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无法通过自身的发展实现现代转型，而西方的殖民入侵又把它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变革自己的道路彻底堵死了。正如恩格斯所说，中国是“一个这样帝国……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在他看来，这个帝国“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接受人民革命的危机，在这里，就连一场激烈爆发的起义也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27]所以。无论封建统治者如何屈膝媚外，欺骗国民，以求苟安于一时，“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他预言道：中华民族通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东方，“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28]。这个“新纪元”意味着，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必将在彻底的变革中获得新生，包括：通过人民革命彻底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及其专制政治制度，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社会；对传统的所有制形式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使生产力获得充分解放和发展；摒弃闭关自守、隔绝于世的政策，以生气勃勃的开放姿态面向世界，广泛吸收人类进步的积极成果，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建设一个真正为人民幸福而励精图治、为民族振兴而锐意改革、为国家未来而深谋远虑的政府，清除贪腐奢靡之弊，高扬清正廉洁之风；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前夕。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29]这表明，马克思所称“中华共和国”，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然而，作为人类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现代化发展之上的，处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的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吸收自由、平等、博爱等源于资产阶级国家但属于人类现代文明的有益成果，按照现代化的逻辑建构现代国家。
其实，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即将兴起时，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局部地区的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指出：“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30]虽然这只是中国农民运动中自发产生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理想，但在他看来，随着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走向瓦解，随着生产力的解放日益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和“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必将发生彻底的革命性变化，必将出现彻底的社会变革。尽管这种变革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但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诞生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人民终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再现青春，不至于像其他一些文明古国那样在历史的风雨中衰替沉沦。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遥隔万里、互不相干的“两极”。马克思却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使用“两极相联”这个包含着辩证法精神的朴素谚语，生动地说明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出中国革命必将对世界现代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并作出卓越贡献。他写道：“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31]1882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以俄国为例探讨了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2]这是他基于东西方民族的不同特点，为东方民族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这条路可以让东方民族在完成国家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奴役劳动所造成的一切“灾难”“波折”和“破坏性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土地虽然是私有的而不是公社所有，但这种私有只是“家庭私有”而不是“个人私有”，具有一定的共有性质。更为关键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权力拥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而且，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又是“两极相联”的，这些都为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不仅确信中国将来要走向社会主义，而且还确信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肯定会独具特色，正如他在1850年所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33]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核心的“中国哲学”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顶峰的“黑格尔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两朵奇葩，由于文化土壤不同而各呈异彩；而“中国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是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支流，由于历史文化渊源和社会背景不同也必然各具特色。马克思用这个比喻揭示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同它所选择的现实发展道路之间的联系，各民族由于历史文化传统迥异，其形成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必然有所差异，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一个模式。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同于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其必须契合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差异之明显，就像中国哲学在内容与形式、逻辑与架构、范畴与概念等各个方面判然有别于黑格尔哲学一样，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34]后来，恩格斯在谈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前途时也说道：“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35](www.xing528.com)
马克思是在考察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发起过程时，使用“中国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他曾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并抱有很大期望。作为太平天国早期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也向人们描绘了“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愿景。然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衰落，马克思注意到这种旧式的农民革命不能突破中华帝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不能完成变革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他在1862年的《中国记事》一文中作了具体论述，指出这一运动是“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在他看来，太平天国运动“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36]马克思借用驻宁波英国领事夏福礼的话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大怪物”，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37]按照《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划分，太平天国推行的小农式社会主义低于资本主义文明水平，属于“反动的社会主义”中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层次，这就注定其失败是必然的。即使侥幸成功，太平天国也只不过是取代清王朝的另一个王朝国家而已。完成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还要寻找新的阶级力量，即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当然，马克思能够预测到中国必将走向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他不可能就中国将来如何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供具体的答案，这需要中国的革命者自己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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