帽状，有凸沿，长22 cm。

2） 鄂尔多斯汉墓出土的玻璃制品

鄂尔多斯高原地处黄河大回折之内，西南与宁夏，南与陕西，东与内蒙古的包头、呼和浩特和山西为邻，汉代墓葬广泛分布。1988—1992年发掘了一处汉墓群，这处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28座汉墓所出土的玻璃瑱的形制又是另一种类型。玻璃耳瑱，无色透明，器表布满黄色碱锈，整体略作长柄小顶的蘑菇状。M2：24，长3 cm；M2：26，长2 cm。

3） 包头召湾汉墓出土的玻璃制品

包头召湾汉墓位于包头市南郊的召湾村北。1954—1993年共发掘了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的汉墓84座。其中1992—1993年发掘汉墓中就出土一批玻璃耳瑱、玻璃鼻塞、耳坠等玻璃制品。其中耳瑱的器形同上述磴口汉墓和鄂尔多斯汉墓出土的耳瑱有很大差别。这一处墓地出土的耳瑱器形与青海、甘肃、宁夏汉墓所出相同。基本器形特点皆为喇叭口状，束腰，中穿孔，分深口或浅口两式。如M74：6和M74：7为一对，柱状，束腰，上下两端喇叭口呈深口状，长2 cm。M62：18和M62：19，上下两端的喇叭口呈小圆形口，较浅，平直。M62：18，长1.7 cm；M62：19，长1.1 cm。玻璃鼻塞出土亦是召湾汉墓的一个特点，呈圆锥形和圆柱形。M62：20，圆锥形，底一孔，至尖顶部分为两孔，长1 cm；M74：8，圆柱形，中穿孔，长5 cm；M74：9，圆柱形，中穿孔，长6 cm。

4） 乌盖陶勒盖汉墓出土的玻璃制品

图13.15　辽宁北票县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碗（辽宁省博物馆藏）

乌盖陶勒盖汉墓位于伊克昭盟杭锦旗钖尼镇东8 km，汉文史籍记载，杭锦旗曾为汉武帝至王莽时期的西河郡辖地，墓地附近的哈劳柴登汉城即为故址。过去曾有百余汉墓因附近烧砖取土被破坏。1987年发掘了14座墓。其中M8墓主人右手臂下出土一件玻璃质的羊形挂件，蓝色玻璃，卧羊造型，羊角下弯，腹部横穿一孔，通高1.3 cm、宽1.4 cm。此外，乌兰察布盟（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下同）的阴山以南地区、巴彦淖尔盟（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市等地汉墓也都出土过项链、耳饰等汉代玻璃制品。

13.5.4　辽代墓出土的玻璃

20多年来，内蒙古辽代墓葬、城址的考古发掘有了很大收获。辽代契丹人墓葬曾出土一些玻璃器皿。如1986年发掘的陈国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出土的玻璃器皿[72]，其造型和工艺的特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陈国公主墓的年代为辽开泰七年（1018年），出土了磨刻花盘口细颈瓶1件、磨雕四棱锥钉纹盘1件（图13.16）、高颈瓶2件、把杯4件（图13.17）等玻璃器皿。同时代的玻璃器皿曾在内蒙古赤峰市、辽宁朝阳姑营子、辽宁朝阳北塔等墓葬中均有所出土。学者研究认为，这是一批伊斯兰玻璃输入辽的物证[73]。

图13.16　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玻璃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13.17　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玻璃把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致谢：自从承担了“中国北方和西北的古代玻璃技术”一章的编著，着手于汇集各省区古代玻璃的资料之后，就感受到其工作的难度。在西北和北方各省区出土玻璃的调研活动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新疆和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文物局、考古所、博物馆，以及敦煌研究院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承蒙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晓燕所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宁夏博物馆的许成、卫忠、陈坤、李进增、钟侃增诸先生，以及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傅宁先生和历史部主任黄雪寅女士等的支持和协助，使本章作者张平能有幸看到发掘出土的古代玻璃实物。特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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