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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研究与评述

时间:2023-08-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物不断流失,从20世纪20年代起西方开始讨论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也出现了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分析和研究。图1.1为至今还在展出的中国战国时期古代玻璃。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分析和探究起源的类似的文章也较多[16—17]。20世纪中叶后物理分析方法应用于不破坏分析,因而有关中国古代玻璃的分析结果也在增多[18]。

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研究与评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物不断流失,从20世纪20年代起西方开始讨论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也出现了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分析和研究。

对中国文物研究中,最早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古代玻璃是从埃及传入的,代表人物如德国的Neumann,他认为中国发掘出的古代玻璃是从埃及传入,中国自己制造玻璃要比欧洲迟得多[9]。另一俄国人Farmakovski则提出,古代中国不存在专门制造玻璃的技术和作坊,和陶瓷相联系的釉料是可能有的[10]。到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看到一些具有中国古代艺术特征的玻璃制品后,认为“料器”在中国汉、唐已有,而吹制玻璃技术最早在17世纪或18世纪出现。但是,从日本出土的弥生时代(前300—公元300)的古代玻璃,被认为从中国传去,就说明中国早就有玻璃[11]

西方在20世纪30年代后的有关中国古代玻璃的文章和书籍大多数引证自Seligman与Beck的工作[12—13]。他们从加拿大传教士怀特(W. C. White)手中获得1928年在洛阳市东北方20余公里的金村古墓中的珠子、镶嵌玻璃珠铜镜和带钩,年代跨越汉至唐。W. C. White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他是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的奠基人之一。20世纪20—30年代来华,任河南天主教区主教,其间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出土文物,并编写了Tombs of Old Lo-Yang(《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14]。他把收集到的中国古代玻璃捐献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图1.1为至今还在展出的中国战国时期古代玻璃(铅钡硅酸盐玻璃珠)。

Seligman与Beck用光谱分析玻璃化学成分方法,发现在汉和汉以前的54个样品中含PbO的有52个(占96.3%)、含PbO和 BaO的有39个(占72.2%);唐代以后的15例中,含BaO在5%以下的有7例(占46.7%)、不含BaO的有8例(占53.3%)。这些化学成分独特的古代玻璃惊动了西方。西方到7世纪从希腊的罗得岛才发现含PbO的玻璃,而含BaO的玻璃要到18世纪后才有,但是他们坚持远东玻璃起源于西方[15]。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中国玻璃珠的图形、色彩及艺术设计做了比较仔细的描述,并与埃及等西方古国的玻璃珠作比较,认为较为相似,这是他们做出以上结论的主要依据。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分析和探究起源的类似的文章也较多[16—17]。20世纪中叶后物理分析方法应用于不破坏分析,因而有关中国古代玻璃的分析结果也在增多[18]

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Turner在综合分析各国古代玻璃成分后还认为,含PbO的玻璃在埃及、中东和印度于公元前已有,中国玻璃起源于埃及[19—20]苏联学者Bezborodov则根据中国发达的古代文明及陶瓷的发展,认为中国在公元前有可能出现自己的玻璃制造技术,同时中国古代玻璃中含有大量的BaO是其他国家古代玻璃所没有的[21]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 Needham)认为,含PbO的古代玻璃在西亚也是不多见的,而含BaO的玻璃在西方更没有见过。当然,不能认为BaO是作为铅矿的杂质引入的,因为同时代有很多只含PbO而不含BaO的玻璃,BaO是人们为降低熔化温度和增加光泽而有意识加入的。他还认为最早的中国古代玻璃可推到春秋和战国时代。中国古代玻璃是不透明的,东汉以后有可能出现透明玻璃和吹制技术[22]。(www.xing528.com)

日本学者丸山次雄曾系统地报道了古代玻璃的历史研究,详细地介绍了埃及、地中海区域、古罗马、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古代玻璃情况,但是由于病故而中断了关于中国古代玻璃情况的分析[23]。与其同时期的渡边逸郎,在谈到日本的古代玻璃发展时,他提出在中国汉代,玻璃制造技术是由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从中亚传至中国(洛阳),然后再从中国经朝鲜半岛(庆州)传至日本。主要的依据是早期中国和日本的琉璃珠(镶嵌珠,又称蜻蜓眼玻璃珠)的造型与西方的酷似[24]山崎一雄根据日本古坟时期出土的古代玻璃成分与中国汉朝玻璃成分的一致性,即含大量的PbO,确认中、日玻璃制品交流始于汉代[25]。在朝鲜北部也出土了2世纪的玻璃,认为由中国传入。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用现代分析方法对中国古代玻璃样品做了比较仔细的分析[26],也进行了介绍[27—29],对推动中国古代玻璃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图1.1 中国战国时期蜻蜓眼铅钡硅酸盐玻璃珠(a、b)(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Engle A在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古代玻璃制造做了一个较系统的介绍[30]。比较多的篇幅是在Seligman和Beck文章[13]的基础上介绍中国玻璃珠的图形、艺术和制作以及中国古代玻璃的成分,由于引用“外来说”,他对中国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的关系和来源介绍得比较多,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中西古代玻璃交流是有帮助的。这时国外其他博物馆根据其收藏,也有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玻璃的文章[31],但因为都是收藏品的文物介绍,所以科学研究的价值就不太大。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外对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的总看法大约为:中国早期(前5—前4世纪)的琉璃珠与埃及的护身器的镶嵌玻璃珠很相似,估计在史前已有贸易来往。BaO和PbO共存是中国古代玻璃的特征,主要出现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古代玻璃主要为仿玉器,以中国的璧为代表。罗马帝国时期,从波斯来了玻璃制造工匠,引进了玻璃吹制技术。14世纪伊斯兰玻璃影响到中国的搪瓷(瓷釉)的设计,15—16世纪浮雕玻璃的制造是由欧洲传教士指导的。加拿大的Warner与Bimson[32]测定出唐代乳白玻璃的乳白剂为CaF2与NaF晶体,认为中国使用萤石作乳白剂比西方早。根据Turner与Rooksby分析,西方古代玻璃在6世纪用氟磷酸盐作乳白剂,到14世纪广泛应用。西方到19世纪才使用萤石作乳白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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