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0.4 河北景县北魏封氏墓群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
从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器，可以看出罗马玻璃的发展概况。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是罗马玻璃的早期，那时的罗马玻璃仍然是一种贵族阶层享用的奢侈品。玻璃吹制法虽然已经发明，而且越来越广泛地采用，但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玻璃器仍然是用铸造型压法。彩色不透明或半透明的玻璃占统治地位。中国东汉墓出土的马赛克玻璃和吹制缠丝瓶都是早期罗马玻璃的精品。
2世纪和3世纪是罗马玻璃的中期，这个时期的玻璃数量骤增，玻璃器不再仅是奢侈品，已经开始成为普通人可以使用的日常用品。玻璃器一般都采用吹制成型法，玻璃的透明度增高了，装饰手法也多种多样。中国出土的玻璃器中比较缺乏这个时期的产品。
4世纪和5世纪是罗马玻璃的晚期。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不稳定，各行省割据的状态也反映到玻璃生产上。行省之间产品的差距越来越显示出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罗马玻璃多属于罗马晚期偏东部行省的产品。
10.3 萨珊玻璃的考古发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口到中国的玻璃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制造业历史悠久，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两河流域的影响下就开始生产玻璃珠饰等。1世纪开始生产吹制玻璃器皿。3—7世纪是伊朗高原玻璃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除了生产大量玻璃珠饰、纺轮外，还制造精美的高级玻璃器皿，供上层社会享用和出口。由于这个时期主要是萨珊王朝时期，一般将它们称为萨珊玻璃[21]。萨珊玻璃器皿造型浑朴，喜欢用连续的圆形作为装饰，与萨珊时期流行的联珠纹相似。萨珊玻璃工艺继承了罗马玻璃工艺的特点，特别是发展了冷加工的琢磨工艺，在玻璃碗上琢磨出凹球面或凸起的凹球面，形成一个个小凹透镜。透过碗前壁的凹球面装饰，可以看到后壁的数个小圆形装饰，充分地表现出玻璃变幻莫测之美。
萨珊玻璃的发现及研究虽然较晚，但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填补了罗马玻璃衰落之后、伊斯兰玻璃兴起之前玻璃制造史上的空缺。萨珊玻璃在世界玻璃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过程中是重要的过渡，在继承和发展玻璃工艺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1） 北京西晋华芳墓
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玻璃碗是来自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1965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北京八宝山发掘了华芳墓。墓中出土的西晋骨尺等是人们非常重视的，而对同墓出土的玻璃残片却没有进行及时的研究。原报告报道：“料盘一件，残碎不全，观其口沿和底足，是盘形器，足作乳头状，从两足间距及弦度推测，该盘应有八足，盘口径为10.4 cm，盘壁极薄，断面呈绿色。”[22]这件玻璃器的真实面貌是后来才被人们认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的丁六龙仔细拼对了该墓的玻璃残片，成功地复原了这件玻璃碗。这件碗圆底，球腹，颈部微收，侈口。高7.2 cm、口径10.7 cm，腹部有10个椭圆形乳钉作为装饰，乳钉列为一排。乳钉不很规整，一般高出碗外壁5 mm，长径10～15 mm、短径5～11 mm，其中8个乳钉的长径平行于口沿，另外2个乳钉的长径垂直于口沿。底部有7对凸起的刺排成椭圆形，刺高2 mm，这些刺既是装饰又是足，能使圆底得以放稳。
这件玻璃碗为淡绿色透明，内含较多气泡和条纹，气泡大小不一。由于气泡多，玻璃的透明程度不太好。内外壁风化不很明显，有轻度的虹彩现象，碗壁较薄（1～2 mm），口沿部分特别薄。腹部乳钉有明显的水平条纹，与器身玻璃的条纹不一致。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测，这件玻璃碗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型，底部的对刺是成型后在炉边趁热用小钳子夹挑出来的，腹部的乳钉是用烧软的玻璃条趁热粘贴上去的。(www.xing528.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化验室和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分别对这件碗的残片进行了化学定量分析，其结果与伊朗玻璃成分相符。
日本东京大学伊朗、伊拉克遗迹调查团在伊朗高原的文物发掘中，发现过这种乳突装饰碗。一般是无模吹制成型的薄壁碗，侈口，颈微收，圆底，腹部和底部有乳头状凸起装饰，类似贝壳表面。例如哈桑尼马哈拉（HassaniMahale）7号墓出土一件完整的凸起装饰玻璃碗，腹部最大腹径处有9个类矩形乳钉，下腹部有10个细长的龙骨凸起，底部有10个小乳突围成一圈，代替圈足[24]。这种装饰是在玻璃炉前趁热粘贴或用钳子夹出来的。
这种乳突玻璃碗在伊朗高原的流行时期很长，从1世纪到5世纪的墓葬都有出土，帕提亚王朝（安息王朝）晚期最为流行。
北京这座墓的墓主人华芳是西晋幽州都督王浚的夫人，葬于永嘉元年（307年），当时的幽州统管着河北北部和辽宁，作为幽州都督的夫人，当然属于权贵，在她的墓葬里出土伊朗高原的玻璃是不足为奇的。
2）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号墓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号墓出土一件磨花玻璃碗。根据该墓葬的形制和共出器物，被推断为西晋墓（265—316）。玻璃残片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透明度好，有小气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将残片复原，是圆底玻璃碗，高9.5 cm、口径10.4 cm、腹径11.5 cm，球腹圆底，口沿外翻成侈口，平唇。腹部有四排磨花，磨花为椭圆形稍内凹的小平面，靠近底部的一排为8个磨花，底部也有一圆形内凹的磨花。口沿下有两条细阴弦纹，第一、第二排磨花之间也有一条较宽的阴弦纹（图10.5）。
这种器形的玻璃碗在中国不多见，可是在伊朗高原吉兰州的3—7世纪的墓葬中却出土了一批[24]。另外日本新沢千塚126号墓（4世纪末）也出土了一件磨花碗[25]。其器形、工艺、装饰法与鄂城玻璃碗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鄂城西晋墓的碗口沿被磨平，而新沢千塚 126号墓的碗口沿经火烧成圆唇。这种玻璃碗按壁的厚薄分为两种类型，鄂城碗和新沢千塚126号墓碗都属于薄壁型，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型的。对于这种圆形磨饰的玻璃碗，日本学者已做了详尽的研究，认为是伊朗高原吉兰州3—7世纪的产品，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鄂城西晋磨花碗的残片经化学分析，其成分与日本新沢千塚 126号墓的磨花碗的成分几乎完全一致。新沢千塚碗与东京大学伊朗、伊拉克遗迹调查团在伊朗高原采集的同类型碗的残片，经用原子吸收法来比较其成分，结果是相近的。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类型的玻璃碗是萨珊玻璃。
鄂城121号墓是西晋墓葬，其年代不会晚于4世纪初，因此这件玻璃碗是最早输入东方的萨珊玻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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