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画教育模式：中小学师资培训视角

任何一门学科的历史分期不仅可由时间概念进行划分，而且可依据这门学科自身变化的发端和结构形成来划分。中国画教学的“近现代”是指不同于传统中国画教育的结构性变化，它包括中国画教育思想性质的变化、目标的设定、内容的选择与安排、方法的运用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革。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下，20世纪成为近现代中国画教学激烈变革、绚丽斑斓的重要时期。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2]传统中国画教育体制表现为三种模式：其一是师徒相授，即师傅带徒弟，如顾恺之师卫协、韩干师曹霸、黄荃师刁光胤和滕昌佑、萧照师李唐、扬无咎师华光；其二是父子相传，如南宋陆探微之子陆馁、陆宏肃，梁朝画家张僧繇之子张善果、张儒童等；其三是宋徽宗在翰林图画院兴办的“画学”，他在人文修养方面教育画工，并以诗文训练画工如何表现诗意，这可被看成是中国最早兼具学校体制的教学模式[3]。

这三种教学模式其教学内容多为师法前辈、大家及其师傅作品的风格和画法，包括效仿和传承他们的画学思想，目的是师承古圣先贤和保存传统。但需留意的是，同样是师徒相授，自文人参与绘画之后，其“师徒制”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师徒制”是标准作坊式，以“技术”传承为主要内容。而文人参与绘画后，作为精英文化阶层的“师徒制”传授内容除了技术层面外，更强调“文”的重要性，关注对画理的体悟和意会，以便能传承其画学思想，可谓“师其心不师其迹”。最具代表性的有黄公望师法赵孟頫、文征明师法沈周、王时敏师法董其昌等。(www.xing528.com)

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清末洋务学堂的兴办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积弱累贫的现状，只有兴办“西学”，提倡新教育。1862年在北京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标志着中国近代西式学校教育的开端。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中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明确提出了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自此中国师范教育自成系统。1906年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正式设立了图画手工科，标志着我国师范大学美术教育的开始。此后，上海图画美术院、苏州美专、武昌艺专、国立北京美专、国立艺术院及中央大学艺术科等各类美术学院相继成立，并先后开设了中国画科目[4]。

19至20世纪，面对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形势，一些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在变革的潮流中并未丢失中国画的特质，他们坚持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增加学养，不断推进中国画的发展，如黄宾虹、齐白石、陆俨少等画家。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国画教学模式也开始孕育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徐悲鸿、林风眠和潘天寿。在近现代中国画教育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他们开创的三种中国画教学模式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且其影响延续至今。下面通过回顾和梳理这三种中国画教学模式，分析其利弊，希望能对当今高等美术教育中国画教学予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