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国情：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研究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过艰辛探索，我们党确定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现代国家的建设目标，是基于对现实国情的基本考量，而我国当前最大的国情就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就社会性质而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就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50]其中，“不发达”与“现代化”、“农业国”与“工业化国家”、“自然经济”与“经济市场化”等一连串对比性范畴，表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要想从传统走向现代，现代化都是绕不开的必修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完成现代转型的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既要符合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定位正是这两个逻辑互动发展的结果。

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取向的，不可能也不应当去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51]。在这种资本奴役劳动的逻辑下，“主权在民”的原则蜕变为“主权在资”的现实。时至今日，尽管普选权在西方国家普遍确立，但“民主靠选票，而竞选要靠金钱”仍然是西方民主的游戏规则。资本利益集团影响选举过程，当选的候选人掌权后制定出偏向支持自己的资本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双方谋求各自的特殊利益。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本质上仍然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是服从于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压迫需要的政治工具，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52]因而，只有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才能让人民主权的价值原则真正变成现实。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绝不是取消民主，而是铲除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社会根源，实现“真正的民主”。正如卢森堡所说：“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于，当它走向政权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位置上，创造出社会主义民主以代替之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53]中华民族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就是要力争避免资本奴役劳动等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不幸，从根本上消除现代国家异化的社会基础，缩短和减轻中国推进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过程中的“分娩的痛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www.xing528.com)

按照马克思的预想，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将走向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将是国家走向消亡的过渡形态。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4]。我国的社会主义就是脱胎于一个君主专制制度历史悠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缺少一个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充分发展的阶段。如果此时就急于打碎国家机器、让国家走向消亡，而社会又缺乏一个成熟的组织系统和规范机制，其结果极易是“集权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几乎取代所有的国家政权机关，且一度取消了部、局（司）、处等设置，而代之以各种级别的小组，如政工组、宣传组、生产组等。“革命委员会”原本被认为要“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成为“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而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但它实际上却成为另一套官僚机构，权力高度集中又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制度约束，掌握权力的各级革委会干部随意以“代表人民”的名义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再加上封建专制主义传统长期的历史沉淀，使得封建的血统论被当作阶级论加以宣扬，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当作组织纪律性加以贯彻，践踏民主法治被当作“造反有理”的革命行动加以提倡，封建株连被当作划分阶级阵营加以推广，使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等更加肆无忌惮、难以遏制。这表明，中国走向国家消亡的历史远没有马克思设想的那样短暂。而且，落后国家要迈向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作为人类历史进程而存在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而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实行现代化的种种必要条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在中央、中层和地方各级要有强有力的政府”^[55]，从而依靠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采用政治动员、社会整合等方式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这都决定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历史任务是打碎专制主义的传统国家机器，而不是打碎现代国家机器，而且还要按照民主法治的发展逻辑健全现代国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