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分析了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细胞的商品,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之后,又进一步详细论证了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的二重性。
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总是具有一定特殊形式的劳动,例如衣服只能是裁缝劳动的结果,镰刀只能是铁匠劳动的结果。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就是千差万别的各种不同的特殊形式的劳动生产出来的,这种能带来某种特殊使用价值的劳动就是具体劳动。既然商品首先必须是一个使用价值,所以它也首先总是一定的具体有用劳动的结果。
但是使一物成为商品的,不仅必须是使用价值,而且还必须是价值。当作价值,每个商品在质上都是相同的,只是在量上有差别,因此,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必须是质上相同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这就是说,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虽然有千差万别的不同具体形式,它们之中必然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我们若把劳动的特殊形式抽去,譬如我们抽去裁缝、铁匠等等劳动的具体形式,那么剩下来的就只能是人类劳动力的消耗,即人类脑髓、筋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消耗。在这里裁缝、铁匠等具体劳动,都不过是人类劳动力消耗的不同形式,这种抽去了特殊形式的一般人类劳动力的消耗,就是抽象劳动。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某一商品的同一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有着根本的区别,并具有不同的特征。(1)具体劳动是有用性的劳动,因而是从有用效果的角度来考察的劳动;而抽象劳动则是抽去了有用性的劳动,因而它不再被从有用效果的角度来考察。(2)具体劳动是性质不同的劳动,例如裁缝劳动在性质上就与铁匠的劳动不同。在商品经济中,这各种不同性质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就构成社会分工的体系。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劳动则是一般的人类劳动。作为抽象劳动,一切劳动在性质上都是没有区别的,也正因为如此,抽象劳动是简单劳动力的消耗。当作抽象劳动,复杂劳动只被看作是倍加的简单劳动。(3)具体劳动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不论社会形态如何,都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则是一定的特殊生产关系的反映。(4)具体劳动虽然是形成使用价值的劳动,但它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它必须和一定的劳动对象相结合,才能生产物质财富。抽象劳动则不同,它是价值这种抽象财富的唯一源泉。马克思指出:“这样的价值除劳动本身以外,没有其他‘物质’。”[1]
在劳动二重性的理解上,主要的困难是来自抽象劳动方面。有人把抽象劳动只看作是一种思维的“抽象”,是马克思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而作的一种理论假设,而在现实中它并不实际存在,这是不对的。正如价值是商品内在所固有的一个要素一样,抽象劳动也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它的客观性可以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会引起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运动得到说明。劳动生产力是指具体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在相同时间内使用价值量就会增加,但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由于是抽去具体有用性的劳动,所以不受劳动生产力变化的影响,同一劳动在相同时间内总是创造等量的价值。这样,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使用价值量增加了,单位产品的价值量却反而减少了,这一事实证明生产商品的劳动在客观上确实是有二重性的。马克思在谈到把各种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是一个客观现实时写道:“这种折合似乎是一个抽象,但这个抽象即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实行的。同那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比较起来,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并不是更加抽象,同时也不是比较不现实。”[2]
抽象劳动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范畴。什么是经济范畴呢?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3]抽象劳动当然也不例外,它也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因此,我们既不能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它,只把它看作是人们的脑髓、筋肉、神经,手等等的消耗;也不能把它看作只不过是各种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的总体的一种单纯思维的抽象。马克思就指出: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是种种劳动的具体总体的精神上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把握抽象劳动这一经济范畴的实质,就必须说明它由此产生的那种现实的生产关系。
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各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独立经营的私人生产者,因而他们的劳动具有私人性质,是私人劳动;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处在统一的社会分工当中,都彼此为对方生产着,他们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独立部分,因而,他们的劳动又同时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劳动。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就不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只有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的交换,私人劳动才能在事实上变成社会劳动。这就是说,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之间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他们之间的现实联系只能发生在市场上,只能借助于他们劳动产品的交换来建立。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社会关系,这样,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就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一方面,它作为有用的劳动,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并以此来证明它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生产者要想从社会取得满足自己需要的各种产品,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与其他生产者的劳动相等并进行交换,可是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劳动的特殊形式抽去,还原为共同的人类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否则就不能相互比较、相互交换。
这种情况表明,在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中,各生产者的劳动,虽然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它们并不能在具体的有用形态上直接成为社会劳动;而是必须首先还原为抽象劳动,然后才能变成为社会劳动。“这种劳动,要靠它采取与自己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的劳动。”[4]这种关系的特征在货币形态上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各个生产者的劳动要想成为社会劳动,成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首先必须把他们的产品实现为货币这个抽象劳动的体现物,然后才真正变成为社会劳动的一个有机部分,从而才能从社会换取自己需要的各种产品。由此可见,在这种生产关系里面,劳动的抽象形式是生产者间的现实生产联系的表现。抽象劳动就成为活动在这种经济关系里的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借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马克思所制定的这个新的经济范畴,就是人们之间的这种特殊历史社会关系的理论概括。抽象劳动也正是因为是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才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为了说明抽象劳动是一种历史特殊经济关系的反映,我们试把商品经济与非商品经济对此一下。我们先以原始公社为例,在那时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个人的劳动不是私人劳动,生产物也不是私人生产物,个人劳动在其具体的有用形态上就是由集体预先安排的,从而直接就构成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这里,劳动的社会性显然不是靠个人劳动之采取一般性这个抽象形式,或者靠它的生产物之采取一般等价物的形式。”[5]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封建社会的情形。马克思指出:“我们就中世纪的义务劳役和实物租税来看,自然形式上的一定的个人劳动、劳动的特殊性而非劳动的一般性,成为这里的社会联系。”[6]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全民所有制的全面建立,人们的劳动都直接纳入计划,从而人们的劳动将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作为我们上述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抽象劳动,也就不会存在了,将会有新的经济范畴来表现这种全新的生产关系。
抽象劳动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真正具有了最充分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而且也是由下面的情况决定的。(1)资本家进行生产,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只要能占有工人的无酬劳动,生产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他是不关心的。这样,抽象劳动就在现实上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了。同时,隶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者也只能是依照资本的需要,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顾不到自己劳动的具体形式。(2)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由于形成了平均利润,每一个具体生产部门对资本家都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同样好和同样坏的。在这里,劳动的具体的有用形态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劳动的抽象形式则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这是商品资本主义与其他经济形态相区别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劳动首先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被抽象的,马克思所制定的抽象劳动这个范畴,只是反映这种现实关系中所进行的抽象,所以,抽象劳动只是这种特殊的历史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在阐述这一点时说:“劳动这个例子明显地表示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抽象这个规定性本身来说,它们同样的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它们仅仅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7]由此可见,不密切联系着抽象劳动和由以产生的现实经济关系,是不能理解抽象劳动的实质的。
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和证明的。在马克思以前,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经济学家,虽然已经看到商品的使用价他和价值的区别,并且也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和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同一劳动加以明确的有意义的区分。因此,在说明劳动形成价值的时候,对一系列现实问题不能提出科学的说明。假如按照他们的说法,把价值笼统地归结为是单纯的劳动,那么为什么价值量不直接由生产者本人的劳动消耗决定,而要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呢?劳动不仅在具体形态上千差万别,而且在复杂程度上也是极不相同的,为什么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能够相等并按一定的比例交换呢?为什么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单位商品的价值反而减少了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在这些问题上都表现得束手无策,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就是马克思所发现并论证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形成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共同的人类劳动,是个别劳动的特殊性已被抽去了的一般人类劳动,因而,价值量也就不能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只能由一般的劳动耗费决定,即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这一规律的实质,也只有在把握了抽象劳动的实质时才能理解。对抽象劳动实质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抽象劳动不过是人们必须借助于物与物的交换来进行劳动交换这样一种生产关系的反映,在这种关系里,交换双方所直接关心的显然只能是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就不考虑也不可能考虑产品的个别的实际劳动消耗是多少,人们只能通过产品量来估量劳动量,等量的同种物品就被看作是相同的等量的劳动,等量等质的物品就只能在市场上换得同量的其他物品,这样,价值量当然就只能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了。李嘉图虽然也把价值量归结为必要劳动时间,但由于他不理解形成价值的劳动的特性和实质,因而只限于经验主义地描述,而不能科学地论证自己的论点,并且还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方面把创造价值看作是劳动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却把价值量看作是由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假如认为劳动天然就形成价值,这就意味着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甚至像鲁滨逊式的孤立的生产者的劳动也形成价值,这样,价值就只是人对物的关系,而不是人们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由此推论,那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价值量只能由各个生产者的个别的实际劳动耗费来决定。假如认为价值量不是由个别劳动耗费决定,而是由生产同种商品的社会平均劳动耗费决定,那么这就等于否定了价值是劳动的自然属性的说法,而在实际上承认它首先是劳动的社会属性,是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李嘉图的前后两种说法显然是一个矛盾,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当然不能使他的劳动价值学说成为科学的。另外,理解了劳动二重性,对于解决简单和复杂这两种质上不同的劳动为什么能够按一定比例相交换的同题就很容易了,因为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作为抽象劳动,复杂劳动只是倍加的简单劳动,所以就能按一定的比例相等。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是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不在二重性上把握生产商品的劳动,劳动价值学说就是不牢固的。
由于揭示了劳动二重性和抽象劳动的实质,马克思也就有效地证明了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是劳动在商品生产社会中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前面的分析指出,抽象劳动只是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建立现实联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同的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只不过是人类劳动的共同性在进行实际交换的商品生产者头脑中的反映,这样,价值的历史性也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假如不把抽象劳动从具体劳动中抽出来,只像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笼统地说劳动形成价值,那么价值的历史性也就看不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优于以往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根本,正是在于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论证了劳动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采取价值这种形式,这是二者的真正的分水岭。
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在马克思创立他的价值形式学说和货币理论中也起着决定的作用。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以前,是没有科学的货币理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货币的一些最好的说法,不过是指出了货币是商品,把货币的产生则说成是由交换的困难引起的,这些说法显然是极肤浅的。把货币的发生看作是由交换的困难引起的说法,既没有说明这种困难的根源,更没有说明为什么各种不同的商品可以用同一种商品来表现它们的价值,为什么商品的价值不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而一定要用与它们都不同的另一种商品来计量,显然,不说明这些问题,就谈不到建立真正的货币理论。他们所以不去说明这些问题,除了阶级根源外,就是因为他们不在二重性上把握生产商品的劳动,从而根本不了解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特性。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价值既然不是具体劳动的产物,而只是人类劳动的共同性的物的表现,只是人们间的社会关系在物的形态上的表现,因而,它就可能孤立地表现出来,不可能在一个商品本身的自然形式上表现出来,而只能表现在与该商品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另一个商品上,表现在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上。这样,由价值的本性就直接说明了它采取交换价值这种形式的必然性,同时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价值不能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而只能用另一个商品的数量来相对地计量。另外,既然价值的内容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因而也就必然要求有与这个内容相适合的形式,即要求有一个共同的统一的价值形式,正是这一要求决定着价值形式由简单价值形式发展到货币形式。货币就是全体商品价值的共同的价值形式。这种逻辑的分析(反映着现实历史的发展)就明确地论证了各种不同的商品为什么可能和必然要用同一种商品即货币,来表现它们的价值,同时也论证了交换价值为什么必然发展为价格形式。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正是在劳动二重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价值形式及其发展做出了科学的分析,这也就使币的本质在逻辑上得到了严密的论证,同时,货币的产生也就清楚了。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至于交换的困难,则只不过是这一矛盾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价值在货币形态上的独立化,本身就是交换过程的结果,是已经包含在商品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和同样包含在商品内的矛盾——即,个别私人之确定的特殊的劳动,必然表现为它的反对物,等一的,必要的,一般的,社会的劳动——发展的结果。”[8]
劳动二重性,不仅是建立科学劳动价值学说和货币理论的出发点,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都采取商品关系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也就是商品生产,所以它也直接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建立有极重大的作用。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马克思有可能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区分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同一生产过程,在同一时间内,作为劳动过程,工人的具体的有用劳动把原来资本的旧价值转移到新的使用价值上;作为价值增值过程,工人的抽象劳动一方面创造了自己劳动力的等价,另一方面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这样就清楚地阐明了剩余价值只不过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https://www.xing528.com)
既然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得到了科学地说明,也就揭露了在生产过程中,究竟哪部分资本的价值真正发生了变化。由此,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分析的基础上也就有可能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同时有根据地把剩余价值率肯定为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程度的表现。
马克思在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基础上,创立了他的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我们都很清楚,资本有机构成学说,对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有极大的意义。马克思正是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财富必然越来越积累在资本家一端,而工人阶级则日趋相对和绝对贫困化,阶级鸿沟日益加深,阶级对抗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正是由于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使马克思得出了结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剥夺剥夺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后结束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自己和其他劳动群众获得彻底解放。另外,在劳动二重性基础上建立的劳动价值学说和资本有机构成学说,使马克思有可能创立自己的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学说和地租学说,从而完整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
劳动二重性的学说还是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学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知道,马克思所以能创立他的科学的再生产理论,是与他彻底破除了统治很久的亚当·斯密的教条——商品价值只分解为V+m——有直接关系的。斯密所以把不变资本从商品价值中排除掉,是与他不懂得劳动二重性,从而看不到同一劳动中既有旧价值的转移又有新价值的制造直接有关的。当他把价值看作只是由劳动形成的时候,却忽略了不变资本在形成产品价值上的作用,从而就把价值只分解为v+m了。这样,他就混淆了价值生产物和年生产物价值,并因为这种混淆,把年生产物的不变价值部分漏掉了。很显然,这就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规律性的研究成为不可能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大体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规律性的理解,都是与劳动二重性直接关联的。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科学上感到走投无路的地方,总是与不懂得劳动二重性直接或间接联系着的。马克思从生产商品的劳动只有二重性这一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规律和重要的经济现象都剖析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看作是理解政治经济学关键的原因。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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