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解放没有消灭宗教，而是在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后，让宗教从政治生活退回到人们的私人生活而归于市民社会，进而成为现代国家存在的前提。这反映了国家的一般本质所固有的缺陷，也映射出现代国家决定者——市民社会的缺陷所在。市民社会存在缺陷，现代国家才有存在的必要，现代国家所固有的缺陷正是市民社会缺陷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国家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顺利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为基础的。”[94]在他看来，现代国家的生成是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资产阶级时代的现实分离为前提的，而这二者分离与对立也就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分离与对立，其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内部利己主义的私人所有者个体存在与人的普遍交往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现实国家领域的诸多弊端都只是病征，其病根则在作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之中。而要医治这样的疾病，就需要诊治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的病根。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对国家问题的探讨，绝不局限于社会政治层面就国家论国家，而是从社会出发，把国家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深入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加以研究。
其实，早年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时，马克思便以私有财产为基础探寻从古代到中世纪和德国现存国家制度所“包藏的秘密”，提出不是国家权力决定私有财产而是私有财产决定国家权力的思想。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第二和第四笔记本附加的“主题索引”中，马克思把所有制问题置于索引的中心地位。他关注并摘录了历史发展中大量的所有制问题，包括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封建占有的不同形式和封建所有制的结构、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形式等，尤其研究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特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国家问题的影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以长子继承权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了私有财产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在长子继承权中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行使什么权力呢？行使这样的权力：政治国家使私有财产脱离家庭和社会，使它变成某种抽象的独立物。那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究竟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同这种本质相对照，政治国家还剩下什么呢？剩下一种幻想：政治国家是规定者，可它又是被规定者。”[95]马克思通过分析“无依赖性的私有财产”与长子继承权的关系，把私有财产视为国家的支柱和基础，揭示出地产这种“本来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是封建国家制度的最高秘密，进而也就暴露出了“国家在自己的顶峰就表现为私有财产”。[96]那么，作为现代国家的现实基础，现代市民社会包藏的秘密是一种什么样的私有财产呢？现代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不同于土地长子继承制的特点是否也是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差别的根源呢？这些疑问让马克思意识到，对于国家问题，“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97]。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和“所有权”置于一种与国家概念的革命关系之中。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政治国家的自我异化，并非根本发生在国家和法律所代表的政治领域，而是市民社会所在的经济领域。
于是，马克思改变了“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和国家进行批判”的写作计划，而转向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以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为基本研究线索，揭露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批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化作合理性辩护的国民经济学，初步论证了资本和劳动对立这一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的经济根源，即“人同人相异化”是“工人通过异化、外化的劳动”，生产出“同劳动疏远、站在劳动之外”的劳动主宰——私有财产占有者主宰劳动的私有制。[98]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分析批判埃德加·鲍威尔对蒲鲁东平等思想的思辨性歪曲，并在反思蒲鲁东的平等思想的过程中，自觉地区分了经济学和法学的研究视角，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关系的私有制和法律承认的私有财产权之间的联系和差别，把私有财产看作作为生产关系的私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和表现。正如后来他在《论蒲鲁东》中所说，政治经济学“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99]。资产阶级社会的私有财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而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即资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得到法律确认而成为私有财产纯粹性的完成形式。(www.xing528.com)
现代国家“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100]。而资产阶级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力量。前者拥有资本的所有权，占有生产资料，占支配地位；后者则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通过被资本雇佣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处于从属地位。这种资本支配劳动的对抗性关系决定了现代国家与资本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即现代国家广泛依存于资本关系统治下的社会利益集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蔽着的基础。”[101]在马克思看来，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政治形式，属于上层建筑，其存在的理由和方式是由经济条件与形式决定的。在一个劳动者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权利的社会里，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都会失去这种民主的真正意义。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而资本在经济领域对劳动的支配权必然导向在政治领域对劳动的统治权，进而达到对整个国家权力的掌控。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继续沿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向，深入“市民社会”的核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资本逻辑为基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本质则有了完整的认识和把握，揭示了现代社会同资本的内在同构关系以及现代国家制度与资本私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找到了现代国家资本逻辑的物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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