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代议民主催生现代政党政治。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采取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即以两党或多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为主要特征的政党制度。对于这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不少人极为推崇，将其看作最完美的政党制度。应该肯定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是对古代专制国家宫廷政治的重大超越，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人类政治发展的新机制。但是在存在资本与劳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这种政党制度在根本上是资本政治化的一种手段，本质上是以民主的假象掩盖资本对劳动的专政。
首先，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从17世纪中叶起，在英国议会内部逐渐形成了托利和辉格两大政党。这两大政党在议会内相互攻击、相互牵制、轮流执政，标志着西方政党制度的起源。对于这两大政党的冲突与对抗，马克思没有像资产阶级学者那样仅从政策分歧的角度进行考量，而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加以考察。他指出，托利党是“旧式贵族的党”，而“辉格党人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间阶级的贵族代表”。[86]这两个政党在政治较量中的差别不是英国应执行何种政策的差别，而是曲折地反映出英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比如，自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除了诸如1789年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复辟造成的若干次短期的中断，处于执政地位的一直是辉格党。马克思通过分析这一阶段英国历史后发现：“力图保持自己世袭的寡头政权乃是辉格主义的唯一特征。除此以外辉格党有时也加以维护的那些利益和原则，并不是它自己的，而是工商业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强加于它的。就像1688年以后辉格党和当时拥有极大权势的金融巨头联合在一起一样，在1846年我们看到它又和工业巨头联合在一起。辉格党对1831年改革法案的实行没有尽多大力量，正像它对1846年自由贸易法案的实行没有尽多大力量一样。这两个改革运动——政治的也好，商业的也好——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一当这两个运动中的任何一个发展到不可遏止的地步，一当它同时变为使托利党下台的最可靠手段，辉格党便上台执政，并把同政权有关的那一部分胜利果实据为己有。1831年辉格党人把政治方面的改革扩大到刚好不致使中间阶级过分不满的程度；1846年以后他们又把自己的自由贸易措施限制在刚好能替土地贵族保留尽可能多的特权的地方。他们每一次都操纵运动，以便阻止运动向前发展并同时恢复自己的地位。”[87]这表明，托利党或辉格党，只代表某个行业或领域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所有民众的利益。从现实角度看，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几乎都包含有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的要点，甚至被列为自己的首要目的。资产阶级国家各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均对这些政党施加不同的影响，使其政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从而导致政策代表的利益范围缩小，而普通民众大多被排除在外。而从马克思对1848年法国革命后政治走向的分析，可以看出，“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操纵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成果”[88]。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山岳党和秩序党以及秩序党内部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斗争，一步一步地攫取国家权力并最终政变成功的。
其次，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制度不过是资产阶级以民主的名义巧妙地维护其统治利益而有意采取的一种“障眼法”。1858年，马克思在评析英国资产阶级政党的议会斗争时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的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保持在同样一些手中而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它轮流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这形象地表明，资产阶级国家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设计，是资产阶级有意识地使用两只手来统治人民的方法，多党竞争的技巧恰好在于“在短兵相接的格斗中打击的不是职位，而仅仅是当时占有职位的人，并且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使这个人在作为大臣下台以后，马上又能作为大臣的候选人而上台”。[89]这样，相互竞争的政党表面上扮演着互相反对的角色。然而，政党之间尽管表面上斗争激烈，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分歧和争斗。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虽然会在竞选中把自己的施政纲领包装得个性十足，但执政后实际的政策差距并不大。就反对党来说，它反对的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本身，而是在这个国家中掌握政权的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同时自己也随时准备去掌握权力。反对党成为执政党，也只是政权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更迭，在维护资产阶级共同利益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即使被马克思视为“现代国家最完善的例子”[90]的美国也是如此。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所作的导言中，这样评价美国的政党制度：“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美国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外没有常备军，也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的官僚。然而，恩格斯说：“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91]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资产阶级专政集中体现为政党的专政。
再次，相互斗争的资产阶级政党，在镇压无产阶级反抗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点在法国1848年革命中表现得尤为典型。1849年3月初，法国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当时有两大敌对集团，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在两者中间的是三色旗共和党人。秩序党是六月起义以后成立的，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派。这是资产阶级两大集团，即大地主和金融贵族大工业资产阶级集团。这两大集团在共同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他们的选举口号是：“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个口号体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存在条件。秩序党有巨额资金，有遍布法国各地的支部，有豢养出来的思想家，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代表。通过选举，它占有了立法议会的绝对多数。社会民主党或红党，是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党结合而成。这个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山岳党（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言人）要充当议会里的先锋，就不得不与社会主义空谈家们联合。这时各个阶级发展程度还不允许无产阶级实行革命专政。同时，参加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的一些地方都站在了山岳党一方，这样山岳党就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因此，卷入革命运动的一切中间阶层，就必定把该党主要人物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1849年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的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炮轰罗马的控诉书。1849年6月13日，山岳党和受它影响的群众上街游行，游行队伍碰上尚加尔涅军队的刺刀，就一哄而散了。尚加尔涅则成了秩序党的救星。秩序党的镇压措施和路易·波拿巴及其内阁的各项法案的通过和实施，说明两个权力在镇压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只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发现完全无视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赤裸裸的镇压太危险，因而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进行改良，采取利益妥协、部分利益分享的办法，适度顾及无产阶级利益，以更好保护资产阶级核心的、主要的、根本性利益。这样的改良使得其剥削手段更巧妙、更隐蔽，当两个阶级没有发生冲突时，他们能部分考虑民众的利益，一旦发生冲突，资产阶级政党维护的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www.xing528.com)
以普选权、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创设初衷，是通过一系列制衡机制限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但是，现代代议民主制度只是资本统治的政治表现，这种“看上去很美”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继而导致行政权出现超常发展的现象。尤其是行政权对立法权的支配，更加反映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因为当资产阶级掌握行政权时，他们就会运用国家行政权等专制手段来控制社会大众，肢解社会力量。正如马克思在法国革命中所看到的，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1789年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以外，还不得不强化政府权力的工具并加强政府权力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到了路易·波拿巴时期，这个机器便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顶峰，致使像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都可以利用它来操纵社会[92]，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仍然是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极端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而现实的社会机体却极无独立性、极不固定……”[93]这表明，资产阶级无论采用哪种具体的国家形式，都不曾改变基于资本奴役劳动的专制统治本质，特别是行政权全面操纵着社会而社会无法控制国家权力。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机制，让社会大众有机会选举国家机构，却没有机会让社会大众背弃国家机构作出的一系列安排。官僚机构的利益和社会的普遍利益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同一性”，国家实际上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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