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技术-清代其他产地-12.4玻璃产地

图12.3　广东汕头市明代墓葬出土的玻璃发簪

图12.4　香港关善明收藏的明代白色玻璃组佩

在明代的270余年中，山东颜神镇的玻璃业无论是在产品的品种上还是在工艺技术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吹制产品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正因为如此，颜神镇的玻璃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经营也越来越兴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颜神镇玻璃业创建了“炉神庙”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在全国范围内，除颜神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玻璃产地？这是张维用一直在文献古籍中苦苦搜寻的。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和《南州异物志》都提到：欲作玻璃器必“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古代社会，每一生产行业都出现在其原料产地附近，这是其一；另，清方以智《物理小识》云：“三保太监曾携西洋烧玻璃人来”。那么，粤广之地既产玻璃原料“自然灰”，又是三保太监屡下西洋所必经之地，据此推测，广东一带在明代应有玻璃生产，因为这里在晋代就曾有过玻璃生产，东晋葛洪《抱朴子》云：“外国作水精碗……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如果明代广东产玻璃只是一种推测的话，明徐《徐氏笔精》里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确实的了。该书《料丝灯》条云：“料丝灯，出滇金齿者胜……以玛瑙、紫石英诸药为屑，煮腐如粉……以煮料为丝，故名‘料丝灯’”。“金齿”，是中国西南地区有以金色涂牙齿习俗的若干少数民族的统称，古时称“金齿蛮”。明时曾在云南永昌设置“金齿卫”，徐所说“金齿”，应指今云南永昌一带。虽然徐所记原料、配方、工艺等多有失实，却也难怪。在为了生存必须对工艺技术保密的情况下，徐偏要拿这个问题去“询之土人”，自然只能得到这样的解答。

明代在其他地方出土的玻璃器，有四川成都梁家巷出土的玻璃珠，山东梁山出土的玻璃杯，北京护国寺西舍利塔和天宁寺出土的玻璃碗、盘（共3件），以及江苏扬州市梅花岭史可法衣冠冢出土的一套玻璃带板，带板每块长9 cm、宽6 cm，涅白色玻璃质[5]。

12.2　清代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

据孙廷铨《颜山杂记》载：“当明之末，……江北旱灾，琉璃之家，死者什九”，可见明代末年，作为全国玻璃生产中心的颜神镇当时受到多么严重的影响。想要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自清兵入关之后，一直到康熙初年，玻璃制造业才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清代的康熙和乾隆皇帝都很重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并把一些传教士安排在宫廷内的机构工作，如纪文、汪执中被安排在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工作。西方玻璃技术的引进与使用，极大地推动了清代玻璃业的发展。

清代是中国古代玻璃器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玻璃品种繁多，工艺技术高超。清代玻璃生产分南北两地。据杨伯达先生考证，南方以广州玻璃制造业为中心，北方仍以博山为中心。而内廷玻璃厂则融合南北玻璃技法与欧洲玻璃技法而别具一格。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修纂的《太原府志》卷十五有这样一段记载：“琉璃，出阳曲交城山中。有矿石色微红，不甚坚硬，土人取捣成末，如炼硫黄法炼成，以为簪环钮之属，五色胥备。间有用以制灯者。今府南关有琉璃店。”阳曲交城的玻璃生产是否和北魏时平城（今大同）月支人所造的“五色玻璃”有一定关系，因资料太少，不得而知。但从其产品为“簪环钮之属”来看，又似乎两者很少有直接关系。但不管如何，张维用从这段记载中又找到了一处确切的清代玻璃产地。另据其他零星资料，似乎苏州、丹阳、重庆等地也曾有玻璃生产。现谨将清代各主要玻璃产地分别介绍如下。

明代的人以籍分的制度没有沿袭到清代，《皇朝文献通考》上载有一条清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的上谕：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军籍、医籍、匠籍、驿籍、灶籍，皆世其业，以应差役。自是除之。后民籍之外，惟灶丁为世业。

人以籍分的废除了，在颜神镇为明朝廷监制玻璃贡品的孙氏家族失去了“供役工匠”的身份，像“青帘”等贡品的生产自然也停止了。清康熙初年，下诏内务府下设造办处，集中了各行各业的工匠包括许多西洋技术人员，为宫廷制造各种所需物品。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造办处内分设“作房”，有弓作、鞍马作、盔头作、裱作、绣作、匣作、油木作、金玉作、珐琅作、铜镀作、灯裁作、如意馆、琉璃厂、自鸣钟处、铸炉处、炮枪处、舆图房、画院等。其中，如意馆是为各作房设计图样的；琉璃厂是烧造琉璃砖瓦的窑场。这些作房，后来常有裁并或增添，最多时达“六十一行”，可见清代的宫廷造办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

康熙皇帝玄烨崇尚西学，尤其对西洋传来的玻璃制品很感兴趣。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玄烨通过法国传教士要求法国派熟悉制造珐琅及玻璃器的传教士来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一批法国传教士从里斯本登船抵澳门，其中就有熟悉制造玻璃器的中文名为纪理安（英文名Kilian Stumpt）的神父[9]。于是玄烨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下诏造办处设“玻璃厂”，由纪理安参与玻璃厂的筹建。玻璃厂于当年就开始生产玻璃制品，并通过传教士致函法国政府，转达康熙皇帝的意愿：“乞请由我们法国玻璃厂中选派一位或两位熟练玻璃工匠来华，以便制造出如同中国的玻璃和水晶，以至镜面、釉色。亦请选派珐琅匠一名”[9]。这就是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设置的起因和初创时的情况。由此可见玻璃厂创建之初，除西洋传教士纪理安参与筹划之外，还有非神职的专职法国玻璃工匠在玻璃厂从事技术工作。

造办处各作工匠分“北匠”和“南匠”。凡北京附近、华北诸省及新疆少数民族匠役皆属北匠；江南各省匠役及西洋工匠皆属南匠。南匠之中又分三种：世代隶于内务府永不南归者曰“抬旗匠”；常年在宫中服役，年老放归原籍者曰“供奉南匠”；完成某项制造任务后即资遣者曰“临时南匠”。由于玻璃厂最初的匠役和匠役长多为西洋人充任，稍后，有广东督抚衙门选送的玻璃工匠陈向贵、周俊到造办处玻璃厂服役，自然就应属“南匠”。再往后，从清宫造办处的档案来看，已不见广东工匠在玻璃厂服役，而改为由山东省府衙门选送的博山玻璃工匠了。从当年造办处的档案表查找，博山工匠在玻璃厂服役有姓名可考的，如乾隆年间的何崇福，嘉庆年间的郝珍、郝兰、郝海，道光年间的张坤、李克成等。另外从博山玻璃业人士中还了解到，光绪年间郝志荣、任子久等也曾进玻璃厂服役。博山虽地处江北，但根据工艺作风，博山玻璃工匠仍属南匠系统。

造办处玻璃厂创建之初，基本上是西洋传教士和工匠按照西洋的工艺技术建造窑炉、设计配方，并由这些西洋人亲自制作各种玻璃器。他们还带过一些中国学徒，传教工艺操作。所以那段时期玻璃厂的产品，无论是玻璃的材质成分、器物造型还是制作手法，都明显地带有西洋玻璃的特征。但当广东和博山的玻璃工匠参与玻璃厂的生产活动以后，所作产品从器形到纹饰，就又回复到中国的民族风格上来了。

康熙年间，纪理安在玻璃厂主事期间，曾用西洋的玻璃技术制造了很多大型的玻璃器皿。其技术的关键在于铁制的“吹筒”。当时颜神镇吹制玻璃仍使用“琉璃管”。纪理安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卒于北京，到乾隆五年（1740年）又来了一个法国人纪文。纪文是基督教徒，但非神职人员，倒是一个专业的玻璃匠，他对乾隆时期玻璃厂所产的大型玻璃器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至迟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已有博山玻璃工匠在玻璃厂服役，而纪文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卒于北京。可是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十七日，弘历忽然传旨，问玻璃厂中的“西洋人有会吹玻璃之人无有”，造办处“于十月二十一日，郎中白士秀将问得西洋人俱说无有会吹玻璃之人，缮折具奏”[9]。可见当时玻璃厂的大型玻璃器尚非博山工匠所制。但后来博山工匠如嘉庆年间的郝氏三人，道光年间的张、李二人，都是以“吹玻璃匠”的身份在玻璃厂服役的。博山玻璃业使用铁吹筒制造大型玻璃器的技术，在这里找到了根源。

康熙时期（1662—1722）玻璃业的成就表现在创造套料，并使单色玻璃器的制造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器形来说，完全摒弃了唐宋以来的薄胎瓶，简单的杯、碗造型，而是兼采玉器、瓷器等各类工艺的优秀器形，创造出全新的玻璃形制，例如水丞、鱼缸、笔筒等。康熙时期的玻璃色彩丰富，色度纯正、艳丽，可以说是“白如水晶，红如火齐”。雍正时期（1723—1735）继承了康熙时期玻璃器的生产技术和特色，并有所发展，生产还是相当活跃，但仅局限于色彩的更加丰富、纯度更高，其他方面没有大的发展，个别环节还不如康熙时期。清代中期即乾隆至嘉庆初年（1736—1805），是清代玻璃生产的极盛期[10]。

康熙时期的玻璃器目前存世很少，比较珍贵的一件是目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透明玻璃水丞（图12.5）。该玻璃水丞高7 cm，口径为2.8 cm。水丞无色透明，质地洁净。器有盖，腹部下垂，平底。器腹表面经过琢磨，呈八面莲花，器盖抹饰六角形连锁图案。口沿、盖与肩部组合恰如一个茄蒂。底部阴刻“康熙御制”篆书款。此水丞造型奇特，类似墨水瓶，装饰手法迥异于中国传统技术，兼之又有“康熙御制”的款识，应是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的西方传教士指导所造。这件水丞的制作方法是先用吹制法成型，然后用琢磨玻璃技术磨出花纹，而款识的制作，应是造办处的中国玉匠采用琢玉法碾磨出来的[4—5]。

雍正时期，胤禛为了便于控制玻璃厂，将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迁到圆明园六所。这个时期玻璃厂的作品较多，如葡萄色玻璃杯、仿红玛瑙玻璃器皿、涅白玻璃小圆水丞、涅白玻璃套红三足笔洗、两面镶嵌珐琅片翡翠色玻璃小瓶等。颜色上有仿玛瑙红、翡翠绿、琥珀蜜蜡黄、亮紫、浅黄、亮浅蓝等。器形有八棱瓶、小缸、水盂、渣斗、圆盒等多种。这些玻璃器在采用模铸成型时技术上有欠缺，出现了一些气泡和糟坑，但质量尚好，仍为清早期玻璃器中的佳品。雍正时期比较典型的一件玻璃器物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黄玻璃菊瓣式渣斗（图12.6）。此器制作规整，造型典雅，色彩艳丽。器为敞口、宽腹、圈足。高9.9 cm，口径9.7 cm。从口部到底部以凹凸手法装饰成十六瓣菊花式。底部镌刻“雍正年制”双直行四字楷书阴刻款[4，10]。

历史学者和文物收藏界普遍认为，清乾隆二十余年以后，造办处玻璃厂的产品水平急剧下降。也有人以为，这个现象与纪文的死去有直接关系。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从纪文去世到清代灭亡的150余年中，玻璃厂的产品一直走下坡路，那就是社会变迁国力衰败所造成的了。

图12.5　清康熙时期透明玻璃水丞（故宫博物院藏）

图12.6　清雍正时期黄玻璃菊瓣式渣斗（故宫博物院藏）

对造办处玻璃厂烧制玻璃的工艺技术，已有许多专家做过探讨。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聘请西方玻璃制作技师，在玻璃制作上引进了西方技术，主要体现在：① 雕花的琢磨工艺；② 套色的搅丝工艺；③ 用金（Au）胶体颗粒着色的金红玻璃；④ 基质玻璃还是应用元、明时期博山的玻璃成分K2O—CaO—SiO2，但引氧化硼提高玻璃的物化性能。清代玻璃的化学成分见表12.2[11]。据造办处当年的档案来看，其所用窑炉有大窑、小窑之分，大窑可制造大型的玻璃器。这和当时博山所用的炉型（详见12.3节）明显是不同的。所用燃料是木柴。其熔炼玻璃所用配方，早期受西洋配方影响，比如投入硼砂和白砒等；后期基本采用博山的传统玻璃配方。至于玻璃厂所熔炼出的各种玻璃的颜色和产品的各种名称及造型，有人根据乾隆年间的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做过统计，从这个统计中大约能看出当年造办处玻璃厂产品的面貌和技术水平。

档案中所见的玻璃颜色有：

白：亮白、呆白、月白。

黄：黄、呆黄、柿黄、鹅黄、酒黄、琥珀色、金珀色、米黄、茶色。

红：红、大红、亮红、粉红、金子红。

蓝：亮蓝、呆蓝、紫青、深蓝、雨过天晴、顶元紫、顶元紫青。

绿：绿、亮绿、浅绿、翡翠。

套色：套红、套绿、套蓝、套紫、套青、亮白套红、呆白套红、月白套红、米色套红、呆黄套红、呆蓝套红、绿套红、红套白、红绿套白、红套蓝、红套绿、呆白套绿、米色套绿、呆绿套蓝、蓝白。

复色：金星、绿金星、金星红、蓝金星、缠丝、白缠丝、呆白点子、白玻璃点红。

档案中所见的玻璃器形有：

碗盘类：碗、盏、盘、盆、钵、小碟、茶盅、寿星小盅、小盅、大碗、铙碗、盖碗、小盖碗、菊花碟、菱花托盘、花盆、盆景、面盆、有盖痰盂、鱼缸、平底缸。

表12.2　清代玻璃的化学成分 （%）

注：光谱分析表明，红色玻璃中有微量金元素。

瓶尊罐类：花瓶、小瓶、大花瓶、六方瓶、小扁瓶、方瓶、酒瓶、胆瓶、蒜头瓶、葫芦瓶、合欢瓶、八棱瓶、纸槌瓶、有棱瓶、橄榄瓶、焦叶瓶、观音瓶、双管瓶、小梅瓶、双喜瓶、松竹梅瓶、包袱式瓶、双陆马瓶、马瓶、匙筋瓶、六方尊、双喜尊、合欢罐、石榴罐、美人觚、渣斗、鼻烟壶、鼻烟罐、花浇。

文房陈设类：笔筒、笔架、笔洗、水盛、小水丞、水吸、棋子、大棋子、象棋子、葵花洗、菱花洗、如意、规矩套、方盒、香盒、三足圆盒、压纸、花插、花囊、石榴水盛、圆章、引首、插屏、桌灯、灯套、灯、灯罩、蜡阡、磬、玻璃花陈设。

法器供品类：念珠、教珠、朝珠、经匣、五供、法盏、小圆炉、小乳炉。

其他：帽顶、鹅脖、太平车[9]。

以上的这个统计比较详尽，但须进一步加以说明。

查乾隆十七年（1752年）造办处档案，其工料清单中有“配玻璃用头等金叶三两”一项，对照上述各种玻璃颜色中，就有“金子红”一种。这是用黄金为着色剂熔炼出来的具有深沉的玫瑰色的半透明的玻璃料，是由西洋人带来的配方和技术；在造办处玻璃厂的产品中，这种颜色较为多见。尤其在乾隆年间，用半透明的白色玻璃作“地”，外套以“金子红”色制成的鼻烟壶，再施以精细的雕琢工艺，在当时就颇受人们的喜爱，到嘉庆年间，社会上就已经称其为“老套红”，足见其珍视程度。

这种“金子红”于嘉庆年间传入博山，博山胡姓一家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创建万祥炉，第一个熔炼出了这种玻璃，称作“金红”。其法是以足赤金捶成极薄之金箔，剪成韭叶宽之金叶。再用铜碛加入其他材料提炼一种药物，置瓷碗中，加热熔化金叶，当水晶玻璃料接近成熟时投入，即得金红。不过近世已改用“王水”溶金。若继续用原硝罐熔炼金红，投金量可减少。此种金红的配方和熔炼技术，在博山并未失传，只是近年已很少再熔炼了。图12.7为胶体金颗粒着色的“金子红”花鸟纹长颈玻璃瓶。“金子红”玻璃着色机理可参见本书第2章的相关部分。

造办处玻璃厂所熔炼的一种黄色玻璃料，光泽晶莹、温润凝重，抛光后似被酥油浸透。这种黄色玻璃的配方和熔炼技术于民国年间传入博山。当时曾有许多家炉户都想试熔这种黄色科，因为这种料价格昂贵，且最受买主欢迎。但最后只有周氏鸿升东炉一家熔炼成功。博山人给这种黄料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鸡油黄”，其成分是以铅、砷含量高为其特征（图12.8）[12]。在熔炼中，由于此料有瞬间呈色的特性，往往在制作过程中，铅继续氧化而使后面的产品改变颜色。而且其成熟温度难以把握，十次之中难有一两次成功，风险也很大。正因如此，国际工艺品和古玩市场一直将鸡油黄视为最贵重的玻璃色料，价格居高不下。近年来山东博山、河北衡水等地多有熔炼此料者，但很少有达到理想效果。

图12.7　白地套红清代花鸟纹长颈玻璃瓶

上述统计中所提到的“金星”玻璃，不是中国传统的玻璃品种，是在西方传教士汪执中、纪文的参与和制导下，于乾隆六年（1741年）烧制成功的，但当时的产量很少。最早有人用其译名，称其为“咖什伦”或“温都里那石”，后来，大家都叫它“金星玻”。它是一种含有结晶颗粒而显示金属色泽的闪光的玻璃，原理是利用某些金属如铜等在玻璃液中溶解度很小的特性，而在一定温度下从玻璃液中析出，获得金属色泽和星光效果。比较典型的玻璃器物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乾隆时期的金星玻璃三阳开泰山子和金星玻璃天鸡式水盂（图12.9）。这件金星玻璃天鸡式水盂采用“失蜡铸造法”制作，也有人称之为“水晶玻璃脱蜡制造法”。此水盂长21.5 cm，高15 cm，鸭嘴、羊须、凤尾，呈卧姿回首状。表面纹饰细致而精美，天鸡造型是取其神威以保平安的意思[5，10]。所谓“绿金星”“蓝金星”等都很常见，是因为金色只有在深色的地子上才能更光耀醒目，这是色彩学上的常识。至于蓝金星是有意仿青金石，也是有可能的。制作之法亦很简单：将金星玻料粉碎，过筛过箩，取粒度均匀适度者撒布石案上；吹蓝或黑玻璃泡，趁其未凝滚蘸金星玻粒于其上，再入炉加热使金粒与玻璃包融合，最后入模成型。继造办处玻璃厂之后，此法在博山延续未绝。

图12.8　清代黄色花卉纹长颈玻璃瓶

图12.9　清乾隆时期金星玻璃天鸡式水盂（故宫博物院藏）

图12.10　清乾隆时期搅胎玻璃瓶（故宫博物院藏）

另外，玻璃厂的所谓“缠丝”和《颜山杂记》中所说缠丝不是一种工艺。前者是西方技术，两种颜色规整相间，不相混杂，依杨伯达先生称作“搅胎”或“搅纹”似乎更妥。图12.10为乾隆时期的搅胎玻璃瓶[12]。瓶高20.8 cm，口径11 cm。瓶喇叭状圆口，口沿外撇，颈直且较长，约占全器的二分之一弱。腹部类鹅卵形，最大径偏上，近底处束紧，高圈足。足底阴刻楷书“乾隆年制”四字款分布周边的上、下、右、左处。瓶的口沿和足部为碧绿色，颈、腹部饰白、蓝、红三色相间的条带纹，斜向缠绕全器，其颜色的相间规律为白、红、白、蓝。此瓶颜色纯正，质地洁净，造型雅致，纹饰流畅活泼，如行云流水，为本来静止的器物注入了勃勃生机，是不可多得的古代玻璃珍品[5，10]。

最值得一提的是造办处玻璃厂生产的鼻烟壶。这种产品在玻璃厂中所产的数量最大，而且在康熙年间开始出现，此前没有。玻璃鼻烟壶出现于康熙时期，这已由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七中的一段记载所证实。该书写作于康熙四十二年至康熙四十三年（1703—1704）之间，作者所见烟壶虽“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但皆为单色制成。而且作者认为这些烟壶“皆内府造，民间抑或仿而为之，终不及”。王士祯似乎没有见过“套色”的烟壶。到同治年间，赵之谦（晚清书画家）的《勇庐闲诘》对此就有了更明确的记载：“康熙中所制，浑朴简古，艳照烂如异宝。乾隆以来，巧匠刻画，远过詹成。矩凿所至，细入毫发，扪之有棱。龙凤盘螭，鱼雁花草，山川彝鼎，千名百种，渊乎清妙”。这说明康熙玻璃烟壶尚简古，以色泽取胜，自是单色玻璃所制无疑。而“乾隆以来”所制，是精细的雕工胜过南宋名匠詹成的雕琢品。赵之谦曾说见过康熙时期的套色壶，“红者二，蓝者一”，以为“希世珍也”。这首先要对赵之谦所说的“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其原文曰：“……更有兼套，曰二采、三采、四采、五采；或重叠套，雕镂皆精绝。”

这里面说明了三个问题：① “兼套”是指在白色烟壶的制作中，于壶之腹面趁热粘贴上一种或多种颜色的玻璃料块，并经冷加工将其雕琢成红花、绿叶、黄鸟、黑山石之类花纹。这种工艺近年来博山仍有，叫做“多彩”。赵之谦所见康熙套红、蓝壶，可能就是这种，而且只是“套”一种颜色。② “重叠套”是指后世所说的“套料”，张维用撰写《琉璃志》时给它定名为“套色琉璃雕琢”。这是用两种颜色玻璃复合制成的。传世的此类产品如瓶、碗之类，多为两色相套，烟壶则偶尔有三色的。张维用前些年琢有六层颜色相套的烟壶，那是特意为之。③ 无论兼套或重叠套，制成之后，只能算是一件半成品毛坯，不经过冷加工的雕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据乾隆十八年（1753年）造办处所开一年的“工料价银清单”，有“硼砂，六百一斤八两，每斤银二钱四分，共用银一百六十八两四钱二分”一项。乾隆十八年（1753年），西洋匠役纪文尚在玻璃厂，玻璃配方中有硼砂是西洋玻璃的特征，可以提高玻璃耐热膨胀的能力，这是当时博山玻璃中所没有的。后来，博山的玻璃配方中有时也采用硼砂，熔炼出来的玻璃称“高料”，可见当时造办处玻璃厂的西方玻璃技术对中国玻璃业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

造办处档案道光十七年（1837年）玻璃厂“二次节活用过物料……分析细数”所开的“铁磨它（铊）”“松香”“皮条”“木轴”“铜它”“钢它”等物，说明当时玻璃厂已具备了与玻璃制造相配套的冷加工手段。传统的琢磨机械是用檀木轴；用双足驱动而以皮条传动；以松香和红土（氧化铁）混合而成的“火漆胶”可用于将铊轮固定在木轴端。铊轮有铁、钢、铜质三种，铁铊、钢铊用于粗磨，铜铊用于细磨。另有木铊轮用于抛光，未见于“清单”之中。当年担任冷加工的工匠，可能由苏州、北京等地征调高明的玉匠应差，而博山的“轮子匠”从未听说有到玻璃厂服役的。这是因为博山轮子匠的技术水平远不及苏州、北京玉匠之故。这就是清代早期造办处玻璃厂各类产品琢磨精良的原因。

12.3　博山的玻璃制造业

山东颜神镇至少在元、明两代就已经是中国玻璃生产重要产地之一。其规模之大，技术水平之高，延续时间之长是其他各产地所不及的。经过了明末那场“琉璃之家，死者什九”的灾难之后，清代初期开始了迅速的恢复过程。颜神镇一向有煤炭、陶瓷、玻璃三大产业作为经济支柱，经过短期的休养生息，颜神镇民市殷实、税赋增加，终于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割益都、淄川、莱芜三县之地，于颜神镇设博山县。

博山的玻璃业在明代已有的基础上，从工艺技术、产品品种等方面又有了大的发展，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作为玻璃业的根本设备——炉，有了功能上的分化。这种分化虽然在明代可能已经出现，但是到了清代才最后完成、定型，并一直延续至今。为了说明清代博山玻璃生产在产品品种和工艺水平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引人注目的大发展，首先要从玻璃生产最根本的设备——炉谈起。

从博山大街发掘的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遗址中的炉底部残迹来看，张维用认为这是一种“未分化炉型”。即在此炉中熔炼玻璃料液，玻璃工匠亦在此炉中取料制作各种产品。正因为此时玻璃炉的炉型基本是一种式样，这就大大限制了玻璃的颜色和产品品种的多样化。经过明代200余年的时间，博山玻璃业自身的工艺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也越来越成熟。仅玻璃生产所用的炉型就分化为三大类，即大炉、圆炉、米珠炉。

12.3.1　大炉

大炉是把各种原料熔炼为玻璃，并可制成各种成品和半成品。其半成品——各色料条，又是圆炉和米珠炉的原料。所以说大炉是玻璃业的“龙首”，在玻璃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炉的炉型分地上、地下两部分。地下有1 m多深的炉坑，其上为炉腔，两者之间以枣木棒为炉条。生火时，炉条上垫很厚一层炉渣，火势上升，空气由下补入，故炉温虽达1 000余度，枣木棒亦不至烧毁。炉腔中央置一坩埚，俗称“硝罐”。炉顶有孔，为出烟和火焰之处。炉正面开炉门一个，坩埚即由此置入炉中，并投入原料。坩埚四周加煤炭后将炉门砌死，只在坩埚口部稍高地方留一孔，为熔炼中继续投料和加添煤炭的地方。料熟，亦从此口取料。

大炉根据其所生产的产品不同，又分为若干种：

1） 水响货炉

水响货炉又称响水货炉，是水货炉和响货炉的统称。小鱼缸（即麸缸，诱捕小鱼用）、琉璃水烟袋、糖水瓶、玩具葫芦等属水货；鼓珰、喇叭（即《颜山杂记》所说的“响器”）、抽筒（鱼缸换水用）等属响货。水响货炉所生产的多属小型、轻型产品，有一些属于年节应景的玩具之类，故水响货炉生产的季节性很强，只有每年冬季到次年春季是旺季，其他时间只得歇炉另谋生计。水响货炉在生产工艺上的根本特点是不用铁吹筒，而是用《颜山杂记》上所说的“琉璃管”吹制。铁吹筒形制粗大，取料必多，所制作必是大型产品。

水响货炉的生产属小本经营，只需四人即可生产：一人看火，三人吹制。所用坩埚较小，熔料四十斤左右，原料多是用零星废料重新熔化。所用工具除“母杆”（即琉璃管）外，有剪刀、铁钳、棍头（即铁杖）等。其主要产品有一种叫做“鼓珰”的，是年节应景的儿童玩具，《颜山杂记》中曾描述过制作这种鼓珰的操作要领：“凡为鼓珰，先得葫芦，使微杠焉，以随气之动而得鸣”。这样说好像太简单，其具体操作是这样：右手拿剪刀和棍头，左手执母杆。用棍头入炉取料少许，滴于母杆一端，由另一端吹气。第一口气吹出鼓珰的杆部，第二口气吹出头部，然后伸到火门处旋烧其底，并用嘴含母杆先吸后吹，检验鼓珰的底部是否能震响。最后用剪刀接触母杆和鼓珰交接处，鼓珰即因受冷激而自动断离，叫做“卸货”。鼓珰直到近年仍有生产，古今一法，变化不大。《颜山杂记》所说“围棋滴之”的围棋子，也是在这种水响货炉上制成。

2） 料条炉

料条炉又称“条炉”，专门生产供圆炉和米珠炉使用的半成品原料——料条。明代以前不用料条，而是用比筷子还细的料棒。料条的生产和使用始于清代中期。到清末，博山有条炉30家、炉40余座，所产料条成捆地运销北京等地。

条炉有两人即可生产，一人熔料，一人拔条。也有一人身兼二任的，也有炉主自任熔化而只雇一人拔条者。其工具只有拔条棍和铁钳。炉前铺设一条光滑的石板条道（近年皆改用长条形铁板）。拔条棍一端有圆形泥球，叫做“棍头”。操作也很简单：料熟后，双手握拔条棍，将棍头伸入坩埚内取足料（约七斤左右），右手执铁钳托住棍头处，至石板道一端，用铁钳夹住熟料，拉出料头，甩于石板之上，拔条者循石板道向前走，料即顺势淌于石板之上。待稍冷却，用钳掐成每根1 m多长，捆成三四十斤一捆，即可发卖。

3） “窑货”炉

这种炉专门生产瓶、碗、罐、坛等较大器皿类，因和窑场所产的陶瓷产品的品种相类似，故称其为窑货炉。乾隆以后，套色瓶碗之类出现，博山工匠在造办处玻璃厂学得铁吹筒的技术，博山生产此类产品才成为可能。到嘉庆、道光年间，已有博山的“吹玻璃匠”去造办处服役。窑货炉所产盘、碗之类，由于其原料配方的局限，往往不耐高热，只能作水果盘、洗手碗等用途。

窑货炉的生产工具主要有吹筒、滚药石、铁钳、剪刀和模具。一般的吹制分三道工序，即吹小泡、吹二泡、吹三泡。以吹筒入炉取底料，吹出小泡，在滚药石上滚匀，使呈蛋圆形。再次入炉取料，边吹边滚，滚成鸭梨形。第三次取料后，就要滚成产品的雏形，最后入模成型。出模后卸货，作退温处理。若吹制套色产品，因其壁厚，至少要取料四至五次，这和水响货炉吹制轻小、壁薄的鼓珰明显不同。

4） 珐琅炉

因珐琅古称“珐蓝”，故珐琅炉又称“蓝货炉”，其产品为各种颜色的珐琅料，为用于景泰蓝、烧蓝首饰、画珐琅等工艺品和搪瓷奖章、徽章等表面的釉料，是一种半成品生产。据说，明景泰年间颜神镇即有珐琅炉一座，其起源，一说为山西传来。《颜山杂记》云：“玛瑙者，珐琅点之”，这里所说的珐琅，应是颜神镇自产。

清代博山所产珐琅料有银蓝、铜蓝之分，也称银质珐琅、铜质珐琅。银蓝性软（熔点低），主要用来涂饰银质器物；铜蓝性硬（熔点高），可用来涂饰铜质器物。从颜色上分，银蓝又分蓝、绿、紫、黄、白、黑、红七种颜色。而蓝、绿色又分数种，如蓝有顶大蓝、大蓝两种；绿分顶深绿、深中绿、中绿、深湖绿、浅湖绿、松绿、黄绿等。铜蓝有蓝、黄、白、黑、红、绿、紫、青八色：其中，蓝叫铜大蓝；黄分铜大黄、铜杏黄、深松黄、浅松黄；白分铜瓷白、铜大白；红分铜粉红、铜大红；绿有蓝地绿；紫称铜大紫；青有深、浅丹青；黑称高黑。(www.xing528.com)

珐琅炉和所用坩埚与一般大炉无异。使用工具有大、小火棒，大、小挖勺，铁锨，铁锅等。因旧时业主技术保守，配方秘而不宣，炉主往往于暗室之内称量各种原料，拌匀端出，故外人难得其详。有关资料所载几种配方，亦互有不同。总之，其成分含硅特少而含金属成分颇多，故熔点较低。将各种原料配匀投入坩埚，经12 h熔炼，料即成熟。以长柄勺取出，下接一小铁锨，以免滴落，置石板上，冷却后收入铁锅，即便破碎也都在锅中。

博山玻璃业的珐琅炉，张维用只调查到创业于道光年间的万源、万义盛两家，更早的炉户已难以知晓。万源因更换股东几经改组，先改名锦泰，光绪年间又改名同泰。并聘来河北涿县（今涿州市）制珐琅名匠卓某，雇工达二三十人，后卓某即任同泰经理。从同泰学徒出来的孙襄宸与其弟集资成立了景泰成珐琅炉，有炉三只，雇工十五人。万义盛也有十余名工人。

博山玻璃业的大炉，是在元、明时期那种未经分化的小型炉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技术进步而创造形成的。这是地道的中国传统玻璃工艺技术，较元、明时期的炉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炉型的分化使产品的品种、花色向多样化方面发展；其次，炉型的增大使原来用焦炭作燃料改为用更廉价的煤炭成为可能。

博山玻璃业大炉生产的另一个主要设备是坩埚，博山人称其为“硝罐”，因其形似水缸，玻璃工匠又多称其为“缸”。

清代博山制作硝罐的原料为焦宝石和陶土。焦宝石即铝矾土。用石碾、石磨像磨粮食一样将焦宝石磨细，经竹筛筛匀。陶土是制陶原料，博山人称“大青土”。将陶土用窑户制泥之法碾成极细腻的陶泥。两种材料掺和在一起，用脚踏匀。一大堆泥须分多次才能踏完一遍。踏三遍为“一工”，须踏数工方可用，可见其制作工艺要求之高。稍一疏忽踏得不匀，在炉中的高温下容易破裂或出漏洞。踏好之泥，敷于一缸形木胎之上，用木拍板用力反复拍打，以增强其密度。稍干后，抽出木胎，将外表修平整，磨光，入窑烧成。

12.3.2　圆炉

圆炉是用条炉生产出来的各色料条为原料，作进一步的加工制作，生产出一系列小型的用于装饰、陈设和实用的玻璃工艺制品。

圆炉以其平面呈圆形故名。按张维用对现代所用圆炉实测的数据，其炉台面直径1.70～1.80 m，正中为直径28 cm左右的炉口。炉口处较高，炉台边沿部较低，距地面高约70 cm。清代圆炉规格应较此稍小。用六根铁制炉条铆接为“炉排”，斜砌于炉中，前端高出地面约40 cm，后端低于地面约10 cm，上为炉膛，下为炉坑，坑深约60 cm。炉台用黄土漫平，炉腔内填衬以耐火泥。炉口上置耐火土烧成的炉盖，称作“火盖”，呈鏊子形。火盖周围根据生产不同产品的需要，留有不同数目的火孔，称作“炉口”，几个炉口决定有几个人围炉生产。炉口数是根据生产时熔料的大小和操作时上臂活动的幅度来决定的。

圆炉以其所生产的产品不同，也分若干种，其主要区别在于炉口上之火盖留有的炉口数不同。然而，圆炉工匠往往只能掌握一类产品的制作技术，所以不同类型的圆炉也是不能混用的。

圆炉以其所生产的产品来分，大约有以下几种：

1） 擀珠炉

珠类是中国出现最早的玻璃制品之一。在圆炉上制作的珠，根据其工艺操作的特点，称作“擀珠”，和《颜山杂记》所说的“大珠缠之、戛之”是相通的。生产擀珠，工匠上臂活动的幅度大，火盖上只留有六个炉口，是各类圆炉中炉口数最少的。

生产擀珠的工具有杖子、搓板、搓石、铁钳、模槽、叉子、灰锅等。杖子是制珠最主要的工具，近代是用12～14号弹簧钢丝入炉退火并擀直而成。在没有弹簧钢丝的清代使用什么材料，张维用尚未能详考。搓板为一带木把的小铁铲，搓石为一长方形砂岩，这两件工具和铁钳是所有圆炉生产时所必备的，尤其是铁钳，号称“炉匠之手”。模槽是用一种叫做“模石”的细质砂岩做成的弧形直槽，叉子是用废杖子制作的小铁叉，这是擀珠生产专用的两种特殊工具，必须工匠本人根据所制产品的规格精密制作。灰锅是一口盛有草木灰的铁锅，置生产者的左足旁。产品制成，随即埋入草木灰中，令其缓慢冷却，以达到退温的目的。待第二天开始生产之前，将前一天的产品一一取出。灰锅是圆炉生产所必备的。

制作擀珠之前，先要在杖子前端的三分之一处挂一层泥浆，晾干后入火烧一遍。泥浆是将罗细的炉灰加黏土用水和成。这样的杖子要备几十根到百余根。生产时，左手执杖子伸入炉口中，右手执料条入火熔化，搭上杖子，左手捻转杖子，料丝在杖子上缠成珠粒。视其粒度达到所需规格，即依次再缠第二粒。待将挂泥浆的部分缠满，大约有十数粒珠，即用叉子夹住每粒珠的两端，在模槽中滚一个来回，使珠粒圆正，这应该就是《颜山杂记》所说的“戛之”。因为这个动作在博山方言中叫做“戛悠”。之后，随手埋入灰锅退温。

擀珠从形状上分，有圆珠、算式珠、心式珠、棱珠、莲子珠、扁莲子、长莲子、石榴子、瓜棱珠等。从用途上讲，有佛珠（即念珠）、帽顶珠等。其规格以每一百粒一串的重量来表示，从五钱、一两直至十六两都有^[2]2。十六两至二十四两规格的大珠，售价及工价皆以粒计算。二十四两以上大珠规格则根据珠的直径计算，用寸、分表示。

2） 烟嘴炉

乾隆以后，旱烟开始在社会上流行。最初的旱烟袋上不装烟袋嘴，后来有装玉石嘴的。但玉石嘴价昂，难以普及，于是博山玻璃工匠制出了各种各样的玻璃烟袋嘴，很快占领了市场，使烟袋嘴成为博山玻璃的主要产品之一，而以咸丰年间烟袋嘴的生产最为兴盛。

烟袋嘴从制作工艺上分，有轴子嘴和杖子嘴两大类。先出现的是轴子嘴，系在圆炉上用铁线、钳、搓板、搓石、扎眼针等工具制成。其工艺过程分粘坯、卷剂、扎眼、捏花头、拉筒、擀身、卸货倒头、印顶等工序。轴子嘴都须经轮工加工，加工量一般都较大，属细活类。杖子嘴制作工艺简单，产量高，轮工加工较少或不加工，故价格便宜。其工艺是在擀直的杖子顶端用泥浆做成内芯，伸入炉口，将料条入炉熔化，缠到内芯上，在搓石上用搓板擀成一端粗一端稍细，初具烟袋嘴雏形，即卸货埋入灰锅。第二天扒出，交轴子嘴工匠用铁线粘住烟袋嘴粗端，将细端入火熔软，以印顶针印顶始成成品。咸丰年间，有张姓轴子嘴工匠创造了在模槽上擀成有顶杖子嘴的一次成型工艺。

烟袋嘴的样式和规格非常多，主要的有顶部为弧形的“苏帽”类，多销于苏州、山西；顶部厚大的“厚头”类，多销于关外；仿玉嘴平顶样式的“平帽”类，则多销于北京。另有许多特殊式样。如形体细长、直径在7 mm以下、脖长于身的“高丽嘴”，专销朝鲜半岛；两头尖如橄榄的“莲子嘴”，叫做“小弓身”，专供女性使用，故又称“坤嘴”，多销苏州一带；还有“方身堵膛”是仿玉嘴样式，其身形三面圆一面平，售价高，会做的人不多。经轮工加工，还有方形的“四喜”和“八方”等式样。其规格有“小中”“大中”；形体加粗的叫作“加重”，形体稍细的叫作“轻小苗”。

咸丰年间，有李姓轴子嘴工匠调配玻璃颜色，制出“充玉”烟袋嘴，一时推广开来。后来又相继出现“雪花翠”“红玛瑙”等烟袋嘴，不过时代要晚些。

3） 杂货炉

凡擀珠、烟袋嘴之外的圆炉产品，皆归杂货一类，大体包括镯、料兽、烟壶坯、扣、宫璧、簪、别子、耳坠、戒指、戒面、搬指、棋子、兽眼、神眼、料花、花果、筷子、取火珠、花球等。

杂货类产品的制作虽因其品种不同，各有其一整套工艺技术，但都不出“粘坯”和“捻丝头”两大类。粘坯，是截取适当大小的一段料条，熔化后沾在铁线顶端，再入炉熔化，制成一件产品。镯、料兽、烟壶坯、筷子、取火珠等皆用此法。捻丝头，是将料条一端入炉熔化，将熔化部分制成一件产品，再继续入炉熔化制作，凡扣、戒指、料花、棋子、兽眼之类皆用此法。杂货类主要产品制作等情况略述于下：

（1） 镯。这是圆炉杂货中的主要产品之一，不同于大炉所产的“镯”。镯是从大炉坩埚中直接取料，缠到一段铁筒上而成。其镯的横截面外沿呈圆弧形，内呈平面。制成之后，以敲刀敲击铁筒卸货发出“、”声，故名，其镯颜色单一。而圆炉所制之镯，横截面皆呈圆形，颜色、样式、花纹可任意变化，尤其可以做出充玉仿翠的效果，很少有单色的，一般是二至四色制成，叫做“钩色”。其较典型的花色有血汉翠、苏汉翠、白玉翠、孔雀翠、百子玉、红玛瑙、雪玉玛瑙、三鲜等，品种非常多。其规格以镯的直径表示。也分细货和行货。一般截面积大的为细货，截面积小的属行货。细货多销于川、滇，行货多发西安，湘、赣、苏、皖诸省则细、行兼销。

制镯所用工具略同于制轴子嘴，只是增加了镯胎、扁嘴钳两种专用工具。镯胎是一圆锥形体，成型的镯趁软往镯胎上一套，可保证镯内径的圆正；扁嘴钳可避免制作中将镯捏扁。

（2） 料兽。以红、黄、蓝、绿、黑、白等对比强烈的色料，制成狮、虎、牛、羊、犬、马、猴、兔、鸡、鸭等形象，色彩明快艳丽，造型憨拙质朴，是小儿玩具，亦是独具民间和地方特色的陈设品。因其大多四足粗壮、背脊扁平，故工匠们往往自己称其为“小板凳”。以“粘坯”工艺，用小钳、剪刀、搓板等最简单的工具将熔软之料任意捏塑，制成各种形象生动、憨态可掬的小动物。但自从1958年博山派技术人员去北京料器厂学习用灯工制作料兽的工艺，所作趋于精细灵巧，用色亦渐素淡，博山传统料兽粗犷淳朴的特色遂被阉割。

（3） 烟壶坯。玻璃烟壶出现于康熙年间，但最初之烟壶坯是否为博山所制，尚无从考察。乾隆年间著名的套金红色的“老套红”烟壶，其壶坯也难断定为博山所产，因为当时博山尚未掌握金红玻璃的熔炼技术。不过从这以后，博山就出现了烟壶生产，到道光年间，博山烟壶坯生产已趋于兴盛。最初，博山所产烟壶坯系由大炉吹制，虽然工效高、成本低，但烟壶壁厚难以均匀，而且在大炉上不能做出充玉仿翠等效果。于是由圆炉杂货工匠创造出一种在圆炉上成型烟壶坯的新工艺。

圆炉制作烟壶坯所用工具，除杂货生产所用工具外，另有专用工具“撑钳”。其制作工艺，外人难得其详。以制作内画烟壶坯为例，所用料条是一种宽约四指、厚约一指的特制水晶料条，叫做“宽水晶条”。用长钳夹宽水晶条一块入炉熔化粘于铁线顶端，再入炉熔化，用搓板在搓石上团成圆形。再入炉熔化，取出用小钳将玻璃料捏拉成碗形。再入炉加热，继续用小钳将碗形捏拉成深杯形。再入炉，取出将杯口封死，成一空泡，并用搓板在搓石上将泡压扁并擀出壶颈部，使成壶坯雏形。铁线一端为壶口，封死一端为壶底。或再入火，加以修正。最后卸货，埋入灰锅。烟壶坯必经轮工精心琢磨始成精美之烟壶。若制套色烟壶，须在玻璃料团成圆形之后，再熔化其他色料条裹于其外，必使所裹之色均匀。当捏成杯形封口时，底部必然像北方人包蒸包那样，多有折皱，故轮工琢磨之后仍留下“菊花底”。

（4） 簪珥之属。从博山元末明初玻璃炉遗址所出，到《颜山杂记》所记，簪珥之属一直是博山玻璃业的主要产品。但随着社会的进展和博山玻璃产品的发展，簪珥之类在博山玻璃产品中，除镯类一枝独秀之外，其他各类渐渐退于次要地位。也有制作仿翠搬指之类，几可乱真，可获高价，但终究不多。其他如帽顶、佩饰等，自有造办处玻璃厂承做，不必由博山提供。加之此类产品工艺简单，故从略。

（5） 花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秋，由博山人开的北京鸿兴永料货庄将一只瑞士产花球带到博山，请博山玻璃工匠仿制。当时有制鼻烟壶坯工匠张氏父子仿制成功。这是一种预先排好平面花纹而制成的花球，被取名为“万花球”。送去北京，销路很好，随后即有许多工匠效仿制作。花球的制作是在近年才有了大的发展和创新，先是创造出了“扎瓣花球”，使平面的图案成为立体的图案。后来改革不断，产量大增，终于成了博山玻璃业的重要产品，花球生产也从“杂货类”分离出来，成为一个重要的门类。

12.3.3　米珠炉

清代博山玻璃炉的第三种炉型为米珠炉。凡这种炉上生产的较细小的珠类，博山人统称“米珠”。

米珠炉是博山三种玻璃炉型中最小的一种，只可供两人拥炉对坐生产。其炉高约75 cm。炉台面长约110 cm，宽约65 cm，四角为圆角，两侧中部各留一弧形凹进，以便于操作。炉条斜砌，下为深约30 cm的炉坑。炉腔颇大。唯炉口形制较为特殊，为一长约30 cm、宽约5 cm的长方孔，斜开于炉面中部。长方孔居中处又留一直径约10 cm的圆孔，为加添燃料之处。生产时，圆孔上压盖半块耐火砖，叫做“中砣”，使火焰从中砣两侧的方孔中吐出，米珠工匠各据一孔进行生产。有人把米珠炉和博山大街古代玻璃炉遗址中残存的葫芦形炉底相联系[14]，张维用以为没有道理。

米珠炉的主要工具是杖子，这是采用更细的铁丝擀直而成，需要很多根。生产前先要在杖子上挂一层泥浆，叫做“灌杖子”，晾干备用。生产时，左手执杖子横置火口上，右手持料条入火熔化，将熔化的“丝头”搭上杖子，左手顺势捻转一至两下，丝头即在杖子上缠成一小珠粒。右手随即向回抽，拉细丝头，接着依次缠第二粒珠。这个向回抽料条拉丝头的动作叫做“卸丝”，应该就是《颜山杂记》中“细珠写之”的“写之”，其说详见张维用著《〈颜山杂记·琉璃〉校注》。缠满一杖之后，埋入灰锅，再接着缠第二杖。

米珠的品种、规格也颇复杂。品种大体有圆珠、莲子珠、瑶珠等。瑶珠已详述于前，虽历代不衰，但生产数量不是很多。

清代博山玻璃业的工艺技术和产品等情况已介绍于前，下面简介一下与玻璃业有关的冷加工生产。

清代博山玻璃业的冷加工大体有穿珠帘、轮工、阴纹刻花、铺丝、内画等。珠帘在清代仍有生产，但已不是《颜山杂记》所说的“青帘”，而是用各色米珠穿制成各种图案的门帘；轮工以磨烟袋嘴、鸦片烟灯罩、花球底等为主，工艺简单，皆无甚可述。阴纹刻花即清宫造办处档案中一再提及的“刻花”。这种工艺，博山人叫做“割花”，又叫做“拉（读阳平）白横（读如回）”。张维用撰写《琉璃志》时给其定名为“阴纹刻花”，以区别于后来的套料雕琢。同治九年（1870年）左右，有北京阴纹刻花艺人晏氏兄弟来博山谋生，传其艺于博山李氏家族。博山阴纹刻花较之宫中玻璃厂所制，风格更为粗犷率真，而其制品多为水晶笔山、水晶仿条、水晶花球之类，于背面刻花，在正面看去略具浮雕效果。此品近年已不复见。

铺丝类产品为灯、屏之类。于水响货炉上拔出极细之玻璃丝，截短成束。将玻璃丝在案上斜铺成屏匾大小，再用鳔胶铺上画师所画画片。画片上再用鳔胶，取相反方向再斜铺玻璃丝一层。干后裁齐、贴边、装框即成。在平板玻璃不能普及的年代，这样的铺丝灯屏当然是装饰室内外环境和年节渲染气氛的上品。明徐《徐氏笔精》云“料丝灯出滇金齿者胜”，不知明代云南的“料丝灯”和清代博山的“铺丝灯屏”能相似到什么程度。近读《国朝山左诗抄》，有任浚《京邸元夕咏料丝灯屏》一首。任浚，山东颜神镇夏庄人，明崇祯进士，清康熙时官至刑部尚书，与孙廷铨同时。这首诗是他在京城做官时所作。诗云：“云屏曲曲试春灯，幻出瑶台十二层。璀璨漫疑施杂组，通明共羡列条冰。光瑶绮席兰初爇，影射珠帘月共澄。独有颜神山下客，今宵乡梦定应增。”这里作者说的是“料丝灯屏”，并非用珠穿成，明显和明代《青州府志》所说的“珠穿灯屏”不一样。但这料丝灯屏必是博山（颜神镇）所产，不然，这位“颜神山下客”怎么会在看了“料丝灯屏”的当天夜里，一定要多做几个思乡的梦呢？这应该就是后来博山的“铺丝灯屏”。可见博山的铺丝类产品至迟在清初即已出现。

内画烟壶出现于同治年间的北京，名家辈出，颇受世人欢迎。光绪十六年（1890年）传入博山，经几代艺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鲁派内画流派，与北京、衡水成三足鼎立之势，此是后话。

12.4　清代其他玻璃产地

清代中国的玻璃产地，除博山外，尚有其他产地，简介如下。

广州是中国自制玻璃的重要产地之一，也是进口玻璃的门户。广州生产的玻璃当时俗称“广铸”或“土玻璃”，轻薄而脆，传世品极少，对其原料配方、烧造方法，目前尚不清楚。广东一带生产玻璃的历史较为久远，而且其工艺技术一直和西方玻璃技术有着密切关系。广东生产玻璃的记载，最早的当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制作之者”。明代郑若庸《类隽》引《南州异物志》云：“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可知宋代粤地亦有玻璃生产。又据清同治时蜀人王侃《江州笔谈》载：“前明三保太监始自西洋携其匠入中国，本朝二百年来，惟广州人能之。今前后来重庆支炉者三家，盖巴峡中有矿可采，故竟来相就，而此物由是价贱蜀中矣”。由此足见广东一带自晋至清，玻璃生产未尝中断。且于同治年间扩散至蜀，在重庆支平板玻璃炉三家（详见下文叙述）。又据清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有提到“粤海关万寿贡进玻璃盖碗”等项，说明清代广州还向宫廷交纳贡品，但“无论在质量上、艺术上都有缺陷”[14]。

清代的北京地区确有过玻璃生产，然而与宫廷造办处玻璃厂相比，似乎影响要小一些。至于明代以前，北京是否有过玻璃生产，文献缺乏记载，张维用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明代宫廷所需玻璃制品如青帘、佩饰、珠穿灯屏等，是通过内官监派遣有匠籍身份的匠役在京城之外的“外厂”即颜神镇来为其监制的。至于明代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所说“东之玻璃厂”所卖的盛朱鱼的“琉璃瓶”，为民间消费之物，应是由颜神镇贩运进京的，不必是北京所产。清代北京所产玻璃，至今所知不仅有烟壶坯。清宋荦《筠廊偶笔》中就提到过北京琉璃厂有卖“响葫芦”又名“卟卟通儿”的，事实上就是鼓珰。他还说“刘比部公曾买一枚，于马上弄之”。鼓珰之为物，极轻薄，倘于博山裹草装筐，担行百余里贩至莱芜、泰安一带，路损尚小。若以车辆远运京城，则必为齑粉矣。故此响葫芦应为北京所产。另《依晴阁杂钞》所云更为明确：“（北京）琉璃厂……所制，一曰鱼瓶，储红鱼，杂翠藻其中。一曰葫芦，小者寸许大或至迳尺，其紫色者居多”，这就肯定了这些鱼瓶和葫芦为北京所产。这几种“空之属”的玻璃器，都应是在“水响货炉”上用“琉璃管”制作的，可见博山的那种水响货炉在清代已传入北京。然而，清代北京玻璃产品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烟壶坯—这里是指北京民间作坊所产的烟壶坯。清同治年间赵之谦所撰《勇庐闲诘》云：“鼻烟壶……凡所造作或称‘皮’。最著者曰‘辛家皮’‘勒家皮’‘袁家皮’”。这里的“皮”，应读作“坯”。赵之谦还在文中“辛家皮”下注曰：“最精洁，其色屑珍宝为之，光彩夺目”；于“勒家皮”下注曰：“藕粉地若冰雪，设色亦异，红紫苍翠，天然间迭”；于“袁家皮”下注曰：“与辛家皮相近”。“袁家皮”体重而胎薄，色彩较为丰富，擅长随色作花，“桃花洞”是其代表作。以张维用观之，所说辛、袁两家以制作单色的烟壶坯为擅长。即王士祯所说“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冰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者；而“勒家皮”应是以《勇庐闲诘》所说的“兼套”和“重叠套”烟壶坯著名。此两种壶坯，是在“大炉”上吹制成型，还是用博山玻璃工匠所创造的“圆炉”制壶工艺所成，尚难以断定。而《勇庐闲诘》又说：“点缀五色，如星在天，曰‘桃花洞’。自此制行，遂有琢玉石、罗珍宝，以示夸耀，争相引重，不知其为耳孙也”。初读此处，不知“桃花洞”究为何种面貌，以至于开玉石烟壶之先河。后于古董商处得见几枚真“桃花洞”烟壶，始知其绚丽夺目，非当时博山充玉仿翠及点玛瑙诸品所能及也。“桃花洞”确为奇品，绝非在大炉上从坩埚中直接取料的工艺所能制成，必须在圆炉上以《颜山杂记》所说的采用“糅、钩、点”等技巧方能奏效。由此可见，清代后期，博山圆炉技术也已传入北京，且“桃花洞”的工艺水平已达出蓝之胜。唯北京玻璃生产规模不大，产量甚少，尚未形成行业，故影响终未远也。

除以上张维用所知清代玻璃产地外，尚有苏州、交城、丹阳、重庆等处。苏州出产玻璃，文献记载甚少，张维用唯见梁同书《古铜瓷器考》中偶尔提及，且言“苏铸者更不及广铸”。山西交城出产玻璃，见《太原府志》，已述于前。博山老玻璃工匠曾讲，20世纪40年代其曾逃荒至哈尔滨，从事玻璃业，与交城玻璃匠接触。据交城玻璃匠讲，其地确有类似于水响货炉的技术，所用燃料为焦炭。丹阳产玻璃器，见《辞海》“料丝灯”条注：“料丝灯……旧产滇南之金齿卫。后丹阳人潘凤得其法，归而仿造，于是丹阳有料丝灯。查初白有《料丝灯》诗”。查初白，名慎行，清康熙、雍正时人。可见丹阳产料丝灯为清代事。唯查古代地名为“丹阳”者至少有三：一在湖北秭归，一在安徽当涂，一在江苏镇江。潘凤仿料丝灯究在何处，尚未确考。重庆生产玻璃始于清同治年间，是以西洋法生产平板玻璃。以上数端，暂志于此，以待今后研究玻璃史之学者留意。

中国传统玻璃工艺技术，在博山可谓正宗所在，且为集其大成者。其工艺技术的发展成熟也是在博山实现的。但从中国传统玻璃品的属性上来看，由于民族生活习惯尤其是传统玻璃原料配方所限，其产品多注重向装饰、陈设、赏玩方面发展，而不甚注重其实用性。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巡抚衙门批复了山东农工商局的呈文，准予在山东博山创办“博山玻璃公司”，生产平板玻璃，并拨给库足银五万两作为官股，又于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上海《中外日报》上刊登“招股启事”，以广招股本。当时，清政府正推行“新政”，社会上掀起一股“洋务运动”，像博山玻璃公司这样的所谓“官督民办”的新兴企业，在当时正是一种时髦。与博山玻璃公司大约同时出现的生产平板玻璃的工厂，还有宿迁的耀徐玻璃公司、秦皇岛的耀华玻璃厂及汉口玻璃厂等，但以博山玻璃公司在当时的影响最大，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一直被誉为“新法制造玻璃之嚆矢”。

博山玻璃公司最初的厂房、设备皆由德国提供设计方案，其主厂房长约120 m、宽约25 m。配方、工艺技术等由德国人传授，并派来七名德籍技师。耐火材料、厂房的钢梁及电动粉碎机等设备亦由德国购进。其厂内设备情况，可由20世纪30年代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了解一些：“厂内设有料炉、烘炉、摊片炉等。各炉所用的火力均由一隧发出（其隧开于厂之中央，乃穴地而成者），四面通连各炉，供给火力。其不需之处有活闸以闭之。有发动机以给动力，用以压榨原料使成细粉，俾易入炉。有煅石而成玻璃之炉曰料炉，与该县今日所用者绝不同。盖现用者多以硝罐制炼而成。彼则以更代法炼取玻液：生料入于一端，所熟之料流至他端，工人即于此取出而制玻璃焉。”

由这段记述来看，当时博山玻璃公司是以煤气发生炉产生煤气作燃料；熔料则是用池炉；粉碎原料是用电动粉碎机。

博山玻璃公司当年所用配方是德国人传授的，其对后来博山玻璃业的配方影响很大。其各种原料的组合大致为硝石、紫石、硅石、信石、孟养石、玻璃屑、木炭、曹达。其中，紫石即萤石，硅石即石英，信石即砷，孟养石即二氧化锰，“曹达”为日本语，即纯碱。玻璃配方中采用纯碱，在博山玻璃业生产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所用主要矿石原料如硅石、紫石、硝石等，都曾寄样去柏林化验。

博山玻璃公司制造玻璃的操作方法，不同于现代工业通用的平拉法、引上法或浮法，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技术，张维用为其定名为“吹泡摊片法”。这种技术并不是创建博山玻璃公司时才传入中国的。王侃《江州笔谈》中曾详细记录了他和他的朋友参观当时重庆玻璃炉所见的情况：“昨偕友人往观，见炉炽石瓮通红，瓮身欹侧，其口外向，深二尺余。消冶石粉，如金之在熔。匠者力持四尺铁管，挑起如饧，旋转其管裹之，急以拍板相规，再入火中。移时，自管端吹使微空，复挑复裹，视其大如茹，持登木架，俯向地坑中，手转口次，渐长二尺余，大过合抱。既冷，赤色转绿，光明透彻可爱。脱其管，以金钢划开，有若瓦解。承以大土坯，入别炉烘之，则渐展平，以作镜屏各物，随料取用。问其火候，盖三昼夜乃能熔化也。”

王侃所记也是一种用“吹泡摊片法”制造玻璃的技术。时代要比博山玻璃公司早30余年，技术是从广州传来的。至于广州的该项技术是否三保太监下西洋、携其烧玻璃匠来中国时传至广州的，则尚待考。然王侃所见重庆玻璃炉为坩埚炉；坩埚为曲颈坩埚，高约1 m；所熔炼之玻璃不甚纯净，为绿色；所吹成之玻璃泡近于圆形。这样的工艺技术较之博山玻璃公司的技术还显得原始落后。

博山玻璃公司当年采用的制平板玻璃的工艺大体是这样：以铁吹筒探入池炉内，蘸取少量玻璃液，取出后捻转吹筒，使玻璃液成球形，复置一半球形铁槽内继续滚动。铁槽内应有少许冷水，使玻璃液温度降低，且使球形圆正。同时以水冷却吹筒被灼热的一端，以便于把持。再将吹筒探入池炉，二次取料，如前法操作。如是多次，直至玻璃液所成之球形直径达20 cm左右时，即置于一瓢形铁槽内，以水冷却吹筒下端而从上端吹气，使球形逐渐涨大，成为空泡，并时时转动吹筒，使球形空泡厚薄均匀。如少冷却，即将吹筒伸入烘炉加热。从烘炉取出，垂于一深地槽内，从上端吹气，于是玻璃泡因重力而坠入地槽成为筒状。此时玻璃筒厚薄尚不均匀，尤其底部较厚，但已冷却不能再吹，乃再入烘炉加热。待熔化变软取出，仍垂地槽内摆动旋转，同时吹气，务必使筒壁均匀而薄。如又冷却，则再入烘炉。如此数次，最后吹成一长2 m多、厚薄均匀的玻璃筒。玻璃筒吹成，先以冷热相激之法去其底，再从吹筒上卸下，用同法将玻璃筒截为数段，再将每段纵剖之，最后入摊片炉将筒形摊为平片[15]。

据1937年《续修博山县志》，博山玻璃公司的产品“尚属不劣”，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有关资料中却说“其制品大反所料，不甚良好，实经营不善所至”。

在博山玻璃公司投产后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公司所聘七名德籍技师离去。公司无法，乃改聘日本东京深川玻璃厂和大阪岛田玻璃厂的两名日籍技师，采用日本的技术全面改造窑炉。他们将原来的池炉改建为由许多坩埚组成的长方形坩埚炉，其坩埚直径都在1 m以上。其吹制玻璃筒的方法亦与原法不同，其玻璃筒直径在80 cm左右。并在厂房的钢梁架上加上了一个小滑轮，玻璃筒用机器经小滑轮向上牵引提升。这种工艺和后来日本旭硝子所采用的工艺极其相似^[3]。

在20世纪最初10年曾名噪一时的博山玻璃公司，投产后勉力支撑了4年多，花费了一百万两白银，终因种种原因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全面停产。又因所欠大清银行款项无力偿还，遂于1911年彻底倒闭，公司一切资产收归官有。

与博山玻璃公司先后出现的几家玻璃公司，张维用未能一一深入调查。如耀徐玻璃公司经理许鼎霖，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就发现了宿迁附近有大量的玻璃原料，遂将整个矿山买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许与英商福斯特签订合同，筹建耀徐玻璃公司。公司投产不久，因在执行合同上与英商发生争执，英商福斯特竟于夜间“私将机器拆去，并带洋匠回沪”[16]。后经英国领事馆调解，中方让步，福斯特才答应将机器送回。英国领事馆调解的结果是：“福斯特君所有照合同未能完善之处，愿将后备大罐机二部及包工剩余物料一并奉送耀徐，不另索价。所有耀徐欠福斯特君余款，一并付清，作为了结”[16]。耀徐玻璃公司所遭遇到的事情和博山玻璃公司的夭折两相对照，就可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想要借助洋人的先进技术来寻求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出路是行不通的。

博山玻璃公司虽然短短几年就倒闭了，但对博山玻璃业的影响却很大。一些当年曾在玻璃公司工作过的博山玻璃工匠都学会了用“吹泡摊片法”生产平板玻璃的技术。于是有人在博山西冶街一带设厂，雇用曾在玻璃公司工作过的工匠生产平板玻璃。因为无力建造大型的池炉，就用传统的大炉熔炼玻璃，吹泡摊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玻璃生产遭到破坏，海上航线亦被封锁，中国的玻璃进口完全断绝。国内玻璃销价由战前的每箱6元陡涨至25元，后虽又跌至10元，亦颇有利可图。博山平板玻璃生产方如旱苗得雨，生产厂家多达二三十家。据说当时“上海、天津各商号皆来订货，北方诸省所需玻璃也皆仰给于此。北至满蒙，南迄南洋无不知博山玻璃之名”。直至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外国玻璃再次涌入中国市场，加上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兴起，博山诸厂无力与其竞争，销路日蹙。到1919年，博山平板玻璃厂家尚余6家，规模亦大大缩小。此已是后话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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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杨伯达.清代玻璃概述[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4）：3—16.

[14] 谢惠.山东玻璃业概况[J].交大季刊，1934（13）：[页码不详].

[15] 中国玻璃工业之新趋势[N].总商会月报.1919（3）：[页码不详].

[16]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注释】

[1]当时的九寸五分相当于1/3 m。

[2]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当时的十三两六钱相当于500 g。

[3]1983年6月，张维用在山东省立医院高干病房采访了82岁高龄的卢开津先生。卢开津先生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筹建山东耐火材料厂时任总工程师，清理过博山玻璃公司旧址。关于日本技师改造窑炉的一些情况，系从当时采访记录中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