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和国：现代国家超越的理想性维度

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与资产阶级学者热衷于论证现代国家的永恒性不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即看到了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比如，有国外学者就把《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的总标题概括为“走向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扬弃”^[2]。而马克思这一写作计划的落脚点便是“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3]。在他看来：“现代国家要消灭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必须消灭现在的私人生活。而要消灭私人生活，国家必须消灭自身，因为国家只是与私人生活相对立而存在。”^[4]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就是为消灭作为虚幻共同体的国家以及这种共同体所依赖的整个社会经济体系而斗争。法国大革命造就了现代国家，但是由于现代国家是通过“民主的”公民们在现实国家的异化中产生的一种幻想，因此政治革命必须让位于一场“现实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不是国家的另一次简单转型，而是通过将国家纳入社会之中而达到国家的消亡。因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对于尚未达到法国大革命高度的德国来说，不仅要超越自身基督教国家的落后状况，还要超越法国政治国家的现代性道路。换句话说，对于已经基本完成宗教解放和尚未完成政治解放的德国来说，其前途应该是人类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德国人民“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他们的未来既不能局限于对他们现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他们观念上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因为他们观念上的制度就具有对他们现实的制度的直接否定，而他们观念上的制度的直接实现，他们在观察邻近各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已经经历过了”^[5]。这种超越性的彻底解放意味着德国必须“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6]。这种“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就是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社会革命。

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德国社会的出路在于变革市民社会，并把领导这场社会革命的力量寄托给了无产阶级，提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7]其中的“哲学”，不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旧哲学，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新哲学。也就是说，这种新哲学跳出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的市民社会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不再以私有财产基础上利己主义个人之间的“相互需要”为基础，而是进入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人类社会的思想界面，进而实质性地探索出在解决特殊的私人利益与普遍的公共利益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的方案。于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8]。这种作为“头脑”的哲学与作为“心脏”的无产阶级结合，正好能够控制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人性的欲望，从而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的普遍解放，即“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以便在以往发展起来的全部财富范围内自觉达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9]。这种“人的复归”意味着“市民”与“公民”分离的结束，同时也就意味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结束。而结束这种分离的途径，不是国家对社会的吞噬，而是社会对国家的吸纳，即把人自身“固有的力量”这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10]。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中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11](www.xing528.com)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资产阶级时代实现现实的分离，已经表明社会把经济领域收回到自己的手中。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呈现出一种国家重新统一于社会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把握住了现代国家资本逻辑的历史限度，认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12]在他看来，现代国家原本是市民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使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成为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成为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无法完成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历史任务。于是，马克思提出要在理想性维度上实现对现代国家的超越。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伟大尝试，也是马克思所见证的唯一一次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实践。因而，他是以巴黎公社革命实践为蓝本论证现代国家超越问题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要消灭国家政权这个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赘瘤”，让“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