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现代被称为玻璃的这种材料被人们叫作琉璃、水精。虽然大部分人对这种材料认识不清,但是已有人对“这种材料是人造材料”有了正确的认识。
西晋时的文献、万震的《南州异物志》[1]记载:“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这里的琉璃,肯定是指人工制造的玻璃,自然灰则可能是作为助熔剂的自然纯碱或钾盐。
西晋的另一文献也应受到重视。葛洪的《抱朴子》[2]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家、哲学家,学识渊博,富有创见。他的巨作《抱朴子》不仅讲了道家的炼丹术,而且也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他讲的用五种灰做成的水精碗,可以肯定是玻璃,而不是天然水晶。
从文献上看,当时的玻璃非常珍贵,多是舶来品。两汉时期,地中海沿岸的罗马玻璃进口到中国,这一事实已经得到考古发现的证明。然而,西方玻璃器的大量东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与当时统治阶级奢侈斗富之风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奢侈成风,还互相较量,看谁家最富,称为斗富。南朝宋时代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3]中有很多小故事,都是记述当时士族斗富的场面。在斗富中要向对方陈列出自己的宝物,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西方进口的玻璃器是宝物中的一项。北魏的文献《洛阳伽蓝记》[4]也有类似记载:“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碗、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做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这里清楚地记载了从西方进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为显示其豪富的宝器之一。(www.xing528.com)
魏晋南北朝时玻璃容器被视为宝物,可能是由于那时的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方玻璃的艺术价值,特别是晶莹透明的性质,是其他材料都难以比拟的。这个时期有不少诗文赞扬玻璃器的美丽,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晋诗人潘尼的《琉璃碗赋》[5]。当时潘尼与朋友们晏饮,主人有琉璃碗,让客人们作赋赞美之,潘尼当场作赋:“取琉璃之攸华,昭旷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圆盛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非停。灼烁方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过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捏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座之曲晏,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这首赋充分地歌颂了玻璃碗做工精良、透明度很强的特性。《世说新语》记:“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贵耳”[3],玻璃清澈透明,所以被看作宝器。汉代的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玻璃透明之美,所以当时只用玻璃仿制彩色不透明玉石,而没有发展透明的玻璃。
由于魏晋南北朝的上层人士视玻璃容器为宝器,文献中有关玻璃器的记载明显增多。《晋书·崔洪传》:“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瑠璃器中。”[6]《世说新语·纰漏篇》:“王敦初尚主……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有关玻璃的记载增多,并不表示当时已有很多的玻璃器。正因为玻璃珍贵难得,所以文人骚客要写文章记载下来。最有意思的一首关于玻璃容器的赋,是晋傅咸写的,他讲有人送他一个玻璃卮,小孩偷偷玩弄这个玻璃卮,不小心把它掉进了脏地方,他很珍惜这个玻璃卮,可是又觉得它已经沾上污秽,不能把它继续当宝贝了。在这首《污卮赋》中他写道:“有金商之玮宝,禀乾刚之淳精,叹春晖之定色,越冬水之至清,爱甄陶以成器,逞异域之殊形,猥陷身于丑秽,岂厥善之不惜,与觞勺之长辞,曾瓦匜之不若。”[5]傅咸将玻璃与洁身自好的君子相比,君子若有污点就不成为君子;玻璃器若被玷污,也不成为宝器了。
从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大户所视作宝器的玻璃,并不是国产的玻璃。而是来自国外的进口玻璃。这种需求,促进了对外国玻璃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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