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民主是现代国家普遍采用的制度安排。普选权、议会、政党是支撑现代国家代议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这样的制度设计，遵循了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现实，有助于改变国家的寄生性。但在资本统治的逻辑下，这些机构和国家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是资本压迫劳动的工具。这些民主共和机构和制度的设立，是出于资产阶级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需要，以实现其阶级统治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这些机构和制度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的需要，甚至妨碍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资产阶级就会对其加以改变甚至废除，使现代国家仍然不能摆脱被社会供养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的历史命运。比如，马克思通过分析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从第二共和国向第二帝国的演化过程，认为路易·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这个寄生物“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制度、从事愚民勾当的教会、唯命是从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已完全脱离社会，甚至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平庸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它已经无须再使用旧欧洲为反对1789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的武装同盟这样的借口了。它不再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政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就是第二帝国：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了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对生产者的统治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今天的贪污腐化之盛行，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56]。这表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只是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资产阶级为了对付来自无产阶级的威胁，不得不消灭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把它让位于更加有效的路易·波拿巴的专制，使“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57]。这个脱离了资产阶级议会控制的第二帝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最后阶段，更好地保护了资本的统治，成了代表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58]。(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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