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

干福熹曾提到，有关中国古代玻璃的描述在很早的史料中已有记载。最早出现的名词，有“璆琳琅玕”“琉琳”“流离”“玻璃”等，以后使用“琉璃”这一名词较为普遍[1]。

张维用在《“琉璃”名字考》[2]一文中称，中国古代，一般都把玻璃称作“琉璃”。在唐代以前，“琉璃”都写作“流离”，或作“璧流离”。

张福康等[3]认为“琉璃”这个古代名词所代表的概念历来含糊不清，为此，对这个名词下了个初步的定义：“琉璃”是古代用来称呼那些用硅酸盐材料配制，并用和传统陶瓷工艺完全不同的方法制成的人造饰物的专门名称。它主要包括：① 含少量玻璃相的多晶石英制品，如圆珠、管珠等；② 带有陶胎或没有陶胎的蜻蜓眼；③ 透明或半透明的早期玻璃制品，如璧、剑饰、耳珰等。“琉璃”这个名词的含义比“玻璃”更为广泛，因此，前者可以概括后者，但后者不能概括前者。

以上所述，提出了对玻璃名称的研究问题。从古籍史料中，我们还看到的名称有“陆离”“陆琳”“颇黎”“颇瓈”等。战国以后，仿玉镶嵌玻璃大量出现，其名称大多与“玉”字相关，如五色玉、水玉、药玉、瓘玉、罐子玉、假玉等；此外，还有水精、假水晶、硝子及料器等名称。

如此繁多的名称，反映了中国古代玻璃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古代玻璃的名称是一个有趣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正因为史料中对玻璃还有众多“异物同名”或“同物异名”的存在，所以，对于真正被称为“玻璃” 的器物，就需要正确分析史料的记载和对其的描述，准确判定其实际名称。

以下将按历史已有史料，主要对先秦、汉通西域后和5世纪南北朝，西方吹制技术传入及以后的史料进行分析。

8.1.1　璆琳琅玕——先秦时期天然玉石和人造玻璃的统称

在中国古籍中，已知用来称呼玻璃的名称，最早是在西汉晚期，即通西域后才出现的，有西汉的《史记·大宛列传》《盐铁论》；东汉的《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域传》《论衡·率性篇》等，当然，汉以后的史料更多了。对此，我们应该探讨的是，中国先秦尤其是在战国时期，自制的玻璃流传广泛，制作精美，并成为商品，这时期对其称呼应该是什么？

有关“璆（球）、琳、琅玕”的记载最早出于《尚书·禹贡》[4]。例如，其中有下面两段记载：

其一为：“华阳、黑水惟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

其二为：“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

这两段分别记述了“华山南面、黑水之间的区域属梁州”和“黑水、西河间的区域属雍州”，及其山川、物产、贡赋等。“厥贡璆”和“厥贡惟球、琳、琅玕”均指它的向上贡品有“璆琳、琅玕”等，这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在先秦典籍中称《书》，言其为“上古之书也”，汉代始称《尚书》。书中记录了虞、夏、商、周年代的史事，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5]，也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其中“禹贡”篇为战国时魏人编撰，该篇记录了夏代“九州的划分，山川的方位走向，风土物产，贡赋交通”等，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有价值的地理学著作。“禹”，为夏代开国君主，夏代在中国历史上，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贡”，为由下而上贡输的方物之称。这里所记载的“梁州”和“雍州”的贡物中均有“璆琳琅玕”。

此外，先秦成书的还有：

《管子· 轻重甲》[6]，其中记载有“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及“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

《穆天子传》[7]，书中叙述了“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献技斯之石四十，……珌珮百支，琅玕四十”及“丁酉天子登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使民铸以为器”的故事。

以上是先秦史籍中见到的少有的记载，这些史实又被后人所传承，主要有《史记·夏本纪第二》[8]和《汉书·地理志第八上》[9]中对《尚书·禹贡》中所记述的“璆琳琅玕”的两段完整文字做了原原本本的转述。《史记》是西汉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公元前 91年撰写成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如此一脉相承，可见其史实的可信度。不过，至于“璆琳琅玕”是否专指“玻璃”这种人造材料，还需要认真分析。

据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著《说文解字》[10]中记载，“琳”美玉也，“琅玕”似珠者。“璆琳琅玕”主要指的是玉石和宝珠之类的饰物。但是，并没有说清楚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制造的，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正如同处于东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其著作《论衡·率性篇》[11]中，雄辩地论述了“天道有真伪”的思想，然而，他的实证却道出了“璆琳琅玕”有天然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何以验之？《禹贡》曰‘璆琳琅玕’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按当时王充所例证的“璆琳琅玕”，已经不仅指的是天然玉珠（“此则土地所生”），同时，对人工制造的“伪”玉珠（更确切地说，应该为仿玉珠材料——“五色之玉”），也一样被称为“璆琳琅玕”。因此，可以认为“璆琳琅玕”是古代对“真玉似玉”的统称，根本不分真玉石或仿玉石。可以这样讲：“璆琳”示其质，“琅玕”表其形，所以，“璆琳琅玕”就是“玉”的珠或“玻璃”的珠。

杨伯达在《西周玻璃的初步研究》[12]一文中提到，西周出土的“一批串珠项链”多达千余件。玻璃制成的管、珠、片，及玛瑙、玉、石等非金属矿物制品，在西周时期叫作什么？也应该称之为“璆琳琅玕”。所以，古代对“璆琳琅玕”的称谓，应该看作对玉石或仿玉材料饰品之类的统称。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对于屈原在《楚辞》[13]的《离骚》中的“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九歌·大司命》中的“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和《九章·涉江》中的“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就不难理解了。这里所提的“陆离”不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应指的是一种色彩光亮的剑上饰物，也可能是天然的“玉石”，或人造的“五色玻璃”。因为在中国春秋末和战国时期，已出现相当多的人造玻璃制品，尤其镶嵌在其他材料上的玻璃制品，在出土的战国墓葬品中都有很多的实例，“剑饰”就是其一。

高至喜在《湖南出土战国玻璃璧和剑饰的研究》[14]中，提到“湖南各地战国楚墓中发掘出土的玻璃璧已有120余件，……玻璃剑首8件，……玻璃剑珥6件，……玻璃剑珌1件出于益阳”。

更具典型的是“越王剑上的玻璃剑饰”[15]。“1965年冬在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的“剑”，“其剑格两面的凹槽中，分别镶嵌着多块绿松石和玻璃。出土时绿松石完好无缺，而玻璃仅剩下两块，……这两块玻璃都是浅蓝色、半透明，形状不同，一块呈球冠形，另一块呈烟斗形”。另外，在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发现的吴王夫差剑，在剑格的一面嵌了块小玻璃，呈圆形，无色透明，稍泛绿色，透明度较好。

从许多出土的实物看，当时玻璃的镶嵌技术和应用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不仅有镶嵌“剑饰”“珠饰”，还有嵌在铜镜上的饰品等。但古人对其称谓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从先秦时期有限的史料看，凡对色彩斑斓、光泽晶莹的玉石串珠等饰物，均可称之为“璆琳琅玕”或“流光陆离”（简称“陆离”）。

实际上，对《楚辞》中的“陆离”，就其诗句而言，屈原本人也不可能直呼其“玻璃（陆离）”，因为在诗句中表现了屈原高大的形象和所佩“长铗”的光彩夺目，这样才符合其本意，起到比喻作者品格高尚、行为庄肃、道德纯美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的作用。同样地，在《楚辞》的“九叹”中，刘向也吟出“薜荔饰而陆离兮，鱼鳞衣而白蜺裳”；《汉书·扬雄传》中，出现“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明代李时珍对琉璃一词做出解释：“《汉书》作流离，言其流光陆离也。火齐，与火珠同名。”

正因为先秦时期，人工制造玻璃器刚刚兴起，不论在生产制造技术和应用方面都未形成规模，这种人造材料的制得也十分不容易，所以它与玉石的珍贵程度差不多，仅在达官贵人中作为饰物，其名称也与天然玉石相近，这就是玻璃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仿玉时期、与“玉”字分不开的原因。

8.1.2　琉璃——两汉及以前，西方传入与中国自制玻璃的称呼

下面来研究汉以后的有关史料。有人提出，“琉璃”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桓宽的《盐铁论》[16]卷一“力耕第二”：“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騨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为国之宝。”这里出现了有关“璧玉、珊瑚、瑠璃”的提法，其中“瑠璃”似乎已经与天然的“璧玉”分开而述了，瑠璃（即“琉璃”）就是人工制造的玻璃。

现在再分析一下这段历史。《盐铁论》实际上是记述西汉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即公元前81年一次经济政策方面的大辩论。当时政府召集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参加会议。贤良、文学等反对“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对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并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反复辩论。当时距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已有57年，距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也有38年，因此，这时的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有了相当的发展。桑弘羊回答贤良、文学等人时，坚持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内外两种资源的原则，即“是则外国之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才达到了诗曰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www.xing528.com)

由上述可知，在汉武帝时代，当政者积极开拓中西交通，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个时候，由西域交流进来的“璧玉、珊瑚、瑠璃”，都是国家的宝物。从西域传入的玻璃，均被称为琉璃，作为贸易品进入汉王朝，这就是当时的实际。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和南朝宋史学家范晔所著《后汉书》[17]均可为证。在《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上》（图8.1）中记载：“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櫰、梓、竹、漆。……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 这里已提到了“璧流离”。“罽宾”，古西域国，汉代时在今喀布尔河下游克什米尔一带，建都循鲜城，为今克什米尔地区斯利那加附近。汉武帝时开始建立朝贡关系，遣使奉献。

在《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图8.2）中记载到，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这里提到的“琉璃”与上文的“璧流离”应为同物，都可看成由西方传入的玻璃，称之为“琉璃”。

图8.1　《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图8.2　《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

当我们研究了记载有西方传入玻璃的古籍史料时，不能忽视这个时期有没有记述中国自有玻璃的史料。《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中写道：“哀牢人……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云南县有神鹿两头，能食毒草。”此外，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南中志》[18]记载，“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献。明帝乃置郡，……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棉绢、采帛文绣，……又有……水精、瑠璃、轲虫、蚌珠”。这里所记述的是东汉明帝刘庄于69年接受哀牢人的贡物。哀牢是一个古郡国，位于今云南省保山怒江以西，51年与东汉交往，受汉封号，建立了朝贡关系。从西汉政区形势图[19]来看，哀牢已属西汉“政权部族界”区内，“云南郡蜀建兴三年置属县”，所以有地名称之为“云南县”。西汉时期行政设置为州、郡、县，全国“司隶十三州”，今四川、云南一带属于“益州”。李晓岑在《关于中国铅钡玻璃的发源地问题》[20]一文中提出，“考古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显示，汉代以前的中国传统铅钡玻璃中含有207Pb/206Pb比值很低的异常铅，该文通过分析这些异常铅的同位素分布场，推断早期铅钡玻璃的原料来自云南”。他还从历史记载、考古发现、地质条件等方面分析，认为“滇东北还是中国铅钡玻璃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可以看出，在当时许多史学家、著者著书立说时，并没有把西方传入的玻璃和中国自制的玻璃分开来称呼，所以，这个时期史料上反映出来的玻璃名称，基本上都称之为“琉璃”（同音为“瑠璃”）。

8.1.3　玻璃的多种名称——“玻璃”“琉璃”及其他

令众多古代玻璃研究者感到困惑的是，玻璃在中国出现和使用已有2500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都不是用“玻璃”的名称给予称呼。由于宋代以后，以低温彩釉陶制作的砖瓦称为“琉璃”，在宋李诫的《营造法式》中称“釉陶瓦”为“琉璃瓦”[21]，可见“琉璃瓦”与“琉璃”已不是一物了，所以在宋以后玻璃器物的“琉璃”一词开始有被“玻璃”逐步取代的趋势，但真正确定其名副其实的“玻璃”名称是在清代，还不足800年历史。由于清康熙帝喜爱西方传入的玻璃制品，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下诏建立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集中了山东博山、广东广州的制作玻璃的能工巧匠。为了避免与烧制低温彩陶琉璃砖瓦的“琉璃厂”混淆，故新建的厂定名为“玻璃厂”，从此生产的产品也都被称为“玻璃”。因为官方使用了“玻璃”的名称，所以逐渐推广到了民间。如清代文人王士祯在他的《香祖笔记》[22]中有关于鼻烟壶的记述：“近日京师有以淡巴菰作为鼻烟者，以玻璃瓶贮之。壶形种种不一，颜色亦具有五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齿为题，就鼻嗅之。但皆内府制造，外间亦或仿之，终不及。”

据有关史料记载，大约在南宋时，最早称西方进口的玻璃器为“玻璃”，而中国自制的玻璃制品名称多种多样，直到清代还在沿用“琉璃”这一名称。

《武林旧事》[23]是周密于元灭南宋之后，回忆旧事而著的，书中已将“琉璃”和“玻璃”的称呼分别示为“国产”的和“进口”的。如卷二“元夕”：“禁中自去岁九月赏菊灯，……鳌山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水玉壶，爽彻心目。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连五色琉璃阁，皆毬文戏龙百花。……有幽坊静巷好事人家，多设五色琉璃泡灯，更自雅洁。”可见国产的玻璃在灯饰上已应用较广，但还是使用“琉璃”的称呼。再如该书卷二“赏花”：“禁中赏花非一先期后苑及修内司分任排办，……堂前列，……台后列……堂内左右各列三层，雕花彩槛，护以彩色牡丹画衣，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瓶，各簪奇品。” 这里对“玻璃”瓶用以“大食”冠之，说明玻璃瓶是由“大食”（即阿拉伯）进口的。该书还提到清河郡王张俊进奉给宋高宗的一批玻璃器，有“白玻璃圆盘子一”“玻璃花瓶七”“玻璃碗四”等。

宋蔡绦撰写的《铁围山丛谈》[24]中，更有进口半成品玻璃料块的记载：“时（政和四年）奉宸中得龙涎春二琉璃缸，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铁滓然，块大小犹儿拳，人们莫知其方，又岁久无籍，且知所来，或云柴世宗显德间，大食所贡，又谓真庙朝物也。玻璃母诸珰以意用火煅而模写之，但能作珂子状，青红黄白随其色，而不克自必也。”

元陈旅的《陪赵公子游蒋山即席次李五峰韵》[25]诗有这样的描述：“石液玻瓈碧，云根玛瑙殷”，可见陈旅已经知道，用石头（指矿物原料）熔化成液体状后制造成的材料碧透晶莹，称之为玻瓈。到了明代，对进口的玻璃器称为玻璃更为普遍。在张燮的《东西洋考》[26]中，把荷兰生产的玻璃器都称作玻瓈。万历年间进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27]中很清楚地说“玻璃杯、镜，乃烧成者”：

“玻璃：一作颇梨，一作玻璃，西国宝，千年冰作化，故曰冰玉。今有外国所市玻璃杯、镜，乃烧成者。又有五色小瓶，值极高，其质俱自销冶所成，非所谓冰玉也，恐别是一种耳。”

明曹昭在《格古要论》[28]中也说：“玻璃多出南番……与水晶相似。”

清李调元在《南越笔记》[29]中记载道：“玻璃，来自海舶。西洋人以为眼镜。……”

应该说，宋代以后，进口玻璃器在人们的认识中，已经明显地与自制玻璃称谓不同了，直呼其“玻璃”。但是，这时期中国自制玻璃在技术和原料上，仍然停留在仿玉制品的阶段，所以，虽然在5世纪南北朝时，西方吹制玻璃技术已传入，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从社会需求上看，仿玉制品更为社会上各阶层所接受，所以玻璃仿玉的名称也在一定范围得到流传，比较明显的是在宋、明时期史料中有不少记述。

苏东坡在《独酌试药玉滑盏，有怀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诗招之》[30]这首五言古诗中咏到：“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杯，规摹定州瓷。荷心虽浅狭，镜面良渺弥。持此寿佳客，到手不容辞。……”

还有一首苏东坡的七言律诗《正月三日点灯会客》写道：“江上东风浪接天，苦寒无赖破春妍。试开云梦羔儿酒，快泻钱塘药玉船。……”

从苏东坡的诗作中可见，当时人工自制的玻璃，可以制成仿玉的酒杯，这时的玻璃也就叫做“药玉”。当然，药玉的提出，一是源自实际工艺，就是以药（即铅矿石、白砂石等）熔制而成的，似玉一样的材料；二是由历史上同类沿用，如“以药作珠”“加以众药”“熔化药石”等。所以，诗人能直接描述“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应该说这种玻璃的熔制方法，差不多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明史·舆服三》[31]“文武官冠服”等中规定了官员的冠服佩戴的等级。如“一品至九品，以冠上梁数为差。……一品，冠七梁，不用笼巾貂蝉，革带与佩俱玉，……二品，六梁，革带，绶环犀，……三品，五梁，革带金，佩玉，……四品，四梁，革带金，佩药玉，……”五品以下均佩药玉。这充分说明，明代从官方的制度上确认了“药玉”的地位。

然而，在明之前的元代，早已从机构上设置了“瓘玉局”。《元史·百官之四》[32]中，“瓘玉局”隶属于“将作院”，其职能是“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等。“瓘玉局，秩从八品”。这时用“瓘玉”来称呼人造玻璃材料，到了明代又演变成为“罐子玉”，正如《格古要论》中记述的：“罐子玉：雪白罐子玉系北方用药于罐子内烧成者。若无气眼与真玉相似。” 这样看来，“罐子玉”是很形象的名称，就是指在罐子里用药熔（烧）制的（仿）玉，与“药玉”大体相同。

明代还出现另一个玻璃的名称——硝子。这与玻璃的配方使用硝石（即KNO3）作助熔剂有关。巩珍在《西洋番国志》[33]中就用“硝子珠”来称呼自制的玻璃珠：“占城国即释典，所谓王舍城也。……所喜中国青磁盘碗等器及纻丝绫绢硝子珠等物”；“然国人最喜青花瓷器并麝香花绣纻丝硝子珠等货，国王常采方物遣使进贡中国”。这些记述明显说明了当时中国自制玻璃珠（即硝子珠）已传到了东南亚一带。《格古要论》中也有“硝子，假水晶，用药烧成者，色暗青，有气眼，或有黄青色者，亦有白者，但不洁白明莹”的记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水精，药烧成者，有气眼，谓之硝子，一名海水精”的记述。随后硝子的名称被传入日本，所以现在日本的玻璃制造厂多被称为“××硝子株式会社”，可能有此历史渊源。

至于“料”或“料器”的名称也有不少记载。明徐勃在《徐氏笔精·料丝灯》[34]中写道：“料丝，出滇南金齿者胜，询之土，人云以玛瑙紫石英诸药品捣为屑煮如粉，必市北方天花菜点之方凝即缫为丝，织如绢状上绘山水人物，诸色极晶莹可爱，煮料丝，故名料丝。” 北京在清代时，把从山东博山运送来的玻璃块料的半成品原料称“料”，而加工后的产品则称为“料器”，这可能就是当时或者至今，对传统的艺术玻璃制品称之为“料器”的渊源。山东博山发现了元末明初玻璃作坊的遗址，说明博山是中国自元末以来玻璃制造的主要产地之一。在清乾隆年间生产的套色刻花玻璃瓶、壶等，其称呼仍然沿用“琉璃”，而“博山美术琉璃厂”的厂名现在也依然保留着“琉璃”二字，这正是中国玻璃名称的特殊性。此外，还有不少外来语包括梵语等，就不再赘述了。

综上所述，为了便于了解古代玻璃名称和相关史料，将其列于表8.1中，供参考。

表8.1　古代玻璃在史料中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