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转型：殖民入侵的机遇与困境

马克思总是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和人类解放的大目标下加以分析。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兴衰更替之际，而西方已经经历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且随着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和交通运输空前便利，资产阶级通过殖民主义把包括世界上其他广大农耕地区和古老民族都卷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漩涡。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2]它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13]，“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4]。具体说来，“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5]。至19世纪40年代，中国作为最后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英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它的工业垄断地位和商业及海上的霸权地位，为争夺中国市场以获取更大商业利润，于1840年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引起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整个生存方式的改变，从而使这个古老的民族卷入世界现代文明潮流。这表明，中国农耕社会的崩溃及其向现代转型的革命因素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剧变使然。简而言之，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展，大工业逐步“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在这种历史趋势下，“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这种“革命”，将是一场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向商品经济主导下的工业文明的经济变革，进而以此为基础促进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因而，在马克思看来，英国运来的“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16]，中国这块“活的化石”正面临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古代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首先便破坏了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方式，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17]，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8]。这表明，在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激流中，试图保存古老中国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这只是一种幻想。“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19]这种社会危机势必孕育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就是历史为中华民族提供的机遇。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0]这表明，世界范围内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变化的大格局和总趋势，决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历来维持“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的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传统的农业文明通过革命性的变革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如果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自然经济还很顽强的话，那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它将面临全面的崩溃。恩格斯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便指出：“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21]在他看来，“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22]。(www.xing528.com)

西方的殖民入侵，客观上结束了中华帝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为这个古老的国家引入了现代元素，但这只是资本贪婪本性扩张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说，西方殖民者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当资本踏进中国国门，便脱下“文明”的伪装，暴露了它“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污”的野蛮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当资产阶级的目光从文明故乡转移到殖民地时，“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3]。鸦片战争后，英国等列强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贱买贵卖的特权”，从中国获得了割让香港、租赁土地和房屋、开埠通商、减免关税的政治特权，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24]。当时，“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25]。在他看来，统治中国的就是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和这样一支道德沦丧的官员队伍。因而，在战争失利之后，他们只能在外来侵略势力威逼下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求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而英国侵略者也借机利用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谋取殖民利益（为欧洲来的冒险家、投机商和土地占有者开了方便之门）。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的入侵，只是客观上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根本无意也不愿推动古老的中华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绝不是把中国改造成和他们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把中国变成供他们掠夺和剥削的殖民地，使这个古老帝国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马克思将这种殖民统治与封建统治相结合的方式称作“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欧洲式专制”，认为：“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26]这表明，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试图依靠西方殖民者的“恩赐”来实现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现代化的变革是行不通的，这个东方民族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变革自己国家的道路被彻底堵死了。这也决定了中国要成功实现国家的现代转型，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打败资本主义侵略者，结束半殖民地状态，实现民族独立，确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二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确立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