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0.7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凸雕玻璃碗
7）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
1983年秋，宁夏博物馆和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在固原县（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下同）发掘了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贤夫妇墓，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完整的玻璃碗[29]。玻璃碗的口径9.5 cm，高8 cm，腹深6.8 cm，下腹最大径9.8 cm。碗外壁饰凸起的圆圈图案两排，上排6个、下排8个，上下错位。玻璃为淡黄色，内含气泡，气泡都很小，直径一般不超过0.5 mm，气泡分布均匀，不见明显的条纹、结石，透明度好。碗内壁光洁无锈，外壁有风化层，主要分布在下腹部和底部，风化层呈金黄色。口沿有水平磨痕。碗壁厚约4 mm，凸起纹饰最厚处为7 mm。腹部凸起的圆形纹饰不很规整，有的呈长椭圆，有的呈扁椭圆，一般长径27～29 mm、短径25～26 mm。圆饰面呈凹球面，貌似吸盘，从一处圆饰可透视对面三个同样的圆饰。圆饰基本成排，略微错落不齐，圆饰之间的距离也不完全一致。底部的圈足也是由一个直径31 mm的凸起凹球面构成（图10.7）。玻璃碗重245.6 g，密度2.46 g/cm3，经X射线荧光分析无损检测，不含铅钡。从密度和X射线荧光检测结果来看，这件玻璃碗是钠钙玻璃。
这件玻璃碗的颜色较浅，透明程度好，气泡小，反映了玻璃的原料比较纯净，含铁低，熔制温度较高。碗腹部的凸起圆形纹饰与碗壁浑然一体，说明纹饰不是成型后补加上去的，而是一次成型。碗内壁光洁无锈，无打磨抛光痕迹，外壁磨痕明显，方向多是水平和垂直的，碗壁厚薄不匀，暗示了这件碗是吹制成型的厚壁碗，外壁经琢磨变薄，留下两排圆形纹饰和底部，形成凸起的效果，圆形纹饰的面又被琢磨成凹球面。琢磨后的玻璃碗通体经过抛光，但有些部位不易被抛光，磨痕仍清晰可见。这种厚壁的玻璃碗很可能是有模吹制成型的。
李贤墓出土的这件玻璃碗原料纯净，熔制水平较高，采用了冷加工的琢磨工艺，纹饰独特，是萨珊玻璃的精品。李贤墓还出土了鎏金银胡瓶和青金石金指环，为东西贸易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94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在发掘北魏永宁寺的西门遗址时，发现了15万余枚小玻璃珠。发掘报告将这些小玻璃珠归类于料器串珠[30]：“出于西门遗址。出土时已散，散乱地混在灰土内，但分布十分集中。经清理，共清出大小珠15万余枚（T53：4994）。其中除极少数或为水晶珠、玛瑙珠外，其余皆为料（玻璃）珠，分别呈各种红、蓝、黄、绿及黑色，色泽异常鲜艳。珠体最大的，直径约0.35 cm，小的直径不足0.1 cm。此类料珠，皆作扁圆形，中有穿孔，当系由细管状料切割而成。”
安家瑶有幸到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考察了这批珠子。这批玻璃珠为不太规则的圆柱形，直径1～5 mm、孔径0.5～2 mm、高1～6 mm。直径等于或小于3 mm的珠子约占95%以上。这批珠子五彩斑斓，但每一枚珠子只有一种颜色，可称为单色珠。由于珠子数量大，全部进行统计比较困难。安家瑶随机统计了1 000枚珠子的颜色，发现黑色玻璃珠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的31.2%； 其次为绿色半透明的，占17.9%；黄色不透明的占15.8%；砖红色不透明的占14.3%；无色透明的占7.2%；深蓝色透明的占4.3%；白色不透明的占3.8%；天蓝色半透明的占3.6%；豇豆红色不透明的占1.9%。无色透明和深蓝色珠子的透明度较好，可以看到少量气泡和未融的杂质。黑色、黄色、砖红色和豇豆红色珠子呈不透明状。深蓝色透明珠子的表面多附着一层白色不透明的风化层，其余颜色的玻璃珠艳丽如新（图10.8）。
这批玻璃珠的制作方法很特殊，是将熔融的玻璃液用特别的工具拉成空心的细管，再将细管截成小珠子。这种玻璃珠的制作方法被称作拉制法。拉制法制成的珠子可以看到以下特征：① 珠子的基本形态为圆柱形；② 玻璃中气泡为椭圆形，气泡长径的方向与穿孔是平行的；③ 穿孔内壁一般是光滑的，没有黏结物。
中国考古出土的玻璃珠中很难见到这种拉制法制成的珠子。中国玻璃珠生产一直使用缠心法：即将玻璃料条在火焰上烤到可塑状态，然后缠绕到金属丝上，成珠状。金属丝上多附着一层黏土或其他材料，以便玻璃珠冷却后可以从金属丝上取下来。这种方法制成的珠子形态多不规整，有时能看到玻璃丝缠绕的痕迹，珠子穿孔的内壁往往残留黏土，玻璃内气泡也呈椭圆形，但长径的方向与穿孔垂直。中国自战国初年即掌握缠心法制造玻璃珠的方法，而且这种制珠传统一直流传到今天。
图10.8 河南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出土的印度玻璃珠
这批珠子中有7枚做了化学成分检测，是钠钙玻璃，但Al2O3的含量特别高，6枚高出10%；CaO含量相当低[31]。CaO在玻璃中是起稳定作用的，一般认为CaO含量高于6%，玻璃的化学稳定性才比较好，令人惊奇的是这批玻璃珠的CaO含量低于5%，经千余年埋在地下，出土时保存状况却很好，说明其玻璃稳定性相当好，这个现象值得玻璃工艺科学家深入研究。
这批玻璃珠在中国中原地区并不多见，但在南亚、东南亚、中国东南沿海以及朝鲜半岛南岸都有发现，延续的年代也相当长。美国学者彼特·弗朗西斯是多年从事玻璃珠研究的专家，他称这类珠子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这是以其分布的区域而命名的。他认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首先是在印度Arikamedu生产的，这个地区是亚洲的一个玻璃珠制造中心，兴盛时期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持续到公元10世纪。这类玻璃珠及玻璃珠生产技术沿海岸向东传播。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自1世纪起也成为生产这类珠子的一个中心，并一直延续到10世纪。泰国的克拉比（KuanLuk Pat）2—6世纪的遗址多出土这类玻璃珠，有可能当地已掌握了这类玻璃珠的生产技术[32]。离生产中心最远的发现地是朝鲜半岛，在1—3世纪的金海贝塚，就发现了这类玻璃珠。6世纪的武宁王陵也发现了这类珠子[33]。这类玻璃珠准确地反映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路线。遗憾的是这类珠子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发现了不少珠子，但大多数不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其年代不能确定。经过化学检测的珠子，更是微乎其微。因此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永宁寺玻璃珠的产地，只能模糊地说是印度玻璃珠。
北魏永宁寺遗址出土来自印度的玻璃珠不是偶然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的时期，北魏诸帝除太武帝外无不扶植佛教。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成为佛教中心。据《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记载，至北魏末年，仅洛阳城内就有寺院1 367所。佛教法华经中经常提到的璎珞、衣珠、数珠等都离不开珠子。在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发现了印度玻璃珠，正反映出北魏时期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频繁。
10.5 新疆发现的西方玻璃
中国新疆位于东西交通的要道，是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陆路输入中原的必由之路。在新疆的很多重要遗址上多次发现西方玻璃残片，其中有典型的罗马玻璃，也有典型的萨珊玻璃。
1） 楼兰遗址玻璃残片
新疆发现了较多的罗马玻璃残片。安家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见到在楼兰遗址上采集到的数块玻璃残片[34]。其中一块为器壁残片，淡黄绿色透明，带有长椭圆形花瓣式磨饰。一块是玻璃杯口沿残片，淡黄色透明，带有弦纹和椭圆形磨花。从这两块残片的玻璃质地及磨花的风格来看，与南京象山7号东晋墓出土的磨花杯非常相似。同时采集的还有两块无纹饰的玻璃容器残片，一为残口沿，乳白色半透明；一为腹部残片绿色透明。对这两块没有纹饰的残片做了成分定量分析，结果与南京东晋墓玻璃残片的成分、与3—4世纪罗马玻璃的标准成分都十分接近[35]。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楼兰遗址也采集了一些玻璃残片，其中一块有菱形磨饰的残片，残长4.5 cm、残宽2.2 cm，是平底侈口高杯的腹部残片[36]。日本学者谷一尚认真地研究了世界上现存的菱形磨饰的平底侈口高杯，认为在楼兰遗址采集的菱形磨饰残片与欧洲北部1世纪中叶到2世纪上半叶的罗马玻璃高杯最为接近[37]。从这种早期罗马玻璃的菱形磨饰高杯的分布可以看出，当时的贸易路线是经过黑海北岸、伊朗北部、伊拉克的西北、印度的西北到达新疆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墨玉县达娃乡西沙漠遗址之东还采集到一些玻璃片，其中两块口沿外翻折成圈唇，一块口沿残片、口沿下有缠丝作为装饰，一块无色透明玻璃残片的口沿处缠上一圈深蓝色，这些玻璃残片都具有罗马玻璃器的特征。
20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楼兰遗址L、K地点的一座墓葬中发掘了一件玻璃杯。据《亚洲腹地》一书记载，这件玻璃杯浅绿色透明，平底侈口，腹部有三排圆形纹饰，圆形面呈凹球面。靠近底部的一排圆饰为七个。杯高5.6 cm，口径6.7 cm，底径2.4 cm[38]。斯坦因当年将他发掘的所有文物都带出中国，这件玻璃杯至今下落不明。
2） 且末县扎滚鲁克墓的玻璃杯
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且末县扎滚鲁克1号墓地49号墓中发现一件玻璃杯，高6.8 cm、口径6.8 cm，淡绿色透明， 侈口圆底，外壁有三排椭圆形磨饰，底部也有一个较大的圆形磨饰。这件玻璃杯的器形与纹饰和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现的玻璃杯非常相似。发掘者推断扎滚鲁克1号墓地的年代为东晋时期。扎滚鲁克墓的玻璃杯经过科学检测和对比研究，被认定为罗马玻璃[40]。
3） 尉犁县营盘墓的玻璃杯
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尉犁县营盘9号墓也发现一件类似的玻璃杯（图10.9）。玻璃杯高8.8 cm，口径10.8 cm。杯内外壁均附着厚的灰白色风化层，但从杯口破碴观察，玻璃质量好，淡黄色透明。玻璃杯侈口圆底，腹部有两排椭圆形磨饰，底部也有一个较大的圆形磨饰。营盘墓地位于罗布泊西侧塔里木河下游三角洲，是丝绸之路“楼兰”道的要冲。营盘墓地的年代为汉晋时期，出土文物包容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因素[39]。
以上三件玻璃杯的磨饰，特别是靠近底部的一排七个圆形磨饰，是伊朗高原萨珊玻璃的风格。
1969年伊朗考古研究中心在里海岸边的诗曼姆（Shimam）也发现过相似的玻璃杯，墓葬的年代被定在帕提亚晚期，即大约3世纪[41]。
图10.9 新疆尉犁营盘9号墓出土的玻璃杯（汉—晋）
然而，营盘9号墓玻璃杯的残片经过化学检测，Na2O高达19.67%，K2O仅含0.59%，是典型的罗马玻璃成分。因此，这种圆形磨饰高杯很可能是罗马玻璃。
萨珊玻璃残片在新疆发现得更多一些，比较典型的是带圆形磨饰残片，斯坦因曾采集了几片。萨珊玻璃的另一种典型器物——凸雕玻璃的残片也在新疆发现。
4） 巴楚脱库孜萨来遗址的玻璃残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巴楚脱库孜萨来遗址的佛寺中采集到两块凸雕玻璃残片，根据佛寺的残佛头像判断，该遗址的年代为4—5世纪[35]。较大的一块玻璃残片长约6 cm、宽约4 cm、厚3～4 mm，是一件玻璃容器的腹部残片。上面有两个凸起的圆形装饰，其中一个直径约为3.5 cm，圆饰面呈凹球面；另一个凸起圆形装饰较小，直径约0.7 cm，圆饰面平坦不内凹，圆饰面高出器壁约3 mm。较小的一块玻璃残片同属于一件容器腹部，上面也有两个凸起的圆形装饰，都是小圆装饰，直径为6～7 mm。
5） 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珠饰
新疆出土的玻璃珠饰数量繁多， 比较集中出土于汉晋时期的墓葬。这个时期的玻璃珠子以单色为主，多彩的镶嵌玻璃珠也偶有发现。
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民丰县尼雅遗址新发现一处墓地，编号为95MNI号墓地，共发掘了八座墓葬，其中M8 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42]。M8还出土玻璃珠饰，品类繁多，主要见于男女墓主人头颈部，应为用于装饰的项链和头饰。如男主人头部所出的蓝色玻璃珠，用细毛线穿系，玻璃珠外表多附着白色风化层。女主人头颈部出土的耳饰和项链，均用玻璃珠穿系而成。四颗镶嵌玻璃珠也在M8出土，珠体及镶嵌眼的颜色各不相同。这批玻璃珠的来源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6） 尼雅N8聚落遗址发现的玻璃角形杯
2007年在尼雅N8聚落遗址新发现的玻璃角形杯是一件罕见的高档玻璃器。玻璃器呈角状，底部尖，稍弯曲。玻璃无色透明，稍泛黄色。腹部下方缠贴两道波浪纹，腹部上缠贴三道弦纹。方口径4.3 cm，长19.8 cm，最大腹径5.2 cm[43]。于志勇将这件角形杯定名为来通（Ryhton），与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玛瑙兽首杯进行了比较。犀角杯来源于西方，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现此种器形的器物，希腊人称此为“来通”。当时人们相信来通犀角杯是圣物。伊辛斯在她的著作《年代确切的罗马玻璃》一书中，将两件玻璃角形杯也定名为来通，器形定为73a和73b 型[44]。随着玻璃角形杯发现得越来越多，学者们也逐渐倾向于称之为玻璃角形杯。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收藏的三件罗马玻璃角形杯，年代定为1—2世纪[45]。欧洲莱茵河流域是罗马玻璃的另一个生产中心，德国科隆罗马—日耳曼博物馆藏有大量罗马玻璃。在其收藏的2、3世纪的罗马玻璃器中也有三件玻璃角形杯，年代均定在3世纪。在此博物馆中还收藏一件4世纪初的玻璃角形杯，装饰有缠丝、点蓝和掐纹[46]。
7） 营盘出土的人面玻璃耳饰
营盘出土的一件人面玻璃耳饰99BYYM22：20，特别引人注意。耳饰呈扁椭圆形，长径1.05 cm、短径0.8 cm、厚0.5 cm，有穿孔。由白、黑、红、蓝四种颜色玻璃制成，其中间显示人面纹，边缘为放射状纹样。玻璃耳饰出自墓主耳边，和其他珠子及一个草圈共同连缀成耳饰[47]。这件人面玻璃耳饰是做工很复杂的马赛克玻璃。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种人面纹马赛克玻璃珠饰或板饰的产地是罗马帝国埃及行省的亚历山大城，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中叶。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收藏一件马赛克玻璃板饰，中间的人面据研究是戏剧的脸谱[48]。与营盘出土的人面耳饰更相似的是埃内斯托沃尔夫收藏中的第153号和第154号[49]，其形状和尺寸都很相仿，特别是第153号人面周围的放射状纹，使人不能不推测这些马赛克人面玻璃珠饰出自同一产地。罗马统治时期，亚历山大城是埃及行省首邑，也是罗马帝国境内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在中西交通史上，亚历山大城是丝绸之路西端的终点站之一，由中国运来的丝绸到此经海路转运罗马乃至欧洲各地。亚历山大城是罗马玻璃制作中心，以玻璃器皿和马赛克玻璃珠饰闻名。如果营盘出土的人面玻璃耳饰是亚历山大城的产品，其传播路线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10.6 中国的国产玻璃
与进口的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产玻璃器发现得很少，仅发掘出土一些单色玻璃珠饰。看来，汉代建立起来的较大规模的以铸造成型为主的铅钡仿玉玻璃业在社会大动荡中已经衰退。北魏时期，出现了一批采用吹制成型的国产玻璃容器，这一新的玻璃成型工艺的采用，与东西文化技术交流的大环境分不开。
1） 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下同）北魏塔基出土的国产吹制玻璃容器
定县北魏塔基石函（481年）出土了七件玻璃器皿[50]，从这一批器皿的玻璃质量和制作工艺来看，可能属于同一个来源。其中玻璃钵（图10.10）的制作工艺水平最高。天青色透明，气泡较多，表面附白色风化层。敛口圆唇，鼓腹，圆底。钵高7.9 cm，口径13.4 cm，腹径14.7 cm，器壁最薄处0.2 cm，底部最厚处0.5 cm，口沿处厚0.3 cm。
两件玻璃瓶，一件高4.3 cm、腹径4.9 cm；另一件高3.4 cm、腹径4.8 cm，都是天青色透明，器壁特别薄，约0.1 cm，有密聚的气泡，器壁附白色风化层。小口圆唇，短颈，鼓腹圆底，其中一个有圈足。葫芦形小玻璃瓶三件，浅蓝色透明，腹作球形，上有长颈，颈口捏弯成短勾状。葫芦瓶高5.3 cm，下部球径2.1 cm。残器一件，底径4.8 cm、壁厚0.1 cm。天青色透明，气泡多，平底，器壁内敛，可能是盂类。
这几件玻璃器都采用了无模自由吹制成型，钵的口沿采用了烧口技术，瓶子的口沿似内卷成圆唇，缠贴玻璃条为圈足，这些玻璃技术都是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的传统技术，中国北魏以前出土的玻璃器上从未采用过这些技术，但北魏以后却一直沿用了下去。这几件器物虽采用了西亚的玻璃工艺，但掌握得并不纯熟，七件器物中六件是小型器，器形简单，也不很规整，玻璃含密聚的气泡，与西亚的玻璃产品有较大差距。从器形上看，钵、瓶和葫芦瓶都是中国传统器形。
图10.10 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的玻璃钵
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的这七件玻璃容器与汉代玻璃容器的不同之处在于成型工艺的不同。汉代玻璃容器都是采用范模铸造成型的方法，这是一般金属的成型方法。定县北魏塔基的玻璃容器采用的是玻璃吹制成型法。玻璃吹制法是充分利用液态玻璃的可塑性，和液态玻璃在温度下降时逐渐变硬直至固态的特殊性质的一种独特的成型方法。在玻璃吹制成型发明前，任何材料都没有采用过这种方式，因此它是玻璃业的独创。
和许多重要发明一样，关于玻璃吹制法的发明也没有任何文献上的记载。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吹制玻璃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地中海东岸[51]。
除了玻璃本身的发明，玻璃制造史上最有意义的发明就是玻璃吹制法。这项先进技术使玻璃业发生了革命，使先前一直是罕见昂贵的玻璃器逐渐变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常见物品。吹制玻璃的采用简化了生产过程、降低了成本，使玻璃制品进入一般市场。玻璃吹制成的容器，器壁很薄，清澈透明，特别适于储藏物品和展示所储藏的物品。玻璃容器特别是吹制玻璃容器，逐渐取代了几千年来一直使用的陶器的一些类型。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并开始了一段和平时期。这个时期为玻璃技术，特别是吹制玻璃技术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罗马玻璃在世界玻璃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由于它的两项重要贡献：玻璃吹制法的发明和玻璃制造业的广泛传播。
中国北魏时期的玻璃容器采用了吹制成型法，可以看作罗马玻璃技术向东方传播的结果。
《魏书·西域》中的一段记载非常引人注目[52]：“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关于这一段记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指中亚的月氏人到北魏首都代（现在的山西大同市），制造带釉的砖瓦，即琉璃砖瓦，因为魏世祖“诏为行殿”，应是一种建筑材料。安家瑶认为这里所说的琉璃，应是玻璃器物。理由如下：① “琉璃”一词在汉代还不能明确是专门指玻璃的术语，但在该书成书之前的魏晋时期，已经可以确定琉璃是表示玻璃这一材料的专门用语。② 这段记载中的“铸石为五色琉璃”，用了“铸”字，熔制玻璃与冶炼金属一样，可用“铸”字，但制造釉器或琉璃砖瓦，则不能用“铸”，只能用“烧造”一词。③ 这段文献提到，月氏人在大同制造琉璃，“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说明月氏人制造的琉璃赛过从西方进口的琉璃。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进口玻璃的时期，相当数量的罗马玻璃、萨珊玻璃都已经发掘出土。西亚的上釉砖瓦虽然有相当长的历史，但中国还没有发现西亚上釉的砖瓦，因此该文献中的琉璃应该是指玻璃。④ 釉器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汉代的绿釉陶器已经相当普遍。釉器与琉璃砖瓦没有质的不同，都是外表上釉的陶器，只是一般将上釉的陶容器或陶动物称为釉器，而将上釉的陶质砖瓦称为琉璃砖瓦。从汉代的绿釉器发展到后来的上釉的砖瓦，可以看作自然的发展，不会产生“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那么轰动的效应。⑤ “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可以理解为用琉璃作殿，也可以理解为魏世祖下诏建一座宫殿，储藏月氏人作的玻璃器，并邀请100多人来观看。综上所述，这段记载中月氏人在大同所造“光色映彻”的琉璃很可能是指透明度很高的玻璃。
河北定县北魏塔基中出土的玻璃器，与汉代的仿玉玻璃不仅工艺不同，而且外观上也很不相同，定县北魏塔基的玻璃表现的是晶莹透明之美。中国玻璃制品的工艺和外观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只能解释为受到新技术、新观念的刺激。河北定县北魏塔基中出土的玻璃器皿与山西大同生产的玻璃有没有关系呢？从年代上看是有可能的，塔基的年代晚于太武年间；从塔基下出土物来看，除了玻璃器之外，还有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和金银器，都是罕见珍宝。夏鼐先生对其中的萨珊银币进行过专文研究[53]，他认为：“这些建塔时的施舍品，很可能有一部分便是皇室储藏库（御府）中拨调出来的”。所以有理由认为：月氏人在大同为北魏宫廷生产的玻璃器，很可能有一部分作为“施舍品”埋在定县塔基石函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玻璃器皿的工艺与汉代玻璃盘和耳杯大不相同，采用了吹制的成型工艺。虽然吹制玻璃技术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在地中海沿岸出现，吹制玻璃容器在2世纪就进口到中国，但古代技术的传播往往比商品的流通要慢得多。而且，技术的传播常与工匠的迁移有密切关系，中国采用吹制玻璃技术也许与外来工匠有关。如果《北史》中的记载与北魏塔基出土的玻璃器皿之间确有联系，那么可以得出下述结论：5世纪中亚的工匠将吹制玻璃技术传到中国。这是中国玻璃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北魏以后的玻璃器皿，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吹制技术。
2） 山西大同方山永固陵出土的玻璃环
方山永固陵是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的陵墓。冯氏卒于太和十四年（490年），同年入葬。永固陵自金代以来，屡遭盗掘。1976年，大同市博物馆等对其进行了清理。墓内出土了北魏的艺术精品，其中有一件玻璃环。玻璃环紫色透明，玻璃质量很好，内含少量小气泡，外表洁净无锈。外径2.2 cm，有可能作为戒指。
山西大同是北魏政权第一个首都平城的所在地。近年来，在大同附近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些玻璃器。这些玻璃器很可能是在平城制作的。
3） 山西大同出土的吹制玻璃器(www.xing528.com)
1987年，大同市城东南30 km的湖东编组站铁路建设中，发现一处北魏墓群，其中M21出土一件玻璃器；2001年，大同市南郊变电站M6和M20出土了玻璃器；2002年，大同市迎宾大道M16和M37出土了玻璃器，这批玻璃器填补了大同北魏玻璃容器的空白[54]。这些玻璃器与河北定州北魏塔基出土的玻璃器非常相似，特别是小玻璃瓶，器形一致，口沿内折卷的做法也完全一样。这几处玻璃器在国外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都找不到可比较的器物，与大同出土的北魏陶器的器形有相似之处。玻璃器残片的化学检测结果也与进口的玻璃有较大差别。因此，大同出土的玻璃器和河北定州北魏塔基出土的玻璃器有可能来源相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到400年，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秦汉和隋唐这两段极盛时代中间的重要变革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南北民族大融合，西方文化大量输入。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罗马玻璃、萨珊玻璃进口增多，同时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也东传到中原，并为隋唐及以后的中国玻璃制造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 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 ] 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 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4 ]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 5 ] 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七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6 ] 房玄龄，等. 晋书：卷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7 ] 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 ] 安家瑶.玻璃器史话[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 9 ]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2（11）：23.
[10] 李鉴华，屠思华.南京石门坎六朝墓清理记[J].考古通讯，1958（9）：69.
[11]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J].文物，1973（4）：44.
[1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3（4）：315.
[13] Mitchell T C. A review of acquisitions 1963—70 of western Asiatic antiquities （2）[M].[S. l.]：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1993（37）: 128.
[14] Saldern A. Glaser der Antike[M]. Koln：[s. n.]， 1975: 185.
[15]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文物，1973（3）：2—28.
[16] Hackin J. Recherehes Archeologiques a Begram[M]. Memoises de la delegalion Acheologique Frangaise en Afghanistan Tome X, 1937: 41—45.
[17] 张季.河北封氏墓群调查记[J].考古通讯，1957（3）：33.
[18] 由水常雄.东洋のガラス[M].[S. l.]：三彩社，1977：63.
[19] 小泉显夫.庆州瑞凤塚の发掘[J].史学杂志，1927，38卷1号.
[20]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新罗双坟庆州98号古坟[M].[S. l.]：[s. n.]，1975.
[21] Zerwick C. A short history of glass [M]. New York: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1990: 32.
[22]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5（12）：21—25.
[23] 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J].考古，1986（2）：173—181.
[24] 深井晋司，高桥敏.ペルシァのガラス[M].[S. l.]：淡交社刊，1973.
[25] 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新沢千塚126号坟[M].奈良：[s. n.]，1977：46—48.
[26]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98（8）：43.
[27] 安家瑶.镇江文物精华笔谈：玻璃器[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9）：28—29.
[28] 王银田，王雁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发掘报告：北朝研究[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29] 宁夏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发掘组.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5（1）：1—20.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31] 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J].文物，2000（1）：89—96.
[32] Francis Jr P. Beads, the Bead Trade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Ancient Trades and Contacts in Southeast Asia[M]. The Offi 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Commission, Bangkok, Thailand, 1996: 128—139.
[33] Lee In-sook, et al. Chemical analyses of some ancient glasses from Korea[C]//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Glass. Amsterdam：[s. n.]， 1993: 163—176.
[34]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J].考古学报，1984（4）：413—448.
[35]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等.中国早期玻璃器检验报告[J].考古学报，1984（4）：449—458.
[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古代民族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7] 谷一尚.ガラスの比较文化史[M].[S. l.]：杉山书店，1993.
[38] Stein A. Innermost Asi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3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络考古珍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40] 成倩.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玻璃研究[J].文物，2011（7）：88—92.
[41] Shinji Fukai. Persian Glass[M].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7.
[4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J].文物， 2000（1）：4—40.
[43] 于志勇.近年来新疆古代玻璃器的考古发现、研究与思考[J].新疆文物，2013（2）：107—117.
[44] Isings C. Roman Glass from Dated Finds[M].[S. l.]： J.B. Wolters Gronningen, 1957: 91.
[45] David Whitehouse. Roman glass in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vol. one[M]. New York: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1997: 118—120.
[46] Donald B. Harden: glass of the Caesar[M].[S. l.]： Olivetti, 1987: 116—117.
[47] 李文瑛.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古玻璃介绍[C]//干福熹.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39—144.
[48]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A guide to the collections[M]. New York: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2001: 18.
[49] Marianne Stern E. Early glass of the ancient world 1600B.C.—A.D.50 Ernesto Wolf Collection[M]. VerlagGerd Hatje, 1994: 414—415.
[50] 河北省文化局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J].考古，1966（5）：252—259.
[51] Grose D F. Early Blown Glass[J].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1977（19）: 24.
[52] 李延寿，等.北史（唐）卷九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3] 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银币[J].考古，1966（5）：267—270.
[54] 安家瑶，刘俊喜.大同地区的北魏玻璃器[M]//张庆捷，李书吉，李钢.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37—4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