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发展

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产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出于促进财富增长这样的实际目的,才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斯密深刻地察觉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推动劳动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这一认识虽然不是自觉的,但却是本能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可能实行协作、分工和机器生产,就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也就没有财富的更大增长,也实现不了“富国裕民”的目的。斯密的这一认识是合乎实际的科学的。

现在有些人认为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不实用的,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应当直接把对象定位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否则会脱离中国和当代经济发展的实际。还有人认为时代发生了变化,已进入信息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加以转换,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它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理解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出于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革命这样“致用”的目的。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没有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那样深刻地观察和理解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研究生产关系过于抽象,不实用,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中就曾怒气冲天地批评过李嘉图,说“有人借口扩充它(科学),把它推到真空里去了”。萨伊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分析说成是抽象和脱离实际,显然是不对的。热衷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辩护的狭隘目的阻碍了他理解李嘉图理论的科学性,萨伊的怒气不过是因为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的分析导致对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的揭露,抓住了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他们的辩护理论树立难以逾越的障碍。

经济发展应当是经济学的一般主题,不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如此。马克思所以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革命结论,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能为生产力更快速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天地。但经济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研究,首先,它可以从生产力本身来研究,这包括改进生产工具,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熟练程度的积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自觉运用,等等。

有人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无疑是正确的,邓小平也曾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更进一步表明自然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自觉运用已代替分工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科学技术进步是属于生产力本身内容,现在的问题是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革命进行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只从生产力本身是找不到它内部发展动力的,作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的“人”,但不能是抽象的人,人不可能作为自然人单独存在,他们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在某种动机和激励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种支配人们活动的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正是源自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没有离开社会生产关系独立存在的社会生产力,因而也没有离开一定生产关系而能独立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支配下发展的。正是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离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去寻找生产力发展内部动力,是难以有结果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的两个不能分离相互依赖的方面,只能在它们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辩证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发展关系是理解物质生产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他们探讨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大国民财富的研究中,发现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财富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他们在经济科学发展上的历史功绩,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www.xing528.com)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分裂为两大阶级的对立日益明显,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分裂为两个营垒。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背离科学发展的正常轨道,走上有意识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道路。起初是由詹姆士·穆勒、萨伊、约翰·穆勒等为代表的,通过割裂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提出了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这样一个错误公式,把资本主义生产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从经济学中排除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后来马歇尔直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把经济学的研究从生产领域移到流通和经济运行层次,为改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至于深层本质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作为根基被隐蔽起来,只把呈现在流通表面的富丽堂皇的大厦外表显示出来。

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工人阶级的代表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的方面,明确地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方法,把对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上。

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虽然来源于古典经济学,但是对它进行了根本性改造。这一改造的基本点就在于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代替了斯密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观点,后者把资本主义关系看作是依据人的固有本性建立的人类社会最后的最合理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表述时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斯密的“分工”。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一个生产一般的概念,表现不出它的历史性、特殊性。分工有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产生了人类社会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斯密所说的分工并不是分工一般,而是指工场手工业的社会分工,集中了许多工人的企业的建立和企业内部的分工,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马克思一再强调它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外,马克思在规定研究对象时把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并列提出,这明显的是给予了“交换关系”以突出地位。这也是为了突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的表述方法。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以往历史各时代不同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古典经济学由于其非历史非辩证的思想方法的束缚,看不到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的历史特殊性,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流通过程的研究是缺失的,只有马克思才建立起了完备的严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总之,马克思与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上的不同点,在于历史观和方法论不同,马克思强调了《资本论》所研究的不是什么符合人性的生产一般,而是生产的一定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生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方面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详尽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是怎样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从协作和分工到机器大工业,另外也揭示了保证资源合理配置的在该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运行机制。与斯密和李嘉图不同的是,马克思站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立场上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方法,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当时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但它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随着在该关系推动下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显示出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因而必将被更适合新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所代替,以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迅速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分工这种新的生产力只有确立起资本与雇佣劳动这种关系才能发展起来,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创造了这种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下信用关系的发展决定着资本积累的速度；股份制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具体形式的出现迅速地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不建立股份制公司,蒸汽机就不成其为生产力,可能只是一件供人欣赏的玩具,机器大工业也就难以建立。如马克思所说的,“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情完成了。”^[4]

以上叙述表明,把社会生产关系确定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绝不是脱离经济发展实际和不致用的,恰恰相反,只有掌握政治经济学理论,十分重视和关注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发展,才是加速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途径。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实践也证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发展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