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玻璃厂发展史-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

图12.2　江苏苏州市元末张士诚之母曹氏墓出土的玻璃圭（苏州博物馆藏）

12.1.2　颜神镇——明代中国玻璃生产的中心

元代延续不足百年，在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大潮中结束。连年的战争对社会经济和各个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破坏性的影响。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玻璃生产的中心似乎仍然是在山东颜神镇。

要探讨明代的玻璃生产，就不能不提到“内官监”。内官监是明代宫廷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其“凡国家营建之事董其役。御前所用铜、锡、木、铁之器，日取给焉”。而且其“外厂甚多，各有提督、掌厂等官”，这些“外厂”都是由内官监委派太监担任的“外差”，需“各费厚资营求方得委用”的。这个内官监就是明代皇家工场的管理机构。在这些工场中服役为皇家进行各种生产的“人匠”有两种，一种以囚犯充任，如营建宫殿等役；另一种称“供役工匠”。在明代，人以籍分，除民籍之外，尚有官籍、军籍、医籍、匠籍、驿籍、灶籍等世袭的户籍。“供役工匠”必须是在内官监“落籍”取得“匠籍”身份的人才能充任。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河北枣强迁来山东的移民孙克让就具有匠籍身份，他来颜神镇后，以“供役工匠”的身份，为宫廷监造各种玻璃贡品。在对明代颜神镇玻璃生产了解甚少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已经知道当时此地从明初开始就曾为皇室生产过贡品。

据孙克让的九世孙、清内秘书院大学士孙廷铨的《颜山杂记》记载，当时供奉朝廷的贡品之中，最为贵重的是“青帘”，并且把它的配方、制作方法及用途都做了详细记述[6]：“琉璃之贵者为青帘。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条，若水似冰。纬为幌薄，傅于朱棂……用之郊坛焉，用之清庙焉。……”

这种“青帘”是用蓝色的“条珠”穿制而成的门帘，专用蓝色是因为“义取乎青象苍穹，答玄贶也”。这种象征青天的“青帘”，只能在皇家“郊坛”“清庙”等祭天或祭祖的场合方可悬挂，尊崇无比，老百姓恐怕难得一见。有研究者说这是“用拉管法拉出筷子状的长管，再切割成的管珠”制成的，其实不是。制青帘的条珠，《颜山杂记》中明确地说是“条珠缠之”，可见是用“缠绕法”一颗颗制成。只可惜线缕易朽、珠粒易散，且清代已无青帘之制作。张维用为此，曾亲去故宫、天坛、颐和园、圆明园等地访问调查，没有发现一点关于“青帘”的蛛丝马迹。

除青帘之外，颜神镇当年还生产玻璃佩饰、灯屏之类。《颜山杂记》在记述“青帘”之后紧接着又说：其次为珮玉丁当，连珠缀缨，绛纱作盛，弁冕盈廷，乃球锵鸣，古者百僚朝祭之法服也。其次为华灯、屏风……皆穿珠之属，错采雕龙……

《颜山杂记》中提到的这些产品的名称，明显不是民间所用之物，应是当年提供给朝廷的贡品。将这些器物名称和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修纂的《青州府志》所载加以比较，即可明了。《青州府志·琉璃器》云：“琉璃器出颜神镇。以土产马牙、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焦煎成。珠穿灯屏、棋局、帐钩、枕顶类，光莹可爱。”

可见青帘、佩玉之类，只贡宫廷，外界不见，故方志中不可能提及。而珠穿灯、屏、棋子之类，贵贱皆用，雅俗咸宜，故府志载之。《明会典》卷六十《文武官员冠服》条载，四品以下官员的“带版”和“佩”皆用“药玉”；殿试的状元秩为六品，也由皇帝赐给“光素银带一条，药玉佩一副”。而事实上，近年出土的明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玻璃组佩及绶环等玻璃佩饰之类。这些，张维用以为是当年颜神镇所产。

《颜山杂记》的作者孙廷铨在孙氏家族中，官位最高、成就最大。他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中进士，做了两任知县，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由州府推官擢升为兵、户、吏三部尚书，并授光禄大夫、少保头衔。康熙初年，拜内秘书院大学士。因为孙氏家族在由明代起的200余年间，一直和颜神镇的玻璃业生产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所以当孙廷铨告病回乡之后，完成的第一部著作《颜山杂记》中有关颜神镇玻璃生产的记述，是那么详细而精当。《颜山杂记》成书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但是其中《琉璃》一节应该看作明代颜神镇玻璃生产工艺技术的总结。所以，研究明代玻璃生产是离不开《颜山杂记·琉璃》的。

据《颜山杂记·琉璃》记述，明代颜神镇玻璃生产所用的矿石原料主要有三种，即马牙石、紫石、凌子石。马牙石是熔炼玻璃的主体。按博山大街玻璃作坊遗址出土标本检验结果，元末明初颜神镇所产玻璃含硅和铝的成分都很高，从这一点上专家们一致推断马牙石应是长石一类的矿石。张维用为了弄清马牙石的问题，曾会同科技人员多次到《续修博山县志》中所说的马牙石产地两平村实地调查，结果一无所获。当地群众都是把方解石称作马牙石。而两平村附近的山石都是属于水成岩的石灰岩，在这里似乎不可能出产长石或者石英石，方解石在这里倒是随处可见。其实，博山玻璃业近百年甚至更早些时候，已经用一种叫做“白药石”的矿石原料熔炼玻璃了。这种白药石产于博山附近的昆仑，属长石类，是陶瓷业磨制瓷釉的原料。它虽然也是白色的，却没有《颜山杂记》所说的“廉削而四方”的方形解理，自然不是“马牙石”。到20世纪30年代，博山玻璃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又改用陶瓷业制釉所剩的俗称“白药渣”的废渣来熔炼玻璃。合作化以后，生产规模大了，所用主要原料改为产自山东招远、新泰、莱芜等地的石英。经过粉碎的石英粉，博山人称“石面”。“马牙石”作为玻璃的原料，已经几代人不再用了。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博山人对“马牙石”失去了记忆。而《续修博山县志》所载马牙石产地，恐系误记。(www.xing528.com)

使用马牙石作为熔炼玻璃的主要原料的，不仅有博山。据清宫档案，乾隆时修建圆明园中的远瀛观等处“西洋楼”时，为制造玻璃吊灯等大型玻璃器就用去“马牙石粉”几十万斤之多。可见从明到清，从颜神镇到北京，熔炼玻璃的原料都是“马牙石”。不过，这“马牙石”直到今天仍是一个谜。

据《颜山杂记》中讲，明代熔炼玻璃的主要原料还有紫石和凌子石。紫石即莹石，博山玻璃业祖祖辈辈都是把莹石叫做“紫石”；而凌子石，经有关专家推断应是白云石。

在古代，玻璃制造业所用各种原料的配比配方，是用一种原始的“倍份换算法”。用这种方法换算起来比较费事而且不够精确。在这样的配方中只有各种主要矿石原料用倍份表示的配比，至于投入多少具体的分量，是要根据投入的助熔剂——硝的分量来决定，这就是《颜山杂记·琉璃》中所说的“凡皆以焰硝之数为之程”。

《颜山杂记·琉璃》中还记载了十种不同颜色的配方，其中“白”指马牙石，“紫”指莹石：“……白五之，紫一之，凌子倍紫，得水晶；进其紫，退其白，去其凌子，得正白；白三之，紫一之，凌子如紫，加少铜及铁屑焉，得梅萼红；白三之，紫一之，去其凌子，进其铜，去其铁，得蓝；法如白焉，钩以铜碛，得秋黄；法如水晶，钩以画碗石，得映青；法如白，加铅焉，多多益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铁焉，得正黑；法如水晶，加铜焉，得绿；法如绿，退其铜，加少碛焉，得鹅黄。”

这里需要稍加说明的是，“水晶”指无色透明的玻璃；“铜碛”是一种混生于煤层中的硫铁矿；“画碗石”即氧化钴；“钩”是指在玻璃熔炼过程中加入某些辅助原料，并加以搅匀的操作方法，是博山玻璃业的行业用语。

除了颜神镇的十种玻璃配方，《颜山杂记·琉璃》还介绍了当时颜神镇三大类若干品种的玻璃产品。这三大类即“穿珠之属”“实之属”和“空之属”。作者孙廷铨最推崇的“琉璃之贵者”的“青帘”，已在前面谈到过。其次为“华灯、屏风”，与明嘉靖《青州府志》所记载的“珠穿灯屏”相吻合。唯独孙廷铨所记的“罐合、果山”，至今不知为何物。这些都是所谓的“穿珠之属”，是用各种珠穿制而成的。其所谓“实之属”的产品，有“棋子、风铃、念珠、壶顶、簪珥、料方”等。其制作方法，孙廷铨亦加以介绍：“围棋滴之，风铃范之，料方亦如之。条珠缠之，细珠写之，大珠缠之、戛之”。这里要加一些解释。“围棋”应指围棋子，明嘉靖《青州府志》作“棋局”，盖亦同。明、清时期，颜神镇制造围棋子，是用“滴法”。即用铁杖入炉取较多的玻璃液，不待其冷凝，即令其自行滴落于石板之上，每一滴即成一粒棋子。关键在于尽量控制所滴料的粒度大小，还可于检验时根据其粒度大小分拣为大、中、小号，分别归类。这种“滴法”制作围棋子的工艺，在博山已经失传，近年皆用范制。但在云南，这种“滴法”一直延续到近代，这就是著名的“云子”，但因其效率低而粒度不一致，近年此法亦废。所谓“风铃”“料方”，皆用范制。风铃又称檐马或铁马，近年称“琉璃风灯”，挂于檐下随风作响。料方盖镇纸之类。这些产品用范制，可以每片上都带有吉祥纹样之类。

孙廷铨《琉璃》一节说到的“条珠缠之，细珠写之，大珠缠之、戛之”一段，将在本章12.2节详细论之。接着，孙廷铨还谈到了“实之属”玻璃产品的一些特殊工艺：“簪珥，惟错车磲者，杂二色药而糅之。玛瑙者，珐琅点之。缠丝者，以药夹丝，待其融也，引而旋之。”

“车磲”，是一种产于印度洋的大贝类，其壳可制工艺品。“糅”同“揉”。用玻璃仿车磲或玛瑙等，采用“揉”和“点”的工艺手法。揉，是将两种颜色的玻璃料在熔化的情况下糅合，取得各色相间自然散乱的效果，博山玻璃工匠称为“钩锅朵”（音）；点，是在“水晶”料或乳白色料上粘一小块红或绿的料，再入火融化，不仅仿玛瑙用此法，仿翡翠亦用此法。缠丝，是在水晶料上粘几条其他颜色的料丝，再入火融化，将料拉成长条形，再入火，“引而旋之”，该长条形料中就出现很规则的多种颜色的螺旋形细纹。近年来，这种工艺被称作“拧丝”。由上述，可以得到两个信息：① 模仿天然玉石的所谓“充翠仿玉”的玻璃产品，已在明代的颜神镇出现雏形；② 明代颜神镇玻璃业所用的炉，已不是元代所用的“未分化”的炉型，其熔炼玻璃、制作产品及制作珠类已经在不同的炉型上进行。因为“揉”“点”“缠丝”等工艺需要用半成品原料——料条来进行生产。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颜山杂记·琉璃》中所提到的九种“空之属”的产品，它们是“泡灯、鱼瓶、葫芦、砚滴、佛眼、轩辕镜、火珠、响器、鼓珰”。这些名称现代人都很陌生，可稍加解释：泡灯即皮灯；鱼瓶即鱼缸；葫芦为玩具，大者可作陈设；砚滴为带嘴的水盂；佛眼是玻璃吹制成的眼球，装銮佛像用；轩辕镜，宫殿正中藻井下所悬之圆球；火珠，宫殿或庙宇正脊中央之宝珠；响器是博山特有的玻璃喇叭，年节应景玩具；鼓珰，亦玩具，详见下文。博山大街古代玻璃作坊遗址中虽发现过中空的乳白色玻璃发簪，但这不能算是吹制产品；明嘉靖《青州府志》所记载的颜神镇玻璃产品中，没有中空的吹制产品。《颜山杂记》中提到九种“空之属”产品，说明了明嘉靖以后，颜神镇出现了相对较为成熟的吹制玻璃的技术。但这些产品仍局限在小型、壁薄、体轻的观赏品、陈设品或玩具之类。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吹制所用的工具。正如《颜山杂记》所说：“凡制琉璃，必先以琉璃为管焉，必有铁杖、剪刀焉”，这就明确地说出了明末清初颜神镇吹制玻璃产品是用“琉璃管”，这和西洋人、现代人所用的铁吹筒显然不同，所以只能制作小、薄、轻型的产品。这种吹制小型玻璃产品的琉璃管，在博山一直沿用到近年，被称作“母杆”，但只是在吹制“鼓珰”时才用。制“琉璃管”，不是用吹制法。先以铁杖入炉取较大熔料，趁其软以钳压其中部并旋转钳拉其边缘部，使玻璃料成一杯状。入火加热使软，用钳封其口，使成一空泡。再入火加热使软，取出用钳将空泡拉成中空的细长杆形，断其两头即成“琉璃管”。元代的空心发簪亦是用此法制成，故非吹制产品。用琉璃管与使用铁吹筒生产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琉璃管入火即融，不能直接入炉取料，须以铁杖取出少许玻璃料粘到管上；其次，琉璃管脆弱，不能制作大而重的产品。

明代颜神镇的玻璃产品，一部分作为贡品进入宫廷，如青帘、佩饰、发饰及珠穿灯、屏之类，另一部分远销外地，所以博山当地已经见不到明代遗留下来的玻璃制品了。而传世和出土的明代玻璃器，亦不是很多，近年来各地发掘出土的以玻璃珠、环、扣、棋子、花饰等为多见，应皆为颜神镇所产。以鬓饰作为民间最常用的玻璃制品，明代颜神镇的产品已传至南方。图12.3所示为广东汕头市明代墓葬所出土的玻璃簪，器表面光滑，浅蓝色，色调纯正，不透明，光泽感不强。两器形制相同，均作长身扁柱体，双股粘连而成，实心，头部较宽，弯头成钩形，颈部两侧各有三道斜横槽，器身向尾端渐收成尖状。一件通长11 cm，弧长13 cm，顶宽1.4 cm；另一件通长11.8 cm，弧长13.7 cm，顶宽1.2 cm。这两件玻璃簪的成分经测试为钾钙硅酸盐系统[7]。2000年，张维用曾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有幸参观了香港收藏家关善明先生的“中国古代玻璃展览”。其中有不少明代玻璃，这些展品经过化学分析，皆属博山玻璃的成分体系，即钾钙硅酸盐玻璃。明代玻璃收藏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白色玻璃组佩、白色玻璃镂雕梅雀纹饰及浅绿色玻璃双龙耳委角方形杯等。其中白色玻璃组佩见图12.4[8]，应是《颜山杂记》中所说的“佩玉丁当，连珠缀缨……乃球锵鸣，古者百僚朝祭之法服也”那一类的产品；而透雕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