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尤以画马享名于世。其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17岁时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担任图画教员。1916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先后留学日本、法国,游历西欧诸国,观摹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一)徐悲鸿的中国画教学思想——反伪求真
徐悲鸿生于一个民间画师家庭,早期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思潮推动下,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回国,开始在国内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徐悲鸿在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徐悲鸿主张艺术要求“真”,积极倡导“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的艺术精神,这是建立在对中西艺术优长的认识上形成的艺术观点。他引进西方的写实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认为:“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具有求真的精神。科学无国界,而艺术尤为天下之公共语言。”[5]
徐悲鸿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接受了西方学院的写实艺术,强调艺术为社会、为人生的美术教育思想后,他认为:中国画的“落后”是其“形象”失之“真实”,引进“写实”足以使中国画根本改观,这样便既维护了具有民族性的中国画,同时也指向了他所认定的艺术之“真”。[6]
(二)徐悲鸿的中国画教学体制——中西合璧
在创作理论上,徐悲鸿主张“融汇中西、以西润中”中西合璧的中国画教学体系。他在美术教育中引入“画室制”“导师制”,主张革新,反对守旧,重视写生,反对一味临摹的创作原则;注重素描的严格训练,设有石膏、人体、静物、国画、图案、理论等画室,加大教学力度,聘请了吴作人、张大千、陈之佛、傅抱石等画家来校任教。他提倡师法造化,反对因循守旧。他对中国画创新的理解是,在继承传统绘画基础上把欧洲古典现实主义的技法融入中国画创作,他自己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创造出富有时代感的新国画。他的教学体制不仅培养了学生坚实的造型基本功,也突出了美术教育面向社会的要求,体现了艺术时代性的要求。
(三)徐悲鸿的中国画教学方法——改良国画(www.xing528.com)
在徐悲鸿改良中国画的主张中,其主旨是面向生活、面向自然,以造化为师,创作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在对待西方艺术的态度上,他反对全盘硬搬、照抄和模仿,主张经过消化之后进行融合。
对中国传统绘画样式、技巧和造型法则的改革,是徐悲鸿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徐悲鸿绘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中国画之颓废当在文人画,因为文人画的发展,抹杀了具有优良传统的工匠所作大幅人物题材的华贵作品(包括壁画)。因而,他认为: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并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可采入者融之”[7]的改良途径。后又提出“要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又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8]。他以写实主义来改革中国画,以弱化神韵、笔墨的传统方式,准确的形似,加以素描的明暗结合,强调用结构的线条来塑造人物,这种“素描加水墨”的新形态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成为当时水墨人物教学与创作的主流模式,造就了颇为壮观的人物画家群,并成为影响至今的中国画教学模式。
(四)徐悲鸿的中国画教学目的——艺术救国
徐悲鸿的中国画创作大都借助历史画来表达他对社会正义的呼唤,立足于中国艺术时代气息、民族气派和鲜明地方特色的发展,他曾说过:“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求真理,则中国虽不亡,而艺术必亡。艺术若亡,则文化顿将黯然无彩。……诸位想想,倘不幸果是如此,我们将以何颜面以对祖宗。”又云:“吾本欲以建立中国之新艺术为题,只因吾国艺术,原有光荣之历史、辉煌之遗产,乃改易今题。所谓复兴者,乃继承吾先人之遗绪,规模其良范,而建立现代之艺术。”[9]所以,在当时流行现代主义艺术之风的中国,徐悲鸿坚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立场,始终以复兴中国画为己任,注重传统精华的继承,同时,将系统的、科学的西方绘画引入中国画的教学、创作之中,形成了一套艺术教育体系,延续至今。
(五)对徐悲鸿中国画教学模式的反思
在20世纪中国画教学领域中,徐悲鸿的中国画教育模式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且覆盖面最广的一种模式。他强调艺术的科学性,重视造型的写实性,引进西方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建立了画室制,改变了传统中国画陈陈相因的弊端,注重中国画的写生,强调画面表现和时代气息。他这一教学体系影响之大,覆盖面之广,是任何一位同时代的画家都无法比肩的。但是,这一体系显现出重视艺术家的培养而轻视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价值,强调写实而忽视了中国画的核心语言笔墨和写意精神。他从一端切掉了中国文人画的写意传统,从另一端切掉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传统。在他的一整套教学体系影响下,学生的作品有过多“水墨素描”的倾向,培养出来的艺术家更多地采用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忽略了中国画丰富的人文底蕴。尽管如此,在20世纪的中国,关注现实和深入生活、宣传革命美术是当时社会的需要,徐悲鸿的中国画教学体系无疑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潮流,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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