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探析

中国对古代玻璃的科学研究工作起始于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后，袁翰青对中国古代玻璃做了有价值的成分分析和研究，分析了从洛阳和长沙出土的4种战国时期的玻璃珠和璧后，指出PbO含量高和PbO与BaO共存是中国古代玻璃的特色[33]。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古墓发掘中不断发现古代的玻璃器物，从西周、春秋、战国直至唐、宋、元、明，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玻璃，提供了很重要的例证和材料。20世纪70年代末干福熹等根据查阅的资料和初步的技术检验，提出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34]。杨伯达通过对出土文物资料的分析，支持中国古代玻璃“自创说”的观点[35]。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和报道[36]。

对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较快的开展，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一方面，中国的玻璃科技界介入了对中国古代玻璃的科学研究，不仅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做了大量的测试，同时对古代玻璃的风化、保存和制作工艺做了多方面的研究[37—40]；另一方面，文物考古界系统整理出中国的古代玻璃出土文物，从文化交流、历史背景与文物的对比各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41—44]，并与中国玻璃科技界合作进行古代玻璃的科技考古。安家瑶作为中国第一位从事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研究生，完成了论文工作[45]，她收集了187件中国早期玻璃器皿的材料，并实地考察了106件实物，完成了对中国唐、宋玻璃器皿的考证。在文物考古界和玻璃科技界的共同努力下，1984年6月在湖南长沙由干福熹主持了中国首次中国古代玻璃研究学术讨论会，为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中玻璃考古专题讨论做了准备，也是第一次文物考古界与玻璃科技界的汇合交流的会议。图1.2是参加会议的人员合影。

1984年10月，来自美国、日本、印度的玻璃考古学者和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轻工部上海玻璃搪瓷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的玻璃科学工作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广州博物馆等单位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参加了1984年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中的“玻璃考古”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由中国硅酸盐学会和国际玻璃协会玻璃考古专业委员会（TC—17）联合主持，系统地报告了从西周至明、清约2 000余年中国古代玻璃的中外研究结果。这对开展中国古代玻璃研究和走向国际交流是极为重要的。图1.3为会议主持人和主要外宾合影。会后于1986年出版了中文版会议论文集[1]。该论文集收集了会议中中国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铅玻璃，早期玻璃器皿，春秋战国琉璃璧，扬州汉墓玻璃衣以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出土的玻璃器及饰物的研究；反映了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进展。论文中还有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等对中国古代玻璃物理性质、化学组分和同位素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结果；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玻璃与日本出土的古代玻璃的关系的报道。同时，也收录了长沙讨论会及其他方面古代玻璃的有关论文，共有18篇。所以这本论文集实际反映了国内、国外当时对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全面情况，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玻璃技术发展史起了积极的作用。经多方努力并补充了材料，于1991年由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出版了该论文集的英文版（图1.4）[46]。该次会议的论文集至今仍被作为中外研究中国古代玻璃的重要资料。

20世纪90年代，文物考古界对中国古代玻璃研究更为关注，出版了介绍中国古代玻璃的书册[47—50]，为扩大人们对中国古代玻璃的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研究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历史中，应注意到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特别在中国南方（两广地区）出土了早期（战国和汉代）K2O含量较高而CaO和MgO含量较低的K2O—SiO2玻璃系统[51]，以及新疆出土了Na2O—CaO—SiO2玻璃系统后，对公元前南方（海上）丝绸之路[52]和西北（沙漠）丝绸之路[53]的玻璃文化和技术交流更为注重。这段时间也出土了一批魏晋、唐宋时代的大件玻璃制品，如陕西法门寺的玻璃器皿等，这些玻璃器皿具有明显的波斯、萨珊和伊斯兰玻璃的造型特征[54—57]，加深了人们对中西玻璃文化交流的认识。

中国古代玻璃科研工作者，以后积极参与了历届国际玻璃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中有关玻璃考古的专题讨论。李家治、干福熹应邀在第17届国际玻璃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做了“中国古代玻璃和瓷釉的着色”报告[58]，史美光、黄启善、安家瑶分别在第15届、第18届和第19届国际玻璃大会的“玻璃考古”专题会议上做了“中国出土的早期玻璃的化学成分”[59]、“广西的汉代钾玻璃”[60]、“新疆出土的古代玻璃”[61]报告。

图1.2　1984年6月在湖南长沙举行的“中国古代玻璃研究学术研讨会”人员合影（前排左起：1. 黄启善、2. 安秀春、5. 安家瑶、7. 蔡可玉；后排左起：1. 易家良、3. 史美光、4. 后德俊、6. 何欧里、8. 干福熹、9. 肖炳荣、10. 熊传俊、11. 黄振发）

近年来，中国古代玻璃文物考古界人士在国外的有关古代玻璃的文集上发表了综述文章[63—66]和在美术集上大量登载了中国古代玻璃的彩色文物照片[67]，这对宣传中国古代玻璃起了积极的作用。

香港关善明收集和收藏了上千件中国古代玻璃的制品（包括珠饰），其中50余件交给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永久保藏并进行成分分析，并且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合作，整理出中国出土古代玻璃一览表并收集和登载了很多玻璃文物的彩照，同时展出他所收藏的古代玻璃的照片及有关化学成分，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玻璃》一书[68]，这对中国古代玻璃研究具有特别的价值。

进入21世纪的10多年中，中国古代玻璃的科技考古研究有了较好的发展。21世纪初干福熹加盟复旦大学（从兼职教授改为正聘教授），其中目的之一就是基于复旦大学有较强的文科和理科相关专业，干福熹可以顺利地利用学校的测试分析设备，来深入进行科技考古的研究。首先干福熹团队与复旦大学近代物理所合作，把质子激发X射线发射分析（proton induced X-ray emission， PIXE）谱仪用作古代玻璃器的化学成分的无损分析，在实验方法上做了很大改进，并能够作轻元素的定量分析；也应用了化学系的拉曼（Raman）光谱仪和学校测试中心的X射线衍射仪作结构和矿物相的检测。正因为有了无损分析的测试手段，文物考古部门才能较放心地送来样品进行合作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为支持古代玻璃的科技考古研究，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大力发展原位无损分析的研究，培养了10多位研究生，从事材质的定量分析研究工作。近几年逐步开展了对体形较大的和文物级别较高的古代玻璃器的测试研究，并对不能移动的古代玻璃器进行了原位测试分析。

图1.3　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玻璃考古”专题主持人干福熹（左3），特约报告人布里尔（R. H. Brill，美国；左1），胡兴斯基（J.Wosinski，美国，左2），山崎一雄（K.Yamasaki，日本；右1）

图1.4　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a） Scientifi c Research in Early Chinese Glass（玻璃）（R. H. Brill，J. H. Martin；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1991）；
（b） 《中国古玻璃研究》（干福熹，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干福熹团队主要关注早期的古代玻璃的来源和中外文化、技术的交流，特别注意中国西北和北方以及西南和南方的古代玻璃的研究。

“中国南方古代玻璃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2月在广西南宁召开，有来自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等各省、市文物和考古单位代表及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玻璃科技工作者参加，见图1.5。大家做了有关中国古代玻璃在南方的出土、收藏介绍和研究报告，与会代表还就与古代玻璃相关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民族迁徙和相关的冶金技术等进行讨论。会后玻璃科技工作者与南方和西南地区文物单位合作测试研究了70余件古代玻璃样品。会议的报告和古代玻璃样品测试结果，汇编成《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一书，见图1.6[69]。

2004年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了“中国北方古玻璃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市文物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图1.7）。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各自宣讲了有关中国西北和北方出土、收藏的古代玻璃物品及技术传播，并围绕着西北（沙漠）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广泛讨论并会后合作研究了近500余件古代玻璃器样品。

图1.5　出席2002年“中国南方古代玻璃学术研讨会”人员合影（第一排左起：1. 吴伟峰、2. 陈远章、4. 查连芳、5. 于瑮、6. 干福熹、7. 黄启善、8. 李昭和、9. 冯永驱、10. 梁荣基；第二排左起：1. 黄静、2. 吴海贵、3. 樊海涛、4. 易家钟、5. 李青会、6. 莫洪贵、7. 邢进原、8. 刘明琼、9. 申世芳、10. 顾冬红、11. 程逸殿；第三排左起：6. 周敏）

图1.6　《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干福熹，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一年后（2005年4月）在中国硅酸盐学会和国际玻璃协会玻璃考古专业委员会（TC—17）的发起下，在上海召开了以“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为主题的“2005上海国际玻璃考古研讨会”（2005 Shanghai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rchaeology of Glass）。与会人员有来自美国、韩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及中国新疆、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等省（自治区）文物考古所和博物馆的专业人士，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见图1.8。这次会议汇集了中外专家对中国西北和北方的古代玻璃出土历史、背景、外观特征和化学成分的丰富的研究结果。会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70]，汇集了2004年乌鲁木齐中国北方古玻璃研讨会和2005年上海国际玻璃考古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包括了25篇文章，收集了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古代玻璃科学研究方面的优秀文章，见图1.9。2009年由世界科学出版社（World Scientifi c Publishing）出版了Ancient Glass Research along the Silk Road[71]（图1.10）。

2012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第2届国际玻璃考古会议（图1.11），这次会议上有较多报告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古代玻璃，讨论古代玻璃的材质和溯源。研究了中国古代陶质和瓷质的釉料与古代玻璃的关系，有较多的文章涉及釉砂（faience）。在中国釉砂俗称“料器”，它是古代玻璃的先驱体，产生的年代比玻璃更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了它的制造和流通。

图1.7　出席2004年“中国北方古玻璃研讨会”人员合影（第一排左起：1. 梁荣基、4. 范滇元、6. 干福熹、9. 李肖、10. 伊弟利斯；第二排左起：1. 马波、2. 钱钟华、4. 邓佩珍、6. 李富铭、10. 潜伟、11. 承焕生、12. 杜玉冰、14. 李文英、16. 黄运良；第三排左起：2. 郭治中、3. 任晓燕、6. 陈坤、13. 李青会、16. 吴隽、18. 顾冬红、19. 于志勇)

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中西玻璃文化技术交流和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本书做了初步分析的总结和讨论。不少问题还有待于国内外文物考古界和玻璃科技界同仁作进一步共同的深入研究。

图1.8　出席“2005上海国际玻璃考古研讨会”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左起：邓佩珍、安家瑶、马丁、布里尔、干福熹、李英淑、承焕生、布里尔的女儿；后排左起：贾少平、潜伟、陆驰、姜捷、顾冬红、李青会、马波、伏修峰、唐晓东）

图1.9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干福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图1.10　Ancient Glass Research along the Silk Road（Gan Fuxi，R. H. Brill ， Tian Shouyun；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2009）

图1.11　出席“2012国际古代玻璃学术研讨会”人员合影（前排左起：Sophia Lahlil、承焕生、祝如荣、J. W. Lankton、 Julian Henderson、干福熹、黄启善、安家瑶、Brigitte Borell、Izumi Na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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